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戟锋

2015年7月3日，是我的博士学位导师黄顺基先生九十华诞。中国人民大学在世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洁而热烈的庆典活动。就在这场庆典中，何祚庥先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写一部何祚庥口述史，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歌功颂德？那么比我贡献大、成果多的科学家比比皆是；为了记一部流水账？那么人人都有流水账，何必劳你刘将军之大驾”？

何先生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是啊。我也临近耳顺之年，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虽说曾经当过他的学生，爱戴他、景仰他，但为什么非得亲自操刀，来撰写一部何先生的口述史？

首次接触何先生大名，是1978年。当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大意是说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破格录取了一名并未上过大学的年轻人为研究生。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初上大学，校园里到处洋溢着一派生机盎然、奋发向上的兴旺景象，看到这篇报道后，自然深受鼓舞。

9年后的1987年，我来到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师从龚育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没想到何先生也是这个中心的兼职导师。从此以后，尽管不是何先生的直接门生，我与先生的接触却是从未间断，而且从科学、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宗教到日常生活，几乎无话不谈。

或许是因为与他接触较多，且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缘故吧，先生对我的文字能力，尤其是观点把握能力比较放心，早在十多年前，他的《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一书就曾交由我审读修改。

樊洪业先生为湖南教育出版社主编包括何祚庥在内的科学家口述史——《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事前我是不知道的。只是到了2014年春节前夕，樊先生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并且提出希望我能负责《何祚庥口述自传》这部书的访谈整理。樊先生与我交往已三十多年，做学问素来严谨认真。我理解，他的这项提议恐怕不是他个人的想法，应该也包含了何先生的意思。于是我二话没说，应承了下来。

回到何先生的问题，既然要写一部口述自传，其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若从小处看，樊洪业先生应该早已替我回答过，那就是他为什么要主编科学家的口述史？若是从大处看，我们也可以追问：司马迁为何要写《史记》？

人类之不同于一般动物，在于他会自己记录自己的历史，尤其是思想的历史，于是才有文明的发扬光大，才有科学的日新月异，才有智慧的熠熠生辉。因此，历史的记录和学习，绝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感也就是一种哲学感，一种科学感。

如此说来，撰写一部何祚庥口述史，责任就非常重大了。因为一滴水反映太阳，一个人也须真实地折射一段历史。

为此，我曾和作为何先生夫人的庆承瑞老师探讨，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何先生一生追求革命，追求科学。这种追求是积极向上的，是不知疲倦的，是从未间断的。正是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成就了何先生作为革命者、作为科学家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生。

一、作为革命者的何祚庥，他是合格的

革命？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字眼。可是当年，对何祚庥先生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

革命者，迫不得已也。按照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的说法，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农民起义，是因为他们已挣扎在生死线上，面临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选择，只好走向造反。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上的说法则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试想生活在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代，谁愿意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干革命？即使处在一个政治黑暗、体制腐败的时代，像何先生这样生活在士大夫家庭的成员，恐怕也难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因为对每个人类个体而言，并没有天生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

但何祚庥出生成长的时代不然。近代以来的中国积弱积贫，早已腐朽不堪。在他不到四岁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十岁时，日寇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完全陷入家破国亡的危局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于是不分尊卑贵贱，救亡图存遂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也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铁肩道义。

记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同宿舍的同学们经常议论到导师中的何祚庥、龚育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处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国民党乃是当时的执政党，他们为何会选择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

不是有人攻击何先生“善于投机”吗？要知道，投机者瞄准的往往是一己私利，属于胸无定数者，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只会见风使舵，跟风兴浪，攀龙附凤。如果说，何先生在那样一个共产党尚处弱势时，就毅然加入共产党是属于“投机”的话，那岂不是风险太大吗？

像何祚庥、龚育之这样的共产党员，从入党的那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彷徨、没有动摇过，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们始终如一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共产党，可以说，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的执著，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专注，成就了何先生作为一位革命者的高尚品格。

二、作为科学家的何祚庥，他是成功的

从世界范围看，自1543年哥白尼那部划时代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出版以来，一大批科学泰斗如日中天，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电磁学各个领域捷报频传，科学技术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代。正是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武器装备变革、从而也为军事变革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克劳塞维茨在推出他的近代战争圣经时，虽然也大谈影响战争胜利的五大要素，却与古代孙子开篇即论的战争五事（道、天、地、将、法）相去甚远，“数学、统计”等科学要素得到明显强调。此后，从海权理论、大炮巨舰主义、机械化战争理论、制空权理论、核威慑理论到高边疆理论、信息作战理论，兵器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左右着现代战争的每一根神经。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从事革命、从事军事活动，自然离不开手段，特别是技术手段，而深藏在技术背后的东西就是科学。

自十九世纪的魏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奔走呼号后，在素有修齐治平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鉴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受尽屈辱，便逐步形成了科学救国的理念。何先生自然是认同这一理念的。他从中学时起，就选择化学为自己未来的主攻方向，而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又毅然离开他所熟悉的上海，来到清华大学改学物理。

