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欣 澄明

年前，11岁的她从失控的列车车厢下救出3名幼童，为此她付出了一条腿、一只胳膊的代价。她舍己救人的事迹传遍全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她还荣获过“欧阳海式小英雄”“全国自强模范”“新中国感动中国女性人物”等荣誉称号。40岁那年，她罹患绝症，然而，磨难未能阻挡住她前进的脚步，她用坚强和乐观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2013年，她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开通全国第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热线，为残疾人和下岗职工提供帮助。本期，让我们走进被誉为“共和国瑰宝”的戴碧蓉的情感世界……

戴碧润参加公益活动

最难忘周总理给我打洗脚水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1岁就成了闻名全国的小英雄，如今您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之中，盛名带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戴碧蓉（以下简称戴）：40多年前，我只是凭良知做了一个正确的举动，并没有刻意想成为英雄。当时报道我事迹的时候，媒体过于拔高，总是写些与我年龄不相符的语言。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心里的英雄形象就应该是“高大上”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行为举止时刻都要注意，不能向别人提任何条件，口渴、想睡觉的时候不能说出来，以免给人骄横的感觉，所以，我感到成为英雄后很累、很苦。

记：突然间失去了一只手和一条腿，给您的生活带来的困难太大了！

戴：我截肢后，不断有人喊着向小英雄学习的口号来医院看我，还送礼物给我。二姐对我说：“人家送你礼物，你怎么用一只手接啊？”因为她从没把我当残疾人看。但我觉得委屈，我只有一只手啊！刚出院那段时间，父母要上班，两个姐姐上学，小弟不懂事，我连上个厕所、拿个杯子喝口水都没有办法。怎么拧毛巾？怎么把牙膏弄到牙刷上去？怎么学会用一条腿走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英雄什么都要做到最好，只要不给家庭、社会添麻烦，就是贡献。为了我上学方便，单位把我们家搬到离学校近的地方，我蹦着完成了小学最后两年的学业。上中学时，我家离学校远了，不可能再蹦着上学了，班上的12名同学组成学雷锋小组，轮流背着我上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同学们的背上度过的。

记：女孩都爱美，梳头之类的事情您还得别人帮忙吧？

戴：我也渴望像其他女孩一样有根乌黑的长辫子，就决心用单手编出一根漂亮的长辫子来。白天不好意思练习，晚上等家人都睡了，我才坐起来把头发弄散，练习编辫子。第二天早上，姐姐看到我一头散乱的头发，诧异地问我：“你睡觉的时候头发还好好的，怎么一晚上就弄得像个疯子？”我骗她说头痒挠的。练了7年编辫子，我才学会不同季节变换发型，冬天披肩发，夏天盘起来，春秋天留着长长的“马尾巴”。

记：您被国家三代领导人接见过，印象最深的是哪次接见？

戴：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接见我那一次。1969年10月1日，作为国庆20周年的嘉宾，我和“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龙梅一同被接到北京。在天安门观礼台，我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当晚参加完国宴，解放军战士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让我们住在毛主席身边。到了住地，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前来欢迎我们。中南海住的地方与我们先前住的宾馆不同，宾馆是一个人一张床，中南海是睡通铺，几块木板铺上薄被褥，有些简陋。解放军战士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你们的床是周总理和我们一起铺的，保温瓶里的水是周总理和我们一起打的！”我听后十分感动，心想，总理那么大的官，还做这么小的事情。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当晚周总理又过来看我们，亲自帮我打来了洗脚水，帮我脱了鞋袜，将我的一只脚放入热水中。望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我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戴碧蓉接受记者采访

记：参加工作后，您都经历了哪些岗位？

戴：1976年8月，我到株洲铁路工务段报到，被安排到传达室做收发工作。每天，我抱着一摞报纸从楼下送到顶楼，这个工作我一干就是20多年，摔了不知多少次跤。在单位，我看到办公楼上的职工招待所有几个管理员，她们家务重，早晚值班有困难，我就主动要求帮忙住宿登记和收款。这个岗位虽然平凡，但我干得很开心。2001年，我调进了株洲市残联工作。在对50岁以上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进行就业培训时，我想，其实很多残疾人不可能通过培训来就业，干吗不换个理念，去培训他们的孩子，使之就业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个尝试果然奏效，后来受到实惠的家庭还经常和我联系。现在，我分管0岁～6岁的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拍卖过一张和周总理的合影，得来的5万元钱全部用来帮助残疾儿童配置辅助器具、矫形器等。有人问我：“您自己的身体这么差，为什么不用这些钱让自己过得舒服些？”我说：“我不能用英雄的称号去换取物质享受，那是亵渎它！”

