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一

我与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相识的机缘，始于辛亥首义文化的探究。记得十年前在武昌东湖举行的辛亥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我与冯先生同桌就餐，当我拱手递交一张名片请其赐教时，他接过后谦和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没带名片，给你写下电子邮箱与电话吧！”接下来十余年间，我为创作《首义大都督》、《程颢程颐传》与《孝义感动中国》等，经常以电邮的方式，或趁学术会议间隙向先生请益，他总是和风细雨，有问必答，诲人不倦。我偶尔也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或冯府面聆教诲，让我如坐春风。有一年春节，我前往武昌珞珈山冯府拜年，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室外风雪交加、寒气逼人，但一走进冯府却是一股暖流沁人心脾。冯府客厅面积不大，但陈列典雅，简单明快。先生收藏的名家字画古玩，琳琅满目，更有他亲笔描绘的丹青瓷盘制品，如老子像、孙中山像、王国维像等，传神逼真。

在客厅正面墙壁上，一幅国学大师王国维亲笔题赠的书法特别显眼。冯先生看出了我全神贯注的样子，马上介绍说，这是王老书赠给家严永轩府君的真迹。我走近观瞻，原来是一幅笔力稳健、运锋温和的行楷，起处浑厚而入，收处含蓄而出，不乏晋韵唐法，蕴含着中和之境与儒雅之概。而条幅中所书内容则是一首陶渊明的五言诗《饮酒·羲农去我久》的前六联：“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题款为“永轩仁弟，观堂王国维”。

对于陶翁的这首诗，我略知一二。它是陶氏借“酒话”抒怀的《饮酒》诗系列二十首的末篇，除上述六联外，后面还有四联：“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是一首足以洞悉诗人灵魂的代表作，或可当作陶氏的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来精读，颇有韵味。诗人从上古淳真的羲农时代，谈到孔子复兴礼乐的春秋战国时期、焚书坑儒的暴秦、老翁殷勤传授经书的汉代，再到世无孔子之徒的魏晋宋时期，昭示中国儒家文化的江河日下。与其说这是陶渊明对中国儒家文化衰落的回顾，倒不如说是诗人对当时世风日下的慨叹，对远古伏羲、神农时真朴之风的思慕。尤其是“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实为“酒后吐真言”——借言汉代学风，表达对历史文化心诵默念，其终极关怀则是当时的现实社会。

二

“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我在欣赏这幅章法整齐、布白清新自然的行书小楷之余，脑海里不禁想起了王国维为《国学丛刊》起草的宣言要语。这也是他的治学特色——行中西相化合之道，开创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学术新境。尤其是他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享有“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之盛誉。

不仅如此，王国维素以集句（诗词名篇）示人著称，借词喻事，以诗言志、劝学，启发弟子或学人潜心向学。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他在《人间词话》里谈到的治学“三种境界”：他引述晏殊的《蝶恋花》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形容学海无涯，须孜孜以求，登高望远，此乃第一种境界；而援引柳永《蝶恋花·凤栖梧》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寓意只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是为第二种境界；他又借辛弃疾《青玉案》之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喻为第三种境界，阐发只有以孤往精神，融会贯通，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通观这三种境界之间，既互为因果，又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试想：倘若不是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岂可“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如果不是“终不悔”地上下求索，又哪来“灯火阑珊处”的风景这边独好呢？据此辨析王氏题赠冯氏之五言诗，不难看出：他只取前六联而省略了后四联，其主旨十分明确，重点落脚在第六联，希冀弟子冯永轩像“诸老翁”那样，虔诚地整理国故，“殷勤”地治学，从而进入第三重境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实，王氏的治学“三重境界”颇具时代意义，它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三步曲”呢？即：选定目标、百折不挠地追求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成功喜悦。

这一书法条幅题款的“观堂”二字，则是指王国维晚年所用之“号”。他生平有多个名、字与号：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古人乃至清末民初的书画题款，书信以及文稿落款等，均是将“名”与“号”联在一起使用。故王氏晚年题字示人时，往往将“观堂”与“王国维”联用。1923年，王氏将其后半生代表作结集时，即以晚号命名为《观堂集林》。这部自选文集，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朽之作。书中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其《艺林》系遵《汉书·艺文志》所设《六艺略》，指经学，包括《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以及小学，小学又分文字、音韵等。

