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虹

【摘要】 唐朝藩镇和朝廷之间大部分时间里既非处于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也非一种正常的中央和地方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博弈状态。双方博弈的中介便是进奏院。藩镇通过进奏院，了解中央动向；中央通过进奏院了解藩镇动态。进奏院作为藩镇和中央信息交互的渠道，加速了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的进程，避免或减少了藩镇和唐廷之间不必要的激烈冲突， 为维护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 进奏院 藩镇 中央 博弈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唐代被认为是“驻京办”的全盛时期，这种“驻京办”在唐代后期被称为进奏院，在都城长安，曾有五十多家，位居要地，轰动一时。大历十二年（778）正式设立的进奏院，是藩镇进京官员的联络地，某些节度使入朝时的“修容之所”，还是藩镇和朝廷财政往来事宜的办公之所，这或许是人们容易把“进奏院”比附成今日“驻京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进奏院本质上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林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进奏院正是藩镇与中央博弈的产物，也是其中介。尤其是中央无力直接统御的河朔藩镇，其进奏院的这种性质尤为突出。

进奏官发挥情报站的功能，使藩镇及时了解中央动向

进奏院的具体职能是由其负责人 “进奏官”（有时也称“进奏院官”、“进奏吏”等）来实现的。他们“多是本道差文武执掌官充，自后遂有奏带正官者”。①进奏官是由节度使幕府体系下的文武幕职官充任的，其身份首先是节度使的幕僚，因此其必然要首先代表藩镇和节度使的利益，进奏院也就因此主要是藩镇应对朝廷的工具。

进奏官为藩镇服务的基本方式是发挥情报站的功能，及时掌握朝廷的各种信息，并迅速反馈回藩镇。这些信息包含了唐廷发布的各种诏令、文牒，内容涵盖特别广泛，从改易年号、官员升降和任免、皇子出阁、战事进程等军国大事到所谓的祥瑞异象，几乎无所不包。在这些信息中，那些有关藩镇自身利益的情报尤其重要。即便是跋扈的河朔藩镇，也“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②其他藩镇更是如此。朝廷对藩镇的赏赐、文武僚佐的升迁以及其他有利于维护节度使权威的正面消息，要及时地传达给藩镇；而那些不利的消息也需要让藩镇及时知晓，以便其迅速做出应对。

那么，进奏官如何获得这些情报呢？这当中既有公开合法的正规渠道，也有一些灰色渠道。从《长安志》、《两京城坊考》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唐代后期藩镇的进奏院多达52家，全部分布在长安城朱雀门大街以东，尤其是集中于东市和皇城东门景风门一带的坊内。这里既接近权力中枢，又是经济繁荣的人口聚集地；同时唐代长安官员普遍乐于居住在长安城街东（此街指朱雀门大街）诸坊内，进奏院设于上述这些地点，显然既便于进奏官们获取官方的正规渠道的信息，也方便了他们结交各色人等，进行各种“公关”，从而为他们打开了获取信息的多种渠道。当进奏官获取了上述这些信息之后，要在第一时间将其汇报给本镇节度使。进奏官“转发”本镇节度使的时长，根据白居易的记述，进奏官从长安“报事”给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的“德音”（皇帝的恩诏），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襄州距离长安1182唐里，约合今制522千米，以4.5日来计算，则日行约263唐里（约合116千米）。唐代驿传系统发达，三十里一驿，日行有一驿到七驿不等，也有遇到紧急情况“日驰十驿以上”，③即日行超过300里，进奏院和本镇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虽非当时最快的速度，却也十分惊人了。藩镇在获取朝廷情报方面，如此用心用力，显然是为了保证藩镇势力及时了解中央的各种动向，以便做出最快的应对，从而使得藩镇在与中央的博弈过程中，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

进奏官有时作为藩镇和节度使的代言人在第一时间直接跟朝廷交涉有关事宜。唐文宗大和七年（833），朝廷敕令，幽州节度使杨志诚由检校工部尚书迁检校吏部尚书，虽然尚书省六部最高长官都称尚书，品级相同，但由工部迁为吏部，实为美事。可是幽州的军民却并不了解朝廷的制度，只知 “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 ④幽州进奏官徐迪在第一时间与宰相交涉此事，告知了幽州方面可能的态度：幽州节度使不加仆射，则朝廷派去的使者有可能会被扣留。而实际的情况果然如进奏官所言，朝廷最后不得不加节度使杨志诚尚书右仆射，以息事宁人。人们常把徐迪的行为作为藩镇跋扈的证据，而事实也同时表明，进奏官的意见已经向朝廷预告了事情的可能结果；如果朝廷起初就认真考虑进奏官的意见，则在此事上可以少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周折。

