APP下载

基于游憩绿道的地域生活网络重构研究以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绿地系统规划为例

2015-09-28王敏崔芊浬

风景园林 2015年9期
关键词:松桃绿道节点

王敏 崔芊浬

1 地域生活网络构成因子(作者自绘)

1 引言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地域文化这一文化形态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产生于现代社会语境之下,指在突显差异、强调交流、重视发展的社会背景中,人们以不同层次的地域聚居单元为基础,对文化多样性和景观差异性的关注与研究而形成的文化种系[1]。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同质化相博弈的两极发展特征,并且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信息传播速率的加快而不断嬗变、动态发展[2]。作为地域文化传承演进的重要载体,生活网络是指人类生活行为长期加诸于自然生态或人工户外空间所形成的社会活动印迹。它将各种生活场景相互串联叠加,形成满足居民多样需求的、集聚社区和城市活力的网络化功能空间。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各地域聚居单元之间原有的相对封闭的时空体系被打破,工业化、程式化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都对地域文化及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都市化”的空间形态和规划理念被大规模的复制,曾经与居民生活血脉相融的生活网络格局破碎、消解,地域性特征趋向消失[3]。而随着城镇化发展成熟阶段即将到来,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已逐步走向平和理性,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关注则日趋重视。如何在保留原生文化记忆的同时适应城镇发展的需要,在城镇更新中保护、挖掘、传承和激活传统生活空间与文化内涵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议题。

松桃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处在黔、湘、渝两省一市结合部。县域内多民族杂居,以苗族、汉族占主体,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38%,是全国最早成立的5个苗族自治县之一。作为黔东北的苗族主要聚居地,县域范围内完好保留了原生苗乡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等;而其地处武陵山脉梵净山北麓,境内地形起伏明显,地貌组合形式复杂,丘陵峡谷与江河湖泊组成了松桃县域“山清水秀”的城市风貌和“山环水绕”的城市格局。充满民族风情的人文意蕴与山水相融的自然环境为松桃城市发展和绿地系统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基底。近年来,松桃进入跨越式快速发展阶段,如何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下,传承和延续原生山水苗乡的地域空间形象特色,组建、重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崭新生活网络体系,成为松桃县城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挑战。

2 苗寨传统地域生活网络的要素与特征

城市景观是物质形态(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等)和文化形态(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综合反映,而网络化的功能空间形式正是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活动不断对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基底进行干预、改造的结果。人是城市的主体,人在城市中进行各种生产、生活活动的路径成为保证城市机能正常运转的通路,因此,生活网络的畅通和便捷与否对一个区域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网络中每一段经纬线都是对城市风貌最深入、最具体的剖切,是该地域历史文化积淀和居民生活方式的集中展示,是外来游客初识城市风貌的首要途径,因此,城市生活网络也是地域文化传承演进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生活网络是多重网络体系复合叠加的结果,其中,对于生活网络的形成发展起到最主要作用的组成因子有三种,即山水自然网络、城市肌理网络、人文风俗网络(图1)。其中,山水格局是生活网络存在的环境基底和限制条件,初始生活网络的形成即是人类活动在原始自然条件下由单一聚居点向外扩散、蔓延的结果;城市肌理是人类作为主体参与生活网络构建的物质表现,建筑和开放空间都是网络系统上的重要节点,街道和基础设施管线作为连接路径将他们彼此串联,保证城市基本职能的顺利运行;人文历史传承是人类作为主体参与生活网络构建的精神表现,民风民俗和文化遗产深刻的影响着原住居民的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价值取向主导下的城市建设,并往往成为网络体系上的重要节点。

