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枢 编写

1955 年6 月7 日，周恩来总理（右三）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5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援华专家和亲属代表。在此之前，国家外国专家局专门为本次活动组织编纂了一本精美的礼品画册《友谊地久天长——俄罗斯专家在中国》，集中反映从1949年至今俄罗斯（含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精彩篇章。那是一本画册，高度浓缩，由于篇幅和架构原因，无法一一展现专家们在华的感人故事。本文编选一部分在画册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4组小故事，以此来纪念援华苏联专家。

科学院的院长顾问

自1954年起到1960年，中国科学院先后来了780人（次）的苏联专家。

1954年，苏联著名科学家В.А.柯夫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郭沫若院长设宴欢迎。1955年4月，随他一起来华的妻子因心脏病恶化返苏治疗。柯夫达本人因放不下中国的工作,没有陪妻子回国治病。6月26日，其妻病逝于莫斯科，第二天柯夫达匆匆离开北京回国，结束了院长顾问工作。

柯夫达担任院长顾问时间不长，却帮助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并于1955年1月提交他的建言——《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他建议中方组织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15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他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科学院党组报告总结时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责成计委、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就这样，柯夫达的建议很快得到采纳，直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诞生。远景规划对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科学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成了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核物理、火箭技术等新兴学科门类的建立，为持续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

柯夫达还是土壤学家，1951年和1953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夫达在华累计5个年度,足迹遍及全国，对促进两国科学、特别是土壤学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由两国土壤学家共同编制了一幅比例尺为1:1000万的中国土壤图。他本人还总结性地撰写了52万字的《中国之土壤和自然条件概论》一书。

1959 年古雪夫（左）指导排练古典芭蕾舞剧《海盗》

催生中国的“白天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世界芭蕾舞强国苏联请了专家来帮助建立芭蕾舞艺术殿堂。苏联专家首先帮助中国培训出了第一批芭蕾舞教员和芭蕾鞋制作师傅。1957年，苏联芭蕾舞大师彼·古雪夫带领多位苏联舞蹈专家来中国后，继续培训学生的基本功，教授单人舞、双人舞、性格舞等。

1958年，周恩来总理见到古雪夫，问他：“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排《天鹅湖》？”古雪夫回答说：“行！”在古雪夫的精心指导下，新中国排演的第一部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1958年在北京首次公演。该剧的成功上演，堪称新中国芭蕾舞艺术的一次“起飞”。

《天鹅湖》演出成功后，周恩来总理又向古雪夫了解苏联是如何处理芭蕾民族化、创作本民族的芭蕾舞剧的。古雪夫回答说，这个课题很复杂,苏联芭蕾工作者也没有彻底解决,正在不断地摸索、试验和实践。他建议，中国第一个阶段应该先借鉴学习,把一些古典芭蕾名作搬上舞台,从中培养演员,提高编导水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尝试创作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探索如何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素材与古典芭蕾舞结合起来,排成大型芭蕾舞剧。古雪夫的建议与后来中国芭蕾舞的发展路径完全相吻合。

在《天鹅湖》演出成功后，古雪夫等又和中国芭蕾舞演员“趁热打铁”，连续排演了《海盗》、《吉赛尔》两部传统芭蕾舞剧。1960年风云突变,古雪夫依依不舍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在中国两年多的教学,他为我国舞剧事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留下一份丰厚的思想遗产,至今还放射着灿烂光芒。古雪夫离开中国后4年，中国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红色娘子军》诞生，该剧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结合，创造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世界奇迹。

“棉花王国”不能忘记的功臣

新疆之所以能够成为“棉花王国”，有一位苏联专家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天山北麓玛纳斯河流域进行开荒，面对如此广阔的农场，不知道应当选择怎样的适宜作物。

面对困惑,兵团请来了苏联农业专家迪托夫。在考察了当地的气候、土壤等情况之后，迪托夫建议大量种植棉花。这个建议让兵团领导十分诧异，因为这里位于北纬42度以北，被一些国外专家断言属于棉花生产的禁区。在迪托夫来之前，兵团也试着种植过棉花，但是亩产只有20来公斤。

迪托夫对兵团司令员说：“如果司令员能够保障每亩地能有1500公斤的肥料，那么我就能保证棉花亩产能够突破200公斤。”在迪托夫的主持下，1953年玛纳斯河流域的棉花生产获得了空前丰收，一些地方棉花亩产达到208公斤。在此后的日子里，迪托夫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玛纳斯河流域的棉花种植上。接连3年，兵团的棉花都获得了丰收。1955年秋天，迪托夫离开新疆回国。

今天，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地，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1/10，品质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要好。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产量、调出量四项指标连续21年全国第一，已形成“全球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看兵团”的格局。这项巨大的农业成果，凝聚了数代专家的心血，苏联专家迪托夫则享有开创之功。

他们为哈工大做出了牺牲

1950年至196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先后聘请了70多位苏联专家，在他们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批教师、研究生和本科学生，成为哈工大“八百壮士”中的骨干。这其中，有不少苏联专家为此做出了大小不等的牺牲。

1951年，哈工大被确定为全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两所院校之一（另一所为中国人民大学）。当年3月，苏联专家组组长古林带领10位专家来到哈工大，帮助学校拟定初步的建设计划、改造和新建11个教研室、制订教学计划、改造和建立教学过程，并按照新的教学大纲为本科生讲课。古林由于长时间在哈工大工作，没有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因而牺牲了他的博士学位。

另外一位年仅30岁的苏联专家奥尔洛夫，是第一位来哈工大传授金属学的苏联专家。在学校工作期间，为了教学工作需要出差到沈阳，不幸患病，献身在中国的土地上。

还有一位年长的机械制造工艺专家布兹聂克，每天教完4堂课后，仍坚持坐在教研室为研究生们答疑，指导教研室工作，解决疑难问题，常常工作到下午3点以后才回家吃午饭。由于长时间积劳成疾，得了阑尾炎、肺炎，卧床3个多月，生命几至垂危，但在病中他仍不忘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

从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苏联共聘请了29389名苏联专家，这些专家为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国防工业建立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华期间，苏联专家与中国同事和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一些专家的感人事迹至今仍广为流传。

苏联专家对哈工大学生进行现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