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卓玛

英措吉，女，1964年生，藏族，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人。1987年同仁县民族高中毕业，毕业后被引进甘肃甘南任教，一直教授藏数。1993年调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扎毛乡工作，因双语教师缺乏，转为教授汉语文，从此走上了双语教师的道路。1994年在青海教育学院攻读大专函授班，2000年被评为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三八妇女红旗手。2015年退休。

1987—1991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院教师。

1991—1993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小学教师。

1993—1994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扎毛乡霍日小学教师。

1994—2000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扎毛乡中心小学教师。

2000—2015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民族寄宿学校教师。

以下为口述者个人自述。

一、童年记忆

1964年，我生于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保安下庄村。我们家族世代从事石匠工作，我父亲也传承了这门技术，年少时就常年跟着他的父亲及祖父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为别人做石匠活。那时，只要你能吃苦，再会一点手艺活，生活都不难度过，可以经常吃到酥油、奶茶、牛羊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被划为“地主”，被没收了所有财产。童年记忆中，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二、求学生涯

1. 上学可以当干部

在全县13个乡镇中，我们村是最重视教育的。当时其他村几乎没有什么干部，但是我们村里有七八个。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同龄人都去上学，可是我的父亲却迟迟不让我去学校。他说不上学，可以在家学做衣服的手艺，免得在学校受“欺负”，吃苦头。我每天看着伙伴们按时去村里的学校上学，自己却闲在家里，心里很难受、着急。父亲不忍心看我这么难受，一年之后同意让我去上学。那一年我13岁，读一年级。

记忆中整个小学时期，由于家庭原因，我和几个弟弟在学校受到了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当时村里只有小学，五年的小学毕业后，我到县里上初中。当时县里将13个乡镇所有优秀的学生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个中学尖子班，我的成绩一直以来都是优异，所以进了这个班，也开始住校生活。我每个大礼拜都会回家。从村里到县上大概有30公里路，大多数同学是走着去。我父亲因在外做石匠有一些收入，不忍心让我受苦，就给我买汽车票，让我坐车去。当时所有同学中，坐班车去县里的人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也因为这样，我们受到了排挤，走着去的同学不和我们一起玩。我们怕交不到朋友，有一次就跟随大家一起走回家，但是路上走得太辛苦，脚都肿了，回家后整整哭了一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走着去县里上学了。

2. 第一次学汉语—光“笑”了

小学阶段我们学的是藏语和藏数。五年级时，开设了一门汉语课，教师是临村汉族村的。初中开始学拼音的时候没有怎么学，光“笑”了。记得老师教一个字母“a”，所有学生笑趴在桌子上，再教一声“e”时，大家就又笑趴在桌子下面。当时觉得老师是不是“疯”了，怎么会有这样发音的语言。所以，当时学汉语的结果是会说一点汉语，不会拼音。后来虽然有类似少数民族汉语的教材，内容以纯汉语课文为主，但是对连拼音都没有学好的我们来说没办法接受。再加上教师不是专业的，我们几乎也没学到什么。我在初中学得最好的是数学，数学老师是民族师范学校毕业的，课教得很好。

3.改变命运的两次考试

初中毕业后，我跟大家一样想考中专，进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工作。我记得初中毕业考试那天，考场里非常混乱，很多家长是干部的考生会收到传递的字条或者由家长替他们答题，像我们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只能回家哭鼻子。录取结果很可笑，尖子班的学生没有一个考入中专，于是全班集体上了高中。高一时，由于成绩较为优秀，学校允许我们从高一跳级到高三。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成绩还是很好。我记得当时自己一口气就可以写一篇七八百字的作文，老师都很惊讶。于是，我们信心满满地参加了高考。但是，由于考试成绩太优秀，我们被怀疑考试作弊，取消了录取资格，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考试考得很糟糕的学生。这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让人无法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班主任也很难相信，他们收集了我们这几年的作业本和作文本，拿到省里给那些官员看，想为我们讨回公道。令人遗憾的是，决定并没有更改。后来才得知，那些成绩很糟糕的学生得以录取的原因是他们当中有领导的孩子。这件事以后，我自认为从此与读书无缘，一度心灰意冷，茶饭不思。