在长期的历史迁徙中,苗族人民传承自己文化的同时不断适应生境,形成了鲜明独特的古村落文化。传统的黔东南苗族生活网络构成要点可总结为“上山建寨,望水而居,以坪为心,因势布局”,即为防御安全考虑,通常村寨选址半山腰,前有山麓坝子,后与山林相连,利于就地取材并防止滑坡和水土流失;同时出于对水畏惧,往往顺水建宅,靠近河流但不毗邻河岸,以利于生活便利并防止洪涝水患。村落居民往来的通路,分村落主道、岔道和村外通道,均用石块或鹅卵石砌铺,路面干净整洁[4]。盖因在苗族的历史迁徙中,人口的锐减使苗族产生了对人丁兴旺的强烈要求,作为迁徙中跋山涉水的依托,“路”是生命延续、种族繁衍的象征,在苗族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苗族原生的“路”文化。在村寨的整体布局组织中,“坪”是具有向心力的重要开放空间,往往位于村寨主要道路交汇的中心[5];苗人喜爱鼓乐笙歌,有“苗不离笙”的说法,作为芦笙场或钟鼓场的坪,在苗族漫长的被征讨迁徙的历史中,其上举行的集会、祭祀、盛大歌舞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祭祀和欢乐本身,而是为了联络八方情感,增进族际团结和友谊,从而达到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目的[6]。可以说,“山”、“水”、“路”、“坪”是苗寨生活网络中最重要的四种元素,其中,“背山望水”的村落选址格局构成了苗寨的自然生态基底,坪与路作为重要的开放空间节点和人流路径组织起村落的肌理脉络,而衍生于其上的追求子孙安康、团结强大的文化心理,则赋予了苗民们强烈的心理认同。传统的苗寨生活网络即为村寨居民在私密的家庭生活空间,林、田等生产空间与坪、场等社会交往空间流动的路径网络。

3 地域生活网络的衰退与重构之法

3.1 松桃原生苗寨生活网络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受构成因子的限定,传统地域生活网络具有地域特异性的主要特征,不同的地形、文化与城市形态决定了各地域生活网络的结构各不相同,并随客观条件和主观理念的更替而缓慢演进。然而,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推进,传统生活网络固有的差异性和相对稳定性逐渐瓦解,强势文化的外溢对地域聚居及其文化的特色构成威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使人们忽略了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重视[7]。固有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打破使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减弱,生活网络中重要文化节点和线路的消失带来地域文化记忆的消解,个体发展需求的突出和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过分追求往往导致城市的功利化生长蔓延,而这种缺乏科学性的发展往往对城市原有绿地空间和游憩空间造成挤压,侵占趋势,与原有的生态大环境和文脉传承利益相冲突。随着城镇的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松桃苗寨传统的山环水绕、阡陌相交、邻里相闻的生活网络因无法适应人们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逐渐式微,而现代生活空间在重构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下的一系列问题:

(1)城市建设外溢与原有山水生态格局难以融合的先天不足:城市建设的发展对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蚕食,宅前屋后的小型绿化以及坝田逐步消失,硬质化的人造空间与山水环境无法通过绿地交融串联,割裂了山水交融共生的自然网络。(2)社会功能迅速提升与游憩空间发展相对滞后的需求矛盾:快速城镇化浪潮使城市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松桃苗族社区承担更加多样化、开放化的生活休闲功能,然而现有的开放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老“松桃八景”等松江河沿岸原有景观节点多有佚失[8],滨江景观缺乏秩序性和明确的景观表现主题,并未达到“有效汇聚人气的活力地带”的目标诉求。(3)中心城区高强度开发与历史文脉保护的利益冲突:松桃老城区愈加高强度的地产开发为历史文脉的保护带来隐忧,滨江景观节点存在“数量少、功能单一、分布不均”等不足,文保遗产分散零落,或被城市开发用地包围成为孤岛,无法形成网络化的“城市文脉地图”,对整体城市文化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

针对城市发展中对生活网络提出的新的生态要求、功能需求与文化诉求,研究发现多层级、多功能的游憩绿道系统对地域生活网络重构具有重要作用。

2 绿道网络维系下的“水-城-山”关系

3.2 游憩绿道——地域生活网络的再生途径

绿道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继查尔斯·利特尔(Charles Little )在《美国绿道》(Greenway for America) 中对绿道做出最早的定义后,杰克·埃亨(Ahern)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目前大家较为接受的greenway定义:“由那些为了多种用途(包括与可持续土地利用相一致的生态、休闲、文化、美学和其他用途)而规划、设计和管理的线性要素组成的土地网络[9]。”该定义强调整体土地保护网路的构建,已超越了利特尔定义中“线性”的层面及其所涵盖的类型。

