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梦悦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及冼星海逝世70周年专稿）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之外的人和事

文/王梦悦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时，讲述了一位中国音乐家的故事，他说：“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的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欢迎。” 不幸的是，年仅40岁的冼星海于1945年10月病逝于苏联。后来，延安各界为其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一曲《黄河大合唱》（以下简称《黄河》）让冼星海名垂青史。多年来，《黄河》传遍了海内外，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冼星海及《黄河》之外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撷取了其中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一、为了创作需要，享受吃鸡的待遇

1937年9月，武汉街头，一名青年男子脚步匆匆地走在人流中，他清瘦、干净、优雅，眉宇间透出一丝忧郁。这位身材颀长的男子就是冼星海。

“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步步紧逼，平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神州大地，哀鸿遍野。千年古城武汉一时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各地众多抗日志士、文艺人才齐聚到这里。

冼星海是应周恩来和郭沫若之约从上海来到武汉的。此刻，他只想把一腔热血，投入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音符成为了他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歌声是他唤起全国人民参战的号角。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冼星海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不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收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聘请冼星海赴延安任教的信。冼星海于当年11月初抵达延安并于1939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1938年11月至1940年5月）成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巅峰时期。

到延安后，作为音乐家的冼星海对住窑洞吃小米很不习惯。毕竟留法6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经常与周边环境不时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很不习惯，认为是白白浪费时间，影响创作。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只有小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等“轻武器”。有时，因无处发泄，冼星海竟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子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不过，冼星海很快适应并被“改造”了过来，他不但慢慢地适应了色泽鲜艳却口感粗糙的小米饭，还慢慢地习惯了开会、听报告等政治学习。他在给田汉的信中说：我“已经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那时延安的生活条还比较艰苦，冼星海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算是优裕的，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而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那时的生活标准是，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有那些知名的文化人、大学者5元至10元。那时的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才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相比之下，冼星海的待遇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的燃烧确实也离不开充沛的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产阶级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

二、毛泽东单独接见并送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墨水

1 9 3 9年2月，冼星海和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去看望因骨折正在休养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光未然当场为他们朗诵了自己的新诗作《黄河吟》。这首长诗来自他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 0 0多行的诗句，25岁的光未然一气呵成。当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窑洞内顷刻间掌声爆响。这时，只见冼星海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拿走了诗稿，躲进了山坡上的小窑洞里，光未然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昼夜不分一直在不间断地创作着，终于完成了《黄河》的曲谱。创作前，因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改吃白糖。他有吃甜食的习惯，他要求光未然为其谱曲买两斤白糖。冼星海喜欢喝咖啡，但延安没有咖啡，妻子钱韵玲便把黄豆炒熟后磨成粉并拌上白糖，用开水冲成“土咖啡”；烟斗嘴坏了，冼星海就把一支毛笔的笔头拔掉，将笔杆插在烟斗上当烟嘴。对于艺术家来说，心灵的自由与享受，远比物质的富足更为重要。那段日子，妻子钱韵玲不但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为他熬红枣汤、烤山药蛋，煮“土咖啡”，给他的烟斗里装上烟丝，还帮他在纸上画好五线谱……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普通窑洞里，诞生了这部激昂亢奋又婉转抒情的时代乐章。《黄河》音乐特点为中西结合，其中既融入了晋陕民歌及古曲《满江红》的素材，同时又具有广东音乐的特征，音乐与内容浑然一体，用山呼海啸的黄河怒涛表现中华民族磅礴汹涌的抗战气概。一位诗人曾说：“从歌声中可以听出一个民族的命运。”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由“鲁艺”合唱队、抗战剧团和其他院校人员组成的百人合唱团在“鲁艺礼堂”（即老天主教堂）演出，冼星海亲自指挥，原“西战团”钟伟担任朗诵。当时乐队非常简陋，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却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演出大获成功。毛泽东看后连声称“好，好，好”。当毛泽东获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不少蘸水笔时，特赠他一支派克钢笔与一瓶派克墨水。李富春同志还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则专门拨出一孔窑洞给冼星海，配备一名通信员照顾他的生活，还送来一筐蜡烛供他夜间创作。

此后不久，“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到处传唱。冼星海也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黄河》，经常忙得回不了家，很快，他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一直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有时还用来专门接待国共将领、民间团体及外国宾客时演出。如国民党元老张继、侨领陈嘉庚、作家茅盾、美国军事考察团、马歇尔将军等。

冼星海的另一支抗战名曲是《生产大合唱》（塞克词）。1939年春，延安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一天，诗人塞克在延河边散步，人来人往的大生产繁忙景象，深深触动了他。恰在这时，冼星海多次向他索要歌词，并专门嘱咐要写一些“厉害的”。塞克眼前忽然一亮：这大生产运动不是很有意义很“厉害”么？于是，塞克当即在延河边构思，几天后，一部多场《生产大合唱》脚本一气呵成。冼星海拿到脚本后，随即投入创作。白天，他闭门谢客；晚饭后，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窑洞前散步，切磋作品。这首《生产大合唱》冼星海也是仅用6天就谱写完成了。

