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人活着，好好的，就该有感恩之心。我已经活了60多年，既没有死于战乱，也没有死于灾难；既没有染上不治的病症，也没有沦为冤狱的牺牲，我是应该感恩的。

今天，在这个新书发布会上，我要感谢的人就很多。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冤错案件的当事人，他们用自己的痛苦乃至生命，为我们演绎了如此惨烈的人生故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内容丰富而且深刻的真实素材……

这些年，我国发现的冤错案件中有一类是极具震撼力的，那就是亡者归来的冤案。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亡者为假，归来为真，譬如湖北佘祥林案和湖南腾兴善案。一种是亡者为真，归来为假，譬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与河北聂树斌案。无论是真实版亡者归来，还是虚幻版亡者归来，它们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冤案何以发生？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错案责任都归结到办案人员身上，因为这些冤案暴露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许多漏洞和缺陷。其实，从1995年的黑龙江石东玉到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从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到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从2013年的浙江张氏叔侄到2014年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这些冤案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复制”。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司法错误似乎都延循相同的模式，类似的人生悲剧在不同的执法和司法人员手中一次又一次被重复。因此，这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司法制度的错误。当然，制度也都是由人来执行或运转的。我说是“制度之错”，并不是说这些办案人员都没有责任，而是说在这样制度下，制造冤案的人未必都是坏人和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