实业助残是终生梦想

记：当年是什么原因让您在国内开办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心理热线？

戴：1997年，我患癌住进了湖南省肿瘤医院，治病期间我收到许多信件，信里有鼓励我的，也有向我敞开心扉诉说的，写信的大多是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用笔回信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面对许多求援信，我有些忙不过来。有朋友建议我开一条热线，以我的亲身经历去帮助那些受到挫折的人，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5月18日是助残日，株洲市的领导前来看望我，我将开通热线的想法给领导说了，领导十分赞同，很快帮我实现了这一愿望。10天后，我的“戴碧蓉热线”就开通了。

记：“戴碧蓉热线”在当时影响一定很大吧？听说您还开办了婚介所，配对成功率高不高？

戴：热线分“爱心”和“下岗”两条，分别为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等群体服务。通过160总台转接，与10多个省、市、区的“热线”相连，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我记得，当时第一个热线电话是一名男士打来的，他说他下岗在家，整天下厨当保姆，心里不舒服。我跟他讲述了我在生活中的艰难故事。他觉得很受启发，后来他主动出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后还打电话向我致谢。江苏有个叫李行的青年，因为妻子患骨癌截肢而陷入绝境。经过我耐心劝解，他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随着热线电话越来越多，为了能及时接听电话，我将热线接到了家中。最长的一个电话，我和求助者聊了7个多小时，从凌晨一直聊到天亮。在接听热线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青年男女失恋，希望我当红娘的事情。于是，我又创办了“戴碧蓉婚介所”。因为婚介市场鱼龙混杂，我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成了最好的招牌。后来，我开办的婚介所在湘潭、益阳等城市发展到五家连锁机构，为许多青年男女牵起了红线。

记：后来您还办起了服装厂，是出于什么目的？

戴：实业助残一直是我的梦想。虽然热线能和求助者从心灵上沟通，但缺乏更实在的帮助。1998年10月，我当选为株洲市残联副主席后，这个愿望更强烈了。除了办婚介所外，我还想办一家只招收残疾人的工厂。株洲市是中南五省的老牌服装批发中心，但批发出去的服装没有一件是株洲人自己创立的品牌。我就想创办一家服装厂，打出自己的品牌，安置残疾人就业。我把这个想法向市领导汇报后，得到了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我筹措资金，租赁厂房，事事亲力亲为。2000年9月，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服装厂正式挂牌成立，招收的员工全部是残疾人和下岗女工。

记：服装厂运转得如何？您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戴：刚开始，企业形势好，校服生意也可以，加工的防寒棉衣还销到了北京。然而，慢慢地问题就显露出来了。由于我租赁的是株洲市一家较早的服装厂，设备老化，设计开发能力不足，需要添置一些专用设备。可是企业缺少流动资金，市场开拓也很艰难，这一系列问题使得企业运转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两年亏损了18万元。我意识到市场经济的无情和自己能力的不足，办厂过程中，压力一直如影随形。一些人还嘲讽我：“连英雄都下海了！”其实我并不想通过办企业为自己挣多少钱，我只想为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做些事情。

记：身为全国人大代表，您在“两会”上提的建议都有哪些方面？

戴：履职3年，我所提的建议全部与残疾人有关。2013年第一次参加“两会”，我带了7条建议，其中有加快出台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有关于改进残疾人无障碍航空出行的，等等。第二次和第三次参加“两会”，我提的建议较为切实具体。比如把残疾人的辅助器具，如拐杖、轮椅、假肢、助听器等纳入医保。我所提交的一些建议，很多都有我的亲身体会在里面。有一次，我坐飞机回湖南，因左腿是假肢，在机场被要求脱衣检查，不管我怎么表示不愿意，安检人员都不肯让步。假肢可以用仪器检测，我也允许检查人员用手去摸，但他们非要我脱掉衣服，这无形中伤害了我的自尊。难道就没有更人性化一点的方法吗？很多残疾人不愿乘普通火车，就是因为上下楼梯既没电梯又没有坡道。现在社会发展了，残疾人最想分享的是社会文明带来的成果。