4. 上天眷顾—一根稻草决定了我的教师生涯

上天还是眷顾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的。甘肃省甘南州教育局局长来黄南招聘藏数老师的通知打破了我们心灰意冷的心。当时甘南全是用汉语教课，没有双语教师，尤其缺少藏数教师。考核方式是笔试和讲课，然后再按照分数将20多个人分派到从州到乡村的不同学校。我记得得到通知那天是8月15日，当时正在干活，有人通知我被录用了，并且笔试和讲课都是第一名，要把我安排在州里的民族学校，我欣喜若狂，把背上的篮子全扔了，又哭又笑。

找到工作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也意味着要远走他乡。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后，坚决不同意，我和父亲之间开始了一场无声的争斗。直到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我们也没有做好去留的决定。当天晚上，我与父亲商议让菩萨来做决定。我拿来两个长短不一的稻草，对菩萨许愿望，让父亲握在手里，如果抽到长的那一根，就到甘南州当教师，如果是短的那一根，就不去。结果，我抽到了长的，遂了我的心愿。做出决定的那天晚上，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着，想着马上就要当教师，不仅可以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还可以教会孩子知识，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很兴奋。但是却没有想到离家那么远，一个人生活会遇到的难处。

三、开启教师之路

刚来到甘南工作时，我被这里优良的条件吸引了。房子都是木质的，每个教师分一间房，房子里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也都是分发好的。我和另一个女孩害怕孤单，就被安排在一个套间。第一份工作，让我充满自豪感的同时，也有一些忐忑。自豪的是这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可以拿工资;忐忑的是高中毕业的自己能否教好中专生。这些担心随着学生、家长对我慢慢地认可消失了。

因为甘南藏区的教育一直都是汉语教学或者是双语这两类模式，所以学生的藏语水平非常差，有的孩子到了中专才开始学藏文字母，可以想象用藏语教数学的难度。但因为是母语，学生很快就适应了。我在教数学的时候，先要普及和加强藏语，再教数学知识。这里没有专门的藏语数学教材，教材是我们从青海带过去的，数量也不够，所以每节课都会把要讲的内容抄到黑板上再讲。我记得当时甘南的报纸和收音机里报道了有关“有一批青海的藏数教师来甘南支援教育”的新闻。那时的我们年轻，拼尽全力教学生。现在这些学生多半成了当地的骨干教研员和优秀教师，我们的联系也从来没有断过。有一个当时在黑板上抄数学习题的小帮手读了博士，前两年来看我，我们相拥而泣，共同回忆了那段苦但又快乐的学习时光。

1. 师专学校教师必须是大专及以上

文凭

工作第3年政府出台政策要求，只有大专以上文凭才可以教师范，我和同伴们不得不被调到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课。在甘南教书的这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尊重。他们经常照顾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牛奶和酥油。

现在回想起来，在甘南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最休闲的时光。第一所学校的课余生活是最快乐的。那个时候，周一至周五上课，周末大家都会一起去玩，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所以，工作之余就是放松，这和后来在民族寄宿学校高压的气氛完全不同。

2. 调换工作回家乡

与家人分离十余年后的1993年，终于有机会回自己的家乡工作。虽然要去工作的地方是个偏远、贫困的乡村，但是只要能和家人离得近一点，我也非常愿意。于是我结束了在甘南的十年教师生涯。

调回家乡的第一年，我在扎毛乡位于高山上的霍日小学任教，从有公路的地方要爬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那时儿子才3岁，背着儿子，拿着行李艰难地走在路上，突然到了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乡村，我心里很低落。刚开始每晚都睡不着觉，很久才适应过来。第二年，可能是因为课教得好，我被调入了扎毛乡的中心校。

扎毛乡的交通很不便，路况很糟糕。生活各方面都很不方便，一天只有一趟车，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坐进货的货车去。在草原上建的两列房子就是学校，一列是教室，一列是教师住所，用围墙围住。校园里经常会有一些动物出没，如果不锁门，下课回房时，就会有动物进入。听说晚上会有狼出没，睡觉时能听到动物的叫声。当时学校和住处都没有自来水，饮用水都是去河边打，洗衣服去河边洗。房子里需要烧炉子，烧的柴需要自己到附近的树林捡。没有娱乐活动，打电话也要到很远的公社。简陋的环境和不便的生活使师生更加寂寞。在学校和教师的再三申请下，最后在扎毛乡公社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党员活动室，并购置了一些彩灯和话筒。记得那是香港回归的日子，全国都在庆祝，我们在这个“舞厅”里也置办了晚会，乡里的父老乡亲也都来参与和欣赏。