三、生命中的“真命天女”在抗日救亡中翩然而至

1937年秋天，32岁的冼星海随戏剧家洪深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辗转来到武汉。在武汉，冼星海创建了“星海歌咏队”。歌咏队里有一位扎短发、瓜子脸的年轻姑娘引起了冼星海注意。姑娘告诉他，自己叫钱韵玲，是小学音乐教员。冼星海向她讲述了自己在法国留学时的经历以及东北沦陷后自己内心的痛苦……冼星海的诚恳、朴实，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让冼星海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生命中的“另一半”——“真命天女”，会在这场抗日救亡中翩然而至了。

钱韵玲的父亲钱亦石是中共早期党员，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钱韵玲自幼随父亲在上海读书，还和母亲经常为地下党传递情报。“七七事变”后，她回到湖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对冼星海，她并不陌生，早在3年前，在上海新华艺专的她，曾以一名合唱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冼星海创作的《战歌》的唱片录制。只是她认得他，他却未必记得她，他们之间相处的日子不少，交谈却不多。

1938年初，钱亦石率战地服务团去浙江工作，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回到上海后不久便不幸逝世了。消息传到武汉，举城哀恸。冼星海更是悲痛不已，当即挥笔写下了一首挽歌。

挽歌写好后，要把歌谱交给歌咏队排练，之后在追悼会上咏唱，当歌咏队派钱韵玲来取歌谱时，冼星海这才知道钱亦石是她的父亲。

此后，他们的交流便多了起来。不久，著名演员金山来到武汉，筹拍一部电影，拟在武汉东湖取景拍摄。金山一直非常欣赏冼星海的艺术才华，不仅让他担任影片配乐的作曲，还让他在其中饰演了一个角色。影片中还缺乏一个女演员，冼星海便向金山推荐了钱韵玲。金山见到钱韵玲后，非常满意，立即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决定让钱韵玲饰演另一个重要角色。拍摄电影的日子里，冼星海和钱韵玲朝夕相处，东湖湖畔，有他们漫步的身影；垂柳之下，有他们轻悄的歌声，一张两人一起踩水车的剧照记录了那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

在1938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冼星海袒露对钱韵玲的爱恋之情“……韵玲拿热水来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觉得她心地很好。不仅纯真可爱，而且外表美又能处处表现出来。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冼星海还郑重地把影片插曲《江南三月》献给了钱韵玲。那个世道极其混乱、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一首深情的歌曲，无疑是绝好的定情礼物。7月，俩人终于订婚了。

秋天，武汉会战打响，这时，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信。两人经过商量，决定一起奔赴他们向往已久的延安。

10月，他们俩离开武汉，先是来到西安，随后又装扮成侨商，乘坐一辆救护车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途中，他们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郑重地给了对方一个不离不弃、执手共度人生的承诺。

洗星海夫妇抵达延安后，延安的文艺界沸腾了。一大群鲁艺的师生簇拥着他们进入大礼堂，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

不久，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冼妮娜降生了。出身贫寒命运多舛的冼星海，终于真正体会到了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其乐融融的幸福滋味。

四、音乐家客死他乡，远方的妻子一无所知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激励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斗志，八路军电影团拍摄了一部名为《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导演袁牧之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乐，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在西安等待出行的半年时间里，冼星海给留在延安的钱韵玲写了十几封信，还多次托友人给妻女带去饼干等物品。

在苏联期间，冼星海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就已开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等作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为了返回祖国，冼星海费尽周折，却始终没有如愿，也彻底失去与国内的联系。后来，他想经由蒙古回国，先后辗转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库斯坦纳依等地，但此路仍不通行。

几年颠沛流离、身心疲惫的生活彻底摧垮了冼星海的身体。他在库斯坦纳依病倒了，肺结核、心脏病、肝病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却不能得到救治，库斯坦纳依没有像样的医院，他只好长途跋涉来到莫斯科求医。

重病中的冼星海，找到了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李立三，李立三将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但李立三于1939年11月刚刚从苏联监狱获释并停止了党籍，在莫斯科也属无国籍游民，原住的共产国际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只得挤住在只有30平方米的岳母家中，当中用白帘相隔，一边是李立三的嫂侄，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李立三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自己睡地铺。

后来，在李立三的奔波下并得到斯大林批示，冼星海得以入住莫斯科一家医院。由于他患的是血癌，沉疴积疾，医生回天无力，于4个多月后的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为其料理了后事，遗体火化遗式在莫斯科（近郊）的顿河修道院举行。

冼星海的骨灰一直安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教堂里，1983年1月，星海骨灰回国时，音乐界的朋友们，终于看到了在大理石的骨灰盒上写着：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冼星海赴苏联前为安全起见，毛泽东为冼星海起的化名）。

这一切，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钱韵玲一无所知，她仍痴痴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1945年11月初，钱韵玲去东北前夕，在延安一次文艺联欢会上看演出时，毛主席拉着冼妮娜的小手高兴地说：“这次你们去东北，你爸爸可能在那里等你们。”谁知她们到了张家口后，冼星海逝世的噩耗就传来了……

（责任编辑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