绿道理论发展至今,网络化的特征已经越发突出[10]:从组织机制上看,山水脉络的自发生长演替、人文活动的价值驱引、经济发展的效益驱动和政府规划的指示主导是绿道发展的主要动因[11]。功能方面,绿道概念诞生之初就具有生态环保安全防护、游憩活动场所提供、城镇风貌形象展示的三大基本功能,发展到今日,更成为兼具生态、娱乐、教育、美学、经济、疏散等多重复合功能的综合系统,其主体骨架与城市街道、河流等线性空间可以有机结合,与未来城镇的发展结合得更为紧密[12]。组织机制上的相同、功能效用上的相似为地域生活网络借助绿道系统重构提供了可能。在原有传统苗寨生活网络消退瓦解、新的现代生活网络系统亟待重构的今天,以绿道网络的形式组建起地域生活网络的崭新构架不失为一种极具可行性的新尝试。

4 绿网交织,山水融城——地域生活网络时代重构

城市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前沿阵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居住和劳动方式改变,传统的集会式聚集活动日愈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断裂,人与山水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减弱,城市因为缺少人的流动和聚集而缺乏活力。因此,重构符合新的城市生活的地域生活网络,一方面将城市居民由家庭引入新的网络节点——城市开放空间,另一方面将绿道伸展至城市外围的山水空间,引导居民开展郊野游憩活动,是激活城市发展,满足市民需要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松桃地域生活网络的重构中,营造人文氛围浓郁、生态环境良好、满足使用需求的开放空间节点,综合城市道路建设、空间节点串联、居民使用便利而把握绿道选线,最终形成以居住社区为“源”、游憩绿道为“流”、山水空间为“汇”的松桃县城地域生活网络,以绿道重新打通城市与山水脉络之间的联系,用绿色开放空间柔化建设用地与山水之间的界面;在紧张的用地需求下开辟网络化绿色空间,构筑城市慢行网络系统,确保市民步出家门既能享受到生态福利;环境怡人的游憩绿道联通从社区到文化景点的路径,将人文历史遗存从孤立的点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网络,便于统一管理,亦有助加深本地居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图2)。

表1 网络节点——新“松江十景”

3 松桃县城三级绿道网络规划概念图

4 松桃县城地形高程现状图

4.1 绿地为汇,节点锚固——松江十景网络点睛

凯文·林奇(Lynch.K)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将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研究的内容归纳为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13]。城市节点营造是塑造城市形态特色、强化审美意象的有效手段。开放空间节点作为生活网络中人流汇聚的容器,其位置决定了网络的形态,其数量决定了网络的密度,它能否展现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能否为居民提供便利舒适具有吸引力的活动场所,能否提供生态安全、环境优美、亲近自然的游憩空间,对于生活网络的质量至关重要。在松桃苗寨传统生活网络中,作为村落祭祀、歌舞、娱乐场所的坪,担负着会聚八方来客、联络寨民感情的职能;除去节庆祭祀,在日常生活中,居于主要道路交汇之处的坪场也成为苗民赶路中、劳作后休憩、交谈的场所。当聚居的村落不可避免的被城镇化的楼宇所取代,为松桃人创建一个提供交流、集会、休闲场地的,代替“坪”的开放空间,是对传统苗文化的一种延续与衍生。在对松桃县城的历史文化古迹、自然生态条件和居民活动偏好进行调研分析后,结合松桃县志关于“松桃八景”的记载,考虑绿道选线,主要在松江河两岸绿道交汇处复建、新建“松江十景”,成为锚固生活网络的重要节点(图3、表1)。