1994年，我攻读了青海教育学院大专函授班，1997年毕业。用汉语考函授，一定考不上，所以在函授期间报考的是藏文专业，同时上汉语课，我的汉语在函授期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刚开始教的也是藏数，但是后来学校里实在缺双语教师，我又懂拼音，会说汉语，就让我教汉语文。好在之前在甘南工作的时候有机缘在一位非常优秀的汉语教师处学过汉语基础知识，再加上读函授的时候积累了一点汉语知识，我就这样在摸爬滚打中成为一名双语教师。

那时，扎毛乡的学校教育刚兴起不久，学生家长对学校还持有一些怀疑或者偏见，对孩子上学的事也非常不配合。所有的活动中，学习是排在最后的，家里有什么婚丧或者宗教活动，甚至去挖虫草，孩子就会一两个月不来上学。所以到了挖虫草的时节，永远凑不齐全班所有的学生一起上课，教师要重复教，来几个教几个，后来多几个再教一遍。后来，家长逐渐重视教育，态度也发生变化。

当时，学生要交学费（大概20元）、书费等费用，很多家庭非常贫困，根本拿不出这些钱，一直拖欠学费，更没有钱买本子、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品，所以，我就替这几个孩子（大概五六个）交齐学费，买了学习用品，一直从二年级到他们小学毕业。所以，这些学生到现在也非常感谢我，时常来看望我。

那时候学生的藏语水平很好，但是汉语真的是零基础，一些基本的用语都听不懂。所以我的汉语文课一直都是“一句藏语，一句汉语”这样教下来的，一直教到六年级就好很多了，除了语音语调不太准确外，他们都可以完成正常的基本交流，汉语水平整体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2000年，县里要在13个乡镇中推选一位“三八妇女红旗手”，名额分配给了教育领域。教育管理者们走访13个乡镇的学校，通过听课、民访、学生评价和单位领导评价等方式，最终选定我为“三八妇女红旗手”。

3. 撤点并校，考入县里学校，和家人团聚

2001年，国家实行撤点并校政策，即撤去乡镇以下的初中、小学，在县里集中办学，成立寄宿制学校。于是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教师招聘。我也报了名。从13个乡镇的17名教师中，通过教案、备课、讲课环节进行选拔。最后，我以综合考核第一的成绩调入了同仁县民族寄宿学校。

因为是新学校，知名度不高，民族寄宿学校刚开始招生时生源很少。所以，教师要到每个乡镇做宣传，增加生源。后来，学校办得越来越好，不得不限制生源和名额。来民族寄宿学校上学的学生来自13个乡镇，多半为偏远农牧区，这些地区很少有汉语教师，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很低。记得我的第一次课是给四年级上的，我按照正常的教学将课文题目“我爱生活”写在了黑板上，然后突然有个学生站起来用藏语说：“老师，我们没有学过这种方块的字，我们只学过那种圆形的字。” 我当时惊诧地看着他，实在不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坐在前排的一个同学说：“老师，他说的是拼音。”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孩子在原有的乡镇只学了拼音，没有学过汉字，有的甚至连拼音都没有学全。于是，我拿出拼音表，从初级的拼音开始讲起。但是县里每年的统考也不能落后，所以，我除了抓平时的课，还另多加早自习、晚自习来加强汉语学习。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些刚来学校时不会说一句汉语的学生，到六年级毕业时，完全可以带着父母到县城商店里买东西，并且可以用流利的汉语进行交流。

来到县里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终于和家人团聚，可以每天见到我的丈夫和孩子。但是寄宿制学校的教师比一般的教师承担的压力更大，我们除了教师本职工作外，还要做许多额外的事，比如值班，每个教师1个月会值3次班，每次3天，要和学生同吃同住。

4. 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教育的看法

最令我欣慰的是，自从教以来，我带的班的成绩几乎年年优秀。回过头来发现，满满一箱子的荣誉证书就是我努力工作的成果，也是我价值的体现。我认为，教育要让孩子学会做人，当他们有了正直的心，才会渴望知识;教师还要爱孩子，这样他们才会爱你，爱你的课，成绩才会提高。

在整个的教师生涯中，我靠着自己的自学和摸索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虽然没有太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理论，但是我在不断积累。从网络中，我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信息，从书籍中我学到了很多本领。我希望继续学习这些知识，并结合自身的经验，传承这些知识，把它们用到合适的地方。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