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管好亲属是重要的一环。用我伯父周恩来的话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伯父多次说过领导干部包括他本人在内“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伯父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教育，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决不允许我们享受任何特权待遇，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能以个人利益为重。

说到第一条，伯父要求我们在外面不能讲与他的亲属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个普通人。他常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将来参加工作，就是普通劳动者。无论上学、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能依赖家庭。”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

我上初中时住校，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学家里有汽车接送，而我只能挤公交车，心里难免不舒服。回家后，我就对伯母念叨这件事。伯父知道后很严肃地对我说：“伯伯的汽车，是国家为了工作需要而配备的，不能用在私事上。”他不但不讓我们用车，即使他接待外宾前到北京饭店理发的路程都让工作人员按里程付费。

说到第二条，1968年，我16岁的五弟秉和，15岁的六妹秉建，分别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伯父对此积极支持。1970年底地方征兵时，他们经基层组织推荐，通过正常手续入了伍，高兴地来向伯父伯母报告。当时，大学不招生，最好的出路是参军。那时，解放军不但威望高，并且入伍后生活上也可得到极大改善，因此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但五弟六妹没有想到的是，伯父却要求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回到牧区！伯父谆谆教导他们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越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作个普通农民和普通牧民，把参军的机会让给其他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青年牧民。”就这样，他们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服从了伯父的要求，坚持留在农村和牧区，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伯父始终认为，“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我们深切地感到，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他对你的要求就越是严格，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去做，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做个普通劳动者！这就是伯父一贯的“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伯父对我们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委屈，相反为有这样一个伯父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