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锡华

近日读书，看到不少先贤谈论书序的文章，从中可以发现古人对书序的重视。我注意到今人印书，封面封底常常印有不少名人的赞语，似是用来为该书的价值作保，这和请名人写序异曲同工，但用意似乎更为直接。书序的价值、书序与书的关系也确实值得加以玩味。

读书人用功，过去大多冲着功名，如今入仕仍是热门的出路，但当官之外也别有成家立业、有所作为的出路，读书写作，以学术为职业，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文章写多了就成书，出书时大多要写序和跋，序和跋最初是为阐发著述宗旨而设，后来有了进一步扩展，展示书中的主要观点、揄扬作者独特的创获，让读书人在第一时间了解全书的面貌、结构与价值，也成了书序写作的通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将序定义为“推论本原，广大其义”，大体上说出了书序的主要功能。书序篇幅有限，但在行内人看来，它是书的门面，总得精心构思、小心落笔才是。为了达到吸引人的目的，不独措辞需要警策，文采亦应斐扬，提要钩玄，广征博引，竭力将作者不俗的才情显示出来，不觉满意绝不能随便放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何其芳受命编辑《不怕鬼的故事》，文韬武略的一国领袖毛泽东政务繁剧，还拨冗亲自为何其芳三改书序，适足以成为书林中的佳话。自己平时读书，也常常看到砖头一般的巨著安了一个迹近草率的序言，其中不乏名人，为此很是叹惋一番。

总体上看，书序像是引领读者进入书境的一通“荐书”，形成读者对该书的第一印象。吸引读者，有一篇好的书序确实很关键。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读书的时候也总是先把序文看过，然后参酌序文中关于题旨、关于背景、关于内容的提示去读正文。书序不出彩，读了让人提不起精神，书被弃置不顾，我想这也是大家都有的经历。大学学英文时，曾经读到一篇名为“How to Study”的文章，也是教人在读书前先阅读“preface”（序文），可见外国人对书序的看法与中国人差不多，都知道它对阅读的帮助。不过比较起来，我觉得中国的古人更懂得书序的妙处，不仅将它本有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还巧妙地把序文作为展现其才情，披沥其肝胆、怀抱的重要载体，突现了序文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文学史上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一首短诗，一篇短文，却有一段长长的序文，前人编辑古文选集，收入的书序居然占了好大一块。《滕王阁诗序》最可怪，小小一首七律，五十六个字，序文字数多达八九百，且诗以序名，背得诗序的人不见得看重这首短诗。同样，《兰亭集》收了哪些作者的作品如今已不大能引起关注，正文庶几湮灭，而王羲之所作序文却成了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诗不大出名，但诗序一唱三叹，引譬连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仿佛是信笔写来，给人的感觉却是文字精美，开合有致，举重若轻，随心所欲，序文内含极大的精神能量，一下子将读者的情绪调动了起来，人们的心绪也跟着不俗的行文跌宕起伏。因为看重书序，作者们炼字造句更是不遗余力，书序中不少精警之语千载传颂，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大凡物不得平则鸣”（韩愈：《送孟冬野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新五代史传序》）；“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钟嗣成：《录鬼簿序》），清词丽句，妙语连珠，文辞之美、思虑之深、想象之奇让人感佩不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为自珍自爱，序跋结集梓行的为数也不少。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序便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不再视为书作的附庸。我由此想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篇著名的序文，这篇序文的作者被认为独具慧眼，最早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标定了他在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而《鲁迅杂感选集序》也因此成了修习中国现代新文学史必读的文献。