当然，清华大学的何祚庥，已经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何祚庥了。他是抱着追求革命、追求科学的双重目的来到北京，并且改学物理的。当年，救国需要科学，现在，是革命需要科学。美国的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掌握原子弹背后所隐藏的科学原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也是无论救国抑或革命，都必须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何先生为什么在清华大学时，一边干革命，一边搞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不错；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中宣部工作五年之后，又选择回归科学工作，而且首选的是核科学。1987年，龚育之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的文章，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心路历程，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灵感来自正确思维。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他家聊天时，他突然就军队建设中的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向我提出：军人的手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手要用来操控武器，也就被束缚了。能否依靠人脑操控武器，而将手解放出来？这个问题提得太大胆了，我不知如何回答，但是我一直记在心里。放眼今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何先生所提到的不就是BCI（脑机接口）技术吗？我之所以与他接触较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十分关注军队建设，经常思考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当然也就点拨和启发了我。

汗水出自用功勤奋。2014年春季，在国防科技大学举办的全军创新人才培训班上，他做了关于将科技要素引入可计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讲座。这是他早年研究工作的一个继续，但近年来结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又取得重大突破的成果。这个讲座引起了人才班学员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参与者不得不叹服：老先生思维敏锐，思路清晰，探讨问题深入浅出，见解独到。直到目前，他已年近九十，夫妻二人还每天坚持去办公室。

不是有人攻击他科学成果不多吗？诚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先生亦如是。比起历史上那些科学明星来，何先生的成果似乎谈不上什么石破天惊，他无法与伽利略比，也无法与麦克斯韦、与罗素、与玻尔、与费米比，也不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但是回首历史，毕达哥拉斯发现了三角定理，却并没有发现无理数；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却没有发现行星绕日的椭圆运动；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没有建立洛伦茨变换；爱因斯坦建立了相对论，但是没有完成统一场论的构建等等，我们这些后辈，甚至在科学大厦里一事无成还心安理得坐享其成者，却可以据此随意责备他们“成果不多”吗？处江湖之远者批评居科学之高者建树不够，至少在科学这个充满惊险探索的领域里，不是一项合道德的法则。

三、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何祚庥，他是富有远见的

何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加之后来到中宣部从事五年的具体管理工作，对于如何理论联系实际，自然驾轻就熟。因此，不管何时何地，他都十分注重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尤其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他不断思考，不断从机制建设、制度设计上，献计献策。这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热切关注，成就了他这位社会活动家。

鉴于何先生有关教育改革、伪科学和内陆核电站建设问题的思考已记录在口述史正文中，我作为何先生的学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做以下补充：

核战略问题。尽管我们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尽管各国之间的依存度在上升，尽管环境、生态等问题都要求人类同舟共济，但是，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国际政治逻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何先生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又参加过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自然会非常关注核态势、核威慑、核扩散、核战略、核和平等等相关问题。这也是爱因斯坦主办《原子科学家通报》以来，在世界核科学家中自觉形成的一个传统。1987年，何先生曾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世界帕格瓦什会议，即科学家关心世界事务会议。1988年，联合国决定将每年11月11日所在周运动确立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1989年11月，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孙小礼教授（龚育之夫人）支持下，我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王德禄在北京科学会堂组织了中国科学与和平学术研讨会，周培源、陈能宽、何祚庥等科学家都前来参加。就在这次会上，何先生做了题为“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的发言。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对中国的核战略所做全面系统的阐述。1991年，我和王德禄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了《科学与和平》论文集，请周培源、何祚庥审定。何先生不但认真审读了全书，而且欣然为书作序。该书于当年获得国际科学与和平贡献奖。

教师工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劳动报酬形式得到认可，特别是个体经济发展起来，所谓的“脑体倒挂”问题变得日益尖锐。有一段时间，“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说法甚嚣尘上，在大、中、小学校园里，也涌动起一股股下海的浪潮。目睹这些现象，何先生不是抱怨，不是讲怪话、发牢骚，而是深入思考。当时，他所带硕士研究生是兰士斌，我们在北大住同一间宿舍。他便指导兰士斌就教师工资的国际比较进行研究，撰写学位论文。研究结果表明：教师作为脑力劳动的代表，在世界各国的薪酬待遇是不一样的，越是发展中国家，教师的工资往往远高于一般体力劳动者，而越是发达国家，这个差距就越小。该项研究结果通过何先生被送到国家教委，直接影响了后来全国教师工资的调整改革，而兰士斌本人也因为这项研究工作而顺利地被分配到国家教委工作。

就我所知，何祚庥先生还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中关村部分所谓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官倒问题，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这些企业打着科技开发的旗号，凭借权势资本，利用国家部分商品的双轨制投机钻营，大捞经济好处，既损害国家利益，也损害消费者利益。为此，何先生专门搞了一个调查，就中关村官倒的现状、成因和对策作了深入研究，并且于1988年在中国科协的一个会议上作了报告。影响怎样？非我辈所能揣测，但基于当时的形势，何先生敢作这样一个报告，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

不是有人攻击他多事吗？他的确多事。许多人在还不到他现在年龄的一半时，就开始安度晚年了，而他却不知疲倦地忙碌奔波于各个学科、勤勉钻研于各类问题，其精力之充沛、热情之高昂，简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何先生曾给我看过一些匿名攻击信件，其咬牙切齿的程度，仿佛不共戴天，有的甚至在信中骂起娘来，足见其素质品位之低下。记得恩格斯曾评价马克思说：他的一生或许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何先生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