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

村庄写作已经成为当代的文学暗涌。梁鸿写“梁庄”，黄金明写“凤凰村”。这不是生硬的对照，它们都内在于现代性背景下空心化的乡土之殇。在它们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书写着沦陷的故乡和消逝的乡土。小说有阎连科的“丁庄”；诗歌有徐俊国的《鹅塘村纪事》，许敏的《纸上的村庄》，谭克修的《还乡日记》；散文有雷平阳的“土城乡”，等等。

黄金明书写凤凰村“金色晚霞般的光辉”和“落日急速下沉的绝望”，“映照出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崩溃乃至解体的悲怆历程”。凤凰村是黄金明成长的粤西小山村，《田野的黄昏》除开篇和尾声外分别书写了凤凰村的“山水”、“建筑”、“植物”、“风土”、“器具”和“生灵”。黄金明为我们留下以凤凰村为样本的诗意乡土的丰盈细节，也留下了凤凰村荒废乃至消逝的渐变过程。这里有屋舍、祠堂、庙宇、学校、桥梁等现实的乡土居所，也有作者父亲，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农民构想的“不存在的房屋”。

作者的父亲极为特别，他梦想造屋，而且是红砖屋。在缺乏资金购置建筑材料的情况下，他甚至试图凭一己之力烧制所有的砖和瓦。有趣的是，黄父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乡土文明那种前现代性的未分化特征：他和自然打交道，获得自然的馈赠，在没有机器的世界上，他创造所有需要的物品。这种既智慧又笨拙的农民当然是典型的乡土文明之子。“现代”加倍放大了这类人的笨拙姿态和不合时宜。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属于他们的乡土同样正如黄昏房间的光线一丝丝被抽光。有一天，当城市彻底吞噬了村庄，当现代性将乡土消化为残山剩水，我们也许会感激黄金明，他在纸上留下了乡土黄金时代的美丽背景、丰盈气味和多维度人类学景观。

村庄，作为乡土最重要的地理单位，对于它的反复摹写，事实上关联着当代中国的精神难题。伴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乡土常常成为文学现代性返观的对象，正如陈晓明所说，乡土“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思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

在二十世纪以降的中国文学史上，乡土与现代的狭路相逢衍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立场：在鲁迅那里我们看到现代精英对乡土的俯瞰和悲凉，他悲哀的是无法尽快将乡土带入“现代”；在沈从文处我们则看到一种将乡土审美化、浪漫化以对抗“现代”的立场。这两种文化立场恐怕都无法被当代焦虑的精神主体所分享：一方面，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困境以至于无法像鲁迅那样立足现代俯视传统和乡土；另一方面乡土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剧变以至于用乡土抚慰现代性创伤变得同样不可信任。

彷徨无地的当代主体，特别是像黄金明这样在乡土的哺育下成长，经历了由现代批判乡土到由现代返观乡土的写作者，很可能正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中：进是全面城市化的现代性深渊，不值赞美；退是故乡沦陷的破碎乡土景观，无可归宿。可在这种无路可走中他们依然要靠书写去见证当代和确认自身：“我在纸上建筑另一个村庄的妄想太过徒劳，但这种对抗遗忘的想法让人安慰”。这种不无感伤颓废地见证现代的立场在《田野的黄昏》中化为“叶赛宁的忧伤”：

“在我居住的遥远地方，没有我的田园。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它就像空中花园在塌陷的乌云中崩溃，一场大雨就要从天而降，像我失控的诗篇。雨越下越大，我没有回头。在白茫茫的雨幕中，将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将我载走，在铺天盖地的雨声中，交织着叶赛宁的忧伤。”

（《田野的黄昏》，黄金明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