三

那么，王国维称冯永轩为“仁弟”，又有何所指呢？冯天瑜先生诠释道，永轩府君名德清，字永轩，亦作永宣，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冯家畈。自幼半耕半读，就塾八年。后考入河南省立第三师范学习，1923年考入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得到过著名文字学家黄季刚（侃）先生的指教。当冯公得知，清华学校正在筹办（国学）研究院，并聘名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教授执教。后来，他们与陈寅恪、李济（一说吴宓）并称为“五星聚奎”或“五星联珠”。于是，冯氏于1925年7月27日，以同等学力考入该院，专攻历史考据学，成为该院的第一期学生。同期录取的新生，包括正取生三十名与备取生两名。在清华期间，冯氏受业于“清华三巨头”，其中梁启超主讲史论、政论，王国维主讲“文献与地下发掘互证”的精密考据学。大师们的学品与人品，让冯氏受益终生。1926年6月，冯氏在王师那儿欣闻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愿受聘国学院教授，拟主讲中古文化及其民族史研究方法论，他充满了期待。只可惜，陈寅恪是在冯氏毕业三个月后的9月份才赴任，他们因此失之交臂。

“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王国维晚年致力西北史地研究，深深地影响了弟子冯永轩。冯氏与国学院的首届新生是于1925年9月初正式进入清华的，到校后，他首先聆听了王师在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上开讲的《古史新证》，10月15日王又讲授了《尚书》等课程。尤其是王氏此间草拟《鞑靼考》与年表，撰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以及《蒙文元朝秘史跋》等著述，促成冯氏将匈奴史作为自己的主攻课题。

在冯永轩的印象里，王国维老师生性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园任教时除了授课以外，一般极少主动接触学生。但冯永轩每次前往清华园之西院王宅登门拜访时，王氏总是嘘寒问暖，热情接待，言及学问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国维亲自指导冯氏完成毕业论文《匈奴史》期间，他严格要求弟子必须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冯氏在老师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下，不负众望，运用其“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以及“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论证，写成史论兼具的《匈奴史》，深受王师首肯。结果，这部凝结着师生心血的《匈奴史》成为二十世纪较早的一部匈奴史研究专论。

据考，王国维传世的书法作品并不多见，而冯永轩毕业时，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导师均亲笔题写条幅赠予这位爱徒，足见他们对其寄予厚望。此后数十年，冯氏堂屋经常悬挂梁、王二先生条幅，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冯天瑜先生回忆说，这些条幅是他幼年时最早接触到的学术大师文墨。

至于条幅中的“仁弟”二字，虽是旧时文人常用的谦词，诸如仁兄、贤弟或贤棣之类。窃以为，这里似乎还蕴含有老师希望学子成为继承其学问的“仁义弟子”之意。

四

“承继先哲将坠之业，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以身殉道后，冯永轩在悲痛之余，决意继续恩师晚年专注的西北史地研究工作。到了1935年，冯氏毅然前往祖国西北边陲新疆，实地考察大西北，潜心研究西北史地。同时，冯在乌鲁木齐传道授业期间，他的正直和无私品格以及进步思想，也影响了大批学生。此后，这些分布于海内外的学生，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上世纪四十年代，冯氏在西北大学任历史学教授期间，因发表进步言论，资助进步学生，遭受特务监视迫害。他因此回到内地，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武昌实验中学、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历史系。由于他在典籍与实地考古两方面均有深厚造诣，成为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经常咨询的专家。六十年代初，他曾对江陵出土文物做出重要阐释。晚年即使是在病榻上，仍然为北京大学赴鄂考古队（发掘长江流域第一古城——商代盘龙城等）释疑解难。

在“文革”期间，冯永轩仍然致力于传经布道，当学校无书可教时，他就在家给幼子冯天瑜口授心传古典名著，主要讲述《论语》、《孟子》与《史记》等经典。其中《史记》成了冯天瑜先生终身喜欢读的书，他至今还时常翻阅《史记》。冯先生回忆说：“先父手中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而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府君又申述铺陈。如此，从早到晚，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冯永轩一生收藏古籍、古币、书画众多，如查士标、翁同龢、潘祖荫、杨守敬、曾国藩、张元济、梁启超、王国维、郑孝胥、梁鼎芬、王葆心、于右任、包尔汉等人的书画作品和信札等。其中凝结着王、冯二氏师生情谊之《饮酒》诗条幅，一直作为冯氏传家宝，示谕后裔。时下，这幅《饮酒》不仅长年挂在冯家，其影印件则收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一书。今年即将由长春出版社印行的《冯氏藏墨——翰墨丹青》，也将梁、王二氏条幅收入其中。

“乐中和旧曲，天际转余声。”王国维书赠给弟子的《饮酒》诗，与冯家的薪火相传、青出于蓝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