磨难让我更加珍视亲情

记：您背后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您和您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戴：我20岁那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对我的专访，随后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其中不乏求爱信。对这些追求者，我担心他们看中的只是我的荣誉和光环。起初我以年龄小为由婉拒。半年后，我接连收到了一位在武警部队服役、名叫苏光国的战士的信件，我被他信中炽热、真诚的情感表白打动了，便开始给他回信。一个月后，他来到我家。在他面前，我有意不戴假肢，不打扮，一条腿在屋里蹦来蹦去，一会儿擦桌子，一会儿又钻进厨房做饭。我的目的就是告诉他，我只不过是个灰姑娘，并不是他心目中光彩照人的英雄。同时，也想向他表明，我不是个废人，不需要别人的怜悯。苏光国佩服的就是我的坚强和独立。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俩开始了交往。一年后，我们结了婚。如今，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无论我做错什么，他从来没有责怪过我，我很庆幸自己在婚姻上的选择。

记：您儿子很优秀，以您的身体条件，做母亲的经历一定很艰难吧？

戴：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亲友和医生都劝我不要生孩子，我的态度很坚决：虽然我身体残疾，但母爱不能残缺。肚子变大后，不能用假肢，我靠一条腿蹦来蹦去。随着体重的增加，身体因为不能保持平衡经常摔倒。做母亲的愿望让我克服了一切痛苦，终于迎来了孩子的出生。然而，孩子长到1岁多时，却被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虽然多方求医，可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孩子的夭折对我打击很大，像我这样的情况，怀一个孩子要比健康女性付出更大的代价。失去第一个孩子后，许多人劝我不要再生了，老公也极力劝说我放弃要孩子的想法。可做母亲的愿望对我来说压倒一切。1986年3月，我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记：您儿子懂事后，一定会为有个英雄妈妈感到自豪吧？

戴：当年的事情我一直对儿子守口如瓶。儿子10岁那年的一天，他回到家，一进门就说在课本里发现了我的照片，并问我：“妈妈，老师介绍的那个小英雄是不是你？”我尽量用平和的语调说：“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之后的一天，儿子在思想品德课本里发现了一幅救人的插图，主人公的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他就向老师求证。老师对他说：“这个小英雄就是你的妈妈！”放学回到家，儿子生气地问我为什么骗他。我说：“妈妈之所以不想让你知道，是不希望你有荣誉感，再说妈妈当年所做的只不过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你应该走自己的路，别让妈妈的事情影响你的童年。”平时我对儿子的教育，就是让他做个普通人，遇到有困难的人，特别是残疾人，一定要上前帮忙。儿子心地善良，见到残疾人经常掏出零花钱给人家，让我很欣慰。儿子学业很优秀，从湖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株洲团市委录用。

记：您一路走来，历经磨难，对人生的感悟一定很多吧？

戴：磨难让我更加珍视亲情。40岁那年，我总感到身体不适，老公催我到医院检查一下。拿检查结果那天，医生看我一个人前来，怕我经受不住打击，就谎称结果没出来。我平静地对医生说：“不管是什么病我都不怕，希望您能直言相告。”当得知我患了宫颈癌时，我抑制着痛苦回到家里，见到老公后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他知道了我的病情后，极力安慰我：“别怕，还有我呢！”后来，我住进了湖南省肿瘤医院。经过5次化疗，我终于上了手术台。病痛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曾对老公说：“你背我到湘江吧，我真想一死了之！”老公安慰我：“这么多人都来看你，希望你能坚强地活下去，你有这种想法，怎么对得起大家？”其实在我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时，老公背着我流了不少泪。为了给我力量，他把儿子也带了过来，让我用精神力量战胜肉体上的伤痛。

记：您经历的磨难常人难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戴：父亲始终是我的精神支柱。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把军人的奉献精神带进了对我的成长教育中。我残疾后，父亲一直从三个方面要求我：第一，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第二，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第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了父亲这三个要求，我一辈子都在不懈地努力，不懈地奉献。现在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想的不是个人怎样，而是责任和奉献。让我最痛苦的是，我37岁那年，父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时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坍塌了。至今，我都很感念父亲对我的教诲和影响。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