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蓓

埋头苦干——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012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去领命电视纪录片《大后方》的创作任务。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命题作文”——为3年以后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制作一个以抗战大后方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

在一个命题作文面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创新难度又极大，因此，我们把它中规中矩、不出问题地完成就可以了;第二种选择，是一个专业人士应该有的下意识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题，只要决定去做，就去付出所有的努力，不管不顾，突破自我。

我选择了第二种。尽管有很多朋友劝我选择第一种。他们的理由有很多：抗战选题我们做了几十年了，能创新吗？你有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的经验吗？你能找到这么多资料吗？你们做出来的片子能够播出吗？

作为一个女性，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是凭直觉去判断的。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理性地思考这个事情的难度和可操作性，只是冥冥中的感觉。首先，我们应该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其次，我们能做好。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在一个选题上面，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努力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对得起自己3年的生命。于是这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最初的那段时间，才知道自己真的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大后方”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其中很多主题都被拍摄成了纪录片。比如讲述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讲述大轰炸的《重庆大轰炸》、讲述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千秋红岩》，甚至连非常冷门的西北运输通道，都有5集的《驮工日记》。那么，《大后方》还能做些什么呢？

从著名纪录片导演时间先生的《抗战》系列，到陈晓卿的《一个时代的侧影》，大叙事与边角料的方法都应用到了极致，《大后方》還能怎么做？尤其是作为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团队，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留存，每集50分钟，共12集的篇幅，需要海量的影像资料。而以现行的定价标准，我们全部的预算都不够用来买齐资料。那么，《大后方》又拿什么来做呢？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焦虑，我对自己说，也对摄制组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埋头苦干！

此前的文献纪录片，多数是靠总撰稿拿出一个文学稿本，编导通过采访、实拍，做电视化的工作。但是，对于《大后方》，这是行不通的。12集涉及12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有哪一位历史学者能够完成如此庞杂的历史文本书写呢？为此，我对摄制组说：我们只有用最“笨”的方法去做事——编导自己去看书、学习、挖掘故事与人物，自己写稿。

苦中有乐——

完成一项旷日持久的极其繁杂的工作

于是，“噩梦”般的创作过程开始了。

有一天，《愈炸愈强》的编导赵兴明将他为创作所阅读的书籍全部堆到沙发上，一数，竟有60来本。

我自己那间不大的书房，到处都是贴满标签的书本，从字数到难度，比起我在剑桥大学写硕士论文，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开始总是迷茫的，从哪里写起？写什么？完全是在迷雾中左冲右突。我曾经花了10天时间写了近4千字的《西安事变》，但是在某一个清晨全部删掉，第一集的开始，又全部重新来过。

有的编导挑战了从未有人涉及过的主题，比如第四集《战地红十字》，这个题目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研究，连可以咨询的专家都找不到。编导周卉天天在各种历史网站上搜索信息，最后终于在台湾和美国找到了研究战时救护的学者，打开了这个全新领域的电视写作与呈现的大门。

文本写作在曲折往复中一点点进展。可是，每每编导来问我：写这么多，画面怎么办？我把那点儿预算看了又看，也问自己：画面怎么办？有一段时间，半夜醒来，想起“大后方”这3个字，一阵冷汗掠过全身，就再也无法入睡。

在向几位同行及学者求教论证后，我对摄制组的国际制片彭然说：我们只有一条生路，自己去找，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影像资料库，就像抗战时的中国人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战地救护医疗体系一样。

彭然去了美国。为了节约经费，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6点多开始步行，再搭乘地铁，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在无数个档案架上搜寻与中国抗战有关的小盒子，在这些小盒子的上百张卡片中搜寻我们可能用得上的影片。

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极其繁杂的工作，考验着人的耐心、细心和恒心。最终，为了这部600分钟的影片，我们采集的历史影片有830部，总长276个小时，其中有26部为独家的视频素材。具体执行创作任务的编导，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各种渠道，从各种网站、朋友那里寻找资料的蛛丝马迹，每每有新发现，就放到群里大家分享。

那是一段苦中有乐的日子，我们从最“寒酸”的创作者，变得“富有”了，这笔财富让我们更加游刃有余地进行创作。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大后方》。

共同的底色——

他们是抗战中国的脊梁

7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面对抗战这个主题，回溯那一段历史时，作为《大后方》的总导演，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和编导团队一起打捞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面孔，或者把观众已经有所耳闻却知之不多的人物，做更细致、更有血肉地描写。

他们中有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地质学家、曾经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兵工厂厂长……无论职业如何，性情如何，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底色——抗战中国的脊梁。在他们的周围，凝聚了无数在后方支撑全国抗战的工人、农民、医生、筑路者……他们为保护国家的经济、文化、工业的血脉所付出的艰辛，这不是12集《大后方》可以书写穷尽的。作为编导，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感到与他们无比的贴近。70多年前，他们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抗争;70多年后，他们的精神支撑了我们的创作，净化了我们的灵魂。作为创作者，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2015年9月12日，《大后方》在重庆首轮播出结束后的第二天，接到朋友转来的观众来信，一位署名“天华”的医学专家如此写道：

“在众多的抗战纪录片中，从没有一部像《大后方》这样深深地吸引、感动和震撼着我，让我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了重新的认识。它的不同之处是突破了党派界限，全方位、多角度、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不怕牺牲、艰苦卓绝、无私奉献、同仇敌忾、令人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看完它，你绝对会为中国人在外敌面前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团结而深深地折服、自豪！”

看到这样的来信，我们创作团队心中浮起的是巨大的欣慰与满足。因为，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共鸣：中国精神，民族气节。

（作者系纪录片《大后方》总制片人、总导演）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