1949年后的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极受尊崇。然而考量鲁迅生平，他在上海滩上坚守革命文学的阵地时，情形其实十分尴尬。不仅受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围攻挞伐，一度还被通缉；在左翼作家内部也颇受猜忌，冷箭四射、伤痕累累。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亲写序文，对鲁迅杂文的战斗品格，对鲁迅的进取精神作了公允的分析与阐发，其中“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一语，高度概括了鲁迅坚持靭性战斗、思想情感不断与中国革命合辙的人生轨迹。鲁迅读后感慨万分，说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以上说的都是书序的好处，所持观点相反的不同声音也并不鲜见。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郑板桥的相关见解。郑板桥的《家书自序》说：“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板桥不喜请人作序，但并不否认书序的价值，也许正是因为重视书序的作用才有了自序还是他序的考量。平心而论，邀人作序、借重名人“广大其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般来说，所请者总是当时的名家、大家，且与书作者亲近。一旦接受请托，便暗含了答应在书序中将作者与作品肯定、褒扬一番的意思。同意为人作序而在书序中公开轻薄、讥讪作者的情况很少见到。郑板桥被后人视为文章大家，这样的名人还有请人作序受人奚落的经验，不幸落入了这少之有少的行列，真的有点难以想象。序文写出味道而成为名文，作者因此扬名，书作跟着受益，这似乎成了书序的通例，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中不少便是序文，受人请托的代作又占了很大一块，内容大多是结合自己的见解、学识、经历，对书中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与提升，肯定、赏识作者的意思一目了然。我所知有限，掌握到的惟一例外，便是近人郭绍虞请胡适为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胡适虽然赏识郭绍虞的才气，平日曾给予这位后辈许多提携，但在序文中却表达了对该书的不同看法，不认同作者关于文学史分期的见解，对用现代观念（神、气）来评说古人的方法也持有异议。《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大学教科书，是否列入胡序着实让郭绍虞为难，最终的结果是弃用。作为后学，我深觉遗憾，在序跋中溢美之词充斥泛滥成为时尚的今天，出现一篇与作者书中所持观点不同，表达商榷、讨论之意，但又是与人为善的序文，该是件多么难得的事啊。

有意思的是，宋代的文章大家黄庭坚也一样不看好请名人作序，挟名人自重。他认为自家写的文章好即行，文好再请人作序，借用王安石的说法，那就是“佛头上著粪”。黄氏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前承谕作《木假山记》跋尾，以明允公（苏洵，作者注）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气，万物资之而春者也，岂可复刻画藻绘哉！往年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记其前，王荆公见之曰：‘佛头上岂可著粪？’窃深叹息以为名言。”在黄庭坚看来，书好，无序也照样传世；书不好，序好，序传书不传，费心请来名家也是白搭。平心而论，这话也不无道理。当然，书好、序也好，书、序相得益彰，好上加好的情形，在著作界也屡见不鲜。

细分起来，黄庭坚的立意与郑板桥其实并不完全相同。郑板桥说序关注书序自作与他作的区别，反对借名人自重，黄庭坚则进一步降低了书序的作用。这一观点，居然得到了明代竟陵派的代表钟惺的赞同，不过他的意见稍显绝对，断定书序不能为著述增色，书序可有可无。钟惺在其文集《隐秀轩集自序》中说：“古诗文多无序。非终无序也，未尝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己亦不自作序。凡以诗文者，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传也。迨其必可传，而后序兴焉。故有诗文作于数百年之前，而序在数百年后者。传而后有序，非待序而传也。如其传，则亦不必序矣。”钟惺的观点是如果书能传世，有序无序都已无关紧要；如果书不能自存，则序即便写得天花乱坠，对书的传播也不会有多少帮助。他还用《隐秀轩集》的遭际来加以证明，说：“予向者非无刻，刻非无序。今所刻之诗已尽去，而序乃无所附。此亦不必乞序于人及自为序之验也。”“所刻尽去，序无所依”，确实是一种尴尬的经历。钟惺参透了著书人的心思：以序誉书，为书扬名。前面讲到，如今出书，作者在书的封面上印上不少名人的赞语，形式略有不同，目的却是一样，不过更为直接罢了。需要说明的是，钟惺上面对序的评述，着眼于序与书的关联，强调书是书，序归序，书不能因序而升值。至于序文本身的价值则另当别论，在《摘黄山谷题跋语记》中，他对山谷精妙的序跋极为赞赏，也认为“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