4.2 绿道为流,选线布局——三级绿道网络通脉

动态性是生活网络的主要特征,生活网络的组织形式随着时代和地区的发展而不断生长衍变,而作为城市中输送人的血管,只有其具有流动性才具有生命力[14]。“任何一个美景的片断都是通过观察者立足于路上某点来获得的”,作为网络中的连线也即输送通道格外的重要。松桃苗寨的道路,大多“傍山而行,依水而走”,道路多依地形为两山所夹或沿河迤逦,体现了“道路不必准仲绳,城郭不必中规矩”的特点,行走其中带来了“步移景异”的奇妙效果[15]。与此同时,路在苗民心中也象征了子孙繁茂、福寿安康的特殊生命意义。在松桃地域生活网络的重构实践中,绿道作为网络连线既发挥衔接作用,联系起重要的开放空间节点;更起着引导人流的作用,吸引人们走出家门,在城市开放空间和郊野空间中休闲游乐,实现从“源”到“汇”的转变。在道路选线中,既参照地形要素,将绿道安排在地势较低的山谷、河边处,以满足苗民对山水空间的天然亲近(图4),同时综合考虑对开放空间节点的联系、所在区域的现有道路情况、居民区的覆盖率,构筑“环城绿道-滨河绿道-慢性绿网”三级绿道体系(图3)。其中,环城绿道即为环绕松桃中心城区的闭合绿道环线,串联起松桃县城的各游憩节点,与滨河绿道共同形成松桃绿道网络的骨架。滨河绿道包括“一轴”和“五廊”:“一轴”即为带状的松江河滨河绿道,南北纵贯松桃中心城区,连接市区内重要功能组团和绿色节点,沿岸集锦松桃苗族的文化底蕴和山水特色景观段,是松桃县城的重要生态通道、游憩发展轴和标志性景观带。“五廊”即为依托五条松江河支流(平头司河、枇杷河、南门河、道水河、镇江河)而建的滨河绿道。慢行绿网覆盖县城公共中心区和两片生活区,连接休闲游憩型绿地,是联系滨河绿道和环城绿道的日常游憩路径。慢行绿网以居住区为“源”,沟通大型面状公园和小型绿化节点,保证居民出行5分钟内进入地域生活网络体系,便捷的绿色通道给居民提供舒适的日常游憩空间,构筑城市绿色慢行系统。于此同时,在主题策划中融入松桃独特的苗族文化和山水格局,规划形成集休闲游憩、生态保育、文化科教、视觉形象于一体的生活网络空间,考虑结合地域山水风光、苗族风情和市民老城记忆,力求绿道网络真正获得市民心理认同并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提升居民对于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表2)。

表2 松桃县中心城区绿道一览表

5 结语

“文化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真正量度,即人的尺度;文化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即以人为本。文化积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融会在人们的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之魂[16]。”城市文化既是城市景观物质形态的诱因,又决定着人们对城市这一客观对象的感知过程。而人类能动性的聚居空间实践则具有影响、强化、记录城市文化发展的作用。在这一漫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地域生活网络,是地域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心理需求双重选择的结果,是记录地域自然、人文特色的“记忆地图”。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规划实践证明:在传统生活网络遭遇现代生活方式和城市开发冲击的今天,绿道系统作为集生态环保安全、旅游游憩活动、城镇风貌形象于一体的景观网络,既可作为现代城市户外游憩活动的新兴载体,也是城市发展新格局下联通生活场所的重要路径,对于保护、挖掘、传承和激活传统生活空间与文化内涵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在这种基于游憩绿道途径的地域生活网络再生模式中,绿道成为社区居民穿越城市的通道、活动发生的场所、文化再生的触媒,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活力。

[1]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37-39.

[2]Douglas W, Muller L. Urban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y Urban Region: the Road Forward [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0.

[3]仇保兴.复杂科学与城市规划变革[J].城市规划,2009,33(4):11-20.

[4]杨东升.论黔东南苗族古村落结构特征及其形成的文化地理背景[J].昆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30-34.

[5]王炎松,陈牧,邵星.巴拉河流域苗寨的聚落格局特征初探[J].建筑文化,2010,(1):169-171.

[6]王敏,石乔莎.基于传统地域乡村聚落景观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为例[J].风景园林,2013,(4):89-95.

[7]黄嘉颖.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83-84.

[8](清)徐宏主修,(清)萧官纂修.龙云清校注.松桃厅志校注版[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9] Ahern J. Greenways as a Planning Strategy [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5(33):131-155.

[10]何昉,高阳,锁秀,叶枫.珠三角三级绿道网络规划构建实践[J].风景园林,2011,(1):66-71.

[11]黄伊伟.绿道规划可持续性的探索——访美国绿道专家杰克·埃亨教授[J].风景园林,2013,(6):72-77.

[12]刘滨谊.城乡绿道的演进及其在城镇绿化中的关键作用[J].风景园林,2012,(3):62-65.

[13](美)凯文·林奇,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

[14]王纪武.地域文化视野的城市空间形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5:42-44.

[15]翁有志.黔东乡土聚落景观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22-25.

[16]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中英文本)[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09.

猜你喜欢

松桃绿道节点
CM节点控制在船舶上的应用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usage distance for common users
骑行绿道“潮”玩成都
基于AutoCAD的门窗节点图快速构建
松桃:男子如松 女如桃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й фестиваль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ности мяо в уезде Сунтао
铜仁市委离退局调研员罗用娉一行到松桃调研指导工作
依托百里汾河工程构建体育健身绿道的思考
抓住人才培养的关键节点
三明市建设城市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