唐廷通过进奏院“捎话”的方式，对藩镇进行间接控制

唐代的藩镇，虽有不时的跋扈之举，在本质上仍然是唐朝的一级地方政权，承认唐朝皇帝为天下共主。因此，一些藩镇不能擅自决定的事务，往往要通过进奏院向朝廷请示裁决，而朝廷往往也借进奏院了解藩镇的动态，并尽可能地因势利导，保证唐朝的国家利益。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东徙侵扰唐朝的河东和幽州地区（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等地区），唐朝与回鹘的战争爆发。当时负责对回鹘战事的主要是河东节度使刘沔和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时任宰相的李德裕积极通过太原进奏院和幽州进奏院来及时了解前线战况和回鹘内部的动向。幽州进奏官孙方造的报告中称，节度使张仲武派军将和归降的室韦部落的使者一同前去杀回鹘监使，但是因为这些军将尚未回来，所以张仲武尚没有正式上奏。从这里可以看出，进奏官报告给朝廷的内容里也有藩镇的“内部消息”。这些消息甚至可能早于节度使正式奏报而到达长安。对于千里之外的唐朝决策中枢而言，及时获取这些重要情报，无疑有利于尽早作出正确的判断，更好地指挥战争，使整个战局朝有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

对于某些朝廷无法直接控制的藩镇，朝廷直接向其下达政令，往往达不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使得双方爆发直接冲突。比如，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幽州卢龙镇作为典型的河朔藩镇，自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对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务，已经很难进行直接干预。会昌五年（845），在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的主持下，唐朝正在全面推行“灭佛”措施，一般称为“会昌灭佛”，导致了一些僧人流亡河朔，尤其是佛教圣地五台山因为地近幽州，大量僧人经过居庸关逃亡到了幽州。在此情况下，李德裕紧急约见了幽州进奏官，指出这些僧人逃到幽州，对于幽州没有任何实际的益处，无非是让幽州取得了“容纳之名”，而同时却使幽州背上了不听中央政令的恶名，授人以口实。同时，他还指出不久前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召募流亡，遭致唐廷讨伐之事，暗示了藩镇不顾中央政令的后果。进奏官及时将李德裕的意见转发给张仲武。张仲武立刻封锁居庸关，下令“有游僧入境则斩之”。⑤从位于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现存碑刻中，也能见到“会昌灭佛”在幽州留下的痕迹，说明张仲武执行了朝廷法令。李德裕没有通过正式的渠道斥责张仲武，而是以进奏院“捎话”的形式，既表达了朝廷坚决灭佛的决心，又给节度使张仲武留足了面子，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般来说，由于各地藩镇仍然奉唐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朝廷的态度对于藩镇和节度使个人来说仍然十分重要。进奏院及时地把朝廷的态度转达给藩镇，往往可以使朝廷对藩镇施加影响，从而实现朝廷对藩镇的间接控制。当然，进奏院能够成为朝廷间接控制那些跋扈藩镇的中介，其基本表现形式往往是朝廷对进奏官进行“晓以利害”的会谈或游说，带有一种道义上的劝告色彩，并非正式的敕令，不具有强制性。这种由进奏官“捎话”能否真正起作用，往往还是取决于朝廷和藩镇力量的对比以及节度使对朝廷的忠诚度等因素。在本例中，李德裕通过进奏院“捎话”给张仲武，使其听命中央的重要背景是唐廷刚刚取得了讨伐骄藩叛镇——泽潞镇的军事胜利，朝廷威信大增；而张仲武本人在夺取幽州节度使之位的过程中，得到过唐廷的支持，也曾“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因此，对中央表现得比较恭顺，当然要特别关注唐朝的态度。

进奏院作为藩镇和中央信息交互的渠道，加速了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的进程

进奏院在朝廷和藩镇之间的关系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藩镇和中央的关系。朝廷通过进奏院实现对藩镇的有效控制，往往是节度使对朝廷比较忠诚，双方关系较为亲密的时候，如前文所讲的张仲武任幽州节度使时期幽州和朝廷的关系即是例证。相反，藩镇和中央关系严重恶化，进奏院甚至可能蜕变为藩镇对抗朝廷的桥头堡。元和十年（815），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反对朝廷用兵讨伐蔡州吴元济的藩镇势力，与力主讨伐叛镇的“鹰派”宰相武元衡和裴度发生矛盾。这年六月，王承宗派张晏等人在长安城的靖安坊埋伏，刺杀武元衡，又入通化坊刺杀裴度未果，致其重伤。得手后，刺客们躲入成德进奏院隐匿，后与进奏官赵环等人被唐廷捕获。事实表明，在这起“恐怖活动”中，成德进奏院显然充当了本镇对抗唐廷的“恐怖组织基地”。但这不是进奏院通常所具有的职能。

藩镇和朝廷之间大部分时间里既非处于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也非一种正常的中央和地方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博弈状态。双方博弈的中介便是进奏院。藩镇通过进奏院，了解中央动向，或顺势而为，或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央通过进奏院了解藩镇动态，因势利导，维护中央威信。进奏院作为藩镇和中央信息交互的渠道，加速了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的进程，避免或减少了藩镇和唐廷之间不必要的激烈冲突， 为维护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

②《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四年八月”。

③《唐会要》卷41《左降官及流人》。

④《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

⑤《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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