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

陶潜诗文，朴实淡雅，挂角无痕，深受后世文人喜爱，苏东坡尤甚。他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又因东坡本人诗文造诣极高，故而东坡评论陶潜诗文观点，几成后世定论。

东坡曾评陶潜《饮酒其五》诗云：“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此观点自东坡出，遂大行天下，附者甚多。

然而笔者在翻阅《文选》时，见《陶渊明杂诗二首》中为“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文选》卷三十，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版）。主编《文选》的昭明太子也非泛泛之辈。昭明太子是梁武帝长子，即萧统，不仅身份显贵，而且文学修养较高。《南史》本传称其“于时东宫有书籍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萧统编著书籍较多。他不仅为陶渊明作传，而且首次编纂了《陶渊明集》，亲自为其作序。序中说：“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可以说，如果没有萧统，陶渊明的诗很可能等不到气象兼备的盛唐就被埋没，更谈不上被后人尊崇了。因此说昭明太子最懂陶渊明，读者恐怕也无多异议。故而从二人文学地位来讲，后者不遑多让东坡。

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当以“望南山”为是。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一文中说：“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陶渊明的集子最初是萧统编辑，这个集子的原貌今天已不能见到，但萧统所编《文选》卷三十收了陶渊明的《杂诗二诗》，此诗即为其一，作“望南山”。唐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卷六十五辑录了这两句诗，也作“望南山”。直到北宋，苏轼见到的版本基本上都是“望南山”。他在《仇池笔记》中说：“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觉一篇神气索然。”从校勘学来说，苏轼没有举出自己所依的善本是哪一本，孤证不立。没有版本上的依据，字就不能随便改。

苏轼认为改用“望”字，是因为渊明“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评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言下之意，“望”是有意为之，“见”是无意得之，趣闲景远，悠然忘情。有意无意之间，心境截然不同。事实是否这样呢，这就需要结合陶渊明人生经历、时代背景及作品本身内容来分析。陶潜出身名门，曾祖陶侃，曾任荆州、江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外祖父是东晋名士孟嘉。陶潜青年时曾具雄心壮志，很有一番抱负。其《杂诗》云“以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带着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宏大抱负，他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按《晋书》本传记载，他先后任过江州祭酒，以后又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为地方军阀的幕僚。但每次出仕不久，就回家闲居。最后在四十一岁时，出任彭泽令，不过仅八十多天，便自动辞职。从此对官场由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远离官场，退隐田园二十三年，直到去世。

正如袁行霈在《陶渊明诗研究》所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很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

由此看来，陶渊明并不是生下来就与名利完全绝缘，有的只是迷途知返。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先生……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之《<题未定>草（六）》）

再次，陶潜《饮酒》组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丁巳（417年）秋天，时归隐有十二年，已六十六岁。而时代大背景是刘裕加紧篡位，晋朝将亡之时。陶潜曾任刘裕参军。当此刘裕权势日上之际，有人劝他复出，再次投靠刘裕，而陶潜断然拒绝。这在《饮酒》组诗中多有表达。如“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其六》），“且共欢此语，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饮酒其十二》）等。知人论世，可知陶潜《饮酒》组诗是有所目的而作。

再次，深入分析《饮酒其五》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从诗意来看，作者并不是仅仅对南山忽然一瞥，而是有意仔细看了看。何以见得？从时间跨度来讲，山气早晚葱郁；从空间跨度来讲，飞鸟成群结队自远处回来，而且在观察过程中，作者从中悟到了不能言说的真意。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飞鸟”这一独特意象。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统计，陶渊明现存诗歌121首，诗中涉及鸟类意象的有37首，集中笔力写鸟类意象的有7首。前人笔下之鸟，大多是坚贞自守、远大理想的象征，而陶渊明笔下的鸟，虽然前期也有类似的隐喻，但更多的是逍遥容与，自由自在的象征。陶诗中屡次出现归鸟的意象，如《饮酒》之“山气同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归园田居其一》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咏贫士》之“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读山海经》之“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归鸟》之“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鸟归以前，四处觅食求饮，为物所累。推及言之，陶渊明因屈己役于外物而使生命产生负累，待到归鸟趋林率性和鸣之时，诗人也“投冠旋旧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高歌“归去来兮”，人鸟各遂其性，各得其所，都从外在对象的追逐中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诗人由鸟之归息，悟出自然真朴之哲理。这其中关键在“还”字，“还”就是返本。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倦飞而知还”深刻诠释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返朴归真的生命价值取向。诗人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用一种无比依恋的感情，表达了他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

至于诗中“真意”为何，也需简略谈及。魏晋时，玄学兴盛。老庄思想对陶潜影响很深。《庄子·齐物论》云“大辩不言”，何为真意？《庄子·外物》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盖渊明所谓真意，乃在一“归”字，飞鸟归还，人亦当知还。返归于自然，方为真正之人生。故而陶潜于南山，绝不是匆匆一瞥，因缘际会。南山实际上是陶渊明的精神归宿。由此可见，即使从时代背景、作者经历及《饮酒其五》全诗的意境看去，也应以“望”字为是。

有意思的是，陶潜在《归去来兮辞》也表达了非常类似的思想。《归》文作于晋义熙元年乙巳（405年）十一月，作者下决心归隐的时候。文句有“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其中的“矫首而遐观”岂不是有意为之？据《饮酒十九》之“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可知《饮酒》组诗与《归》文相隔十二年，不难看出陶潜归隐态度之坚决。

其实，陶潜诗中也有用望字的，如《饮酒其八》之“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至于东坡为何要改渊明诗，一者是宋人的文学审美观使然，二者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苏轼才华横溢，却一直在新旧两党夹缝中生存，甚至差点送命。千载而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经历之人，不免引以为知己，甚至上升为一种英雄崇拜。而这个英雄是不容许有一点瑕疵的，为此甚至将自己意志强加上去。所以表面看是文字改动，实际上文字后更有深层的思想在。

东坡改字并非个案，如北宋方勺撰《泊宅编》卷一载：欧公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九年，东坡大书重刻于滁州，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

文人读古诗时思维活跃，这当然很可喜；但随意妄改古人诗句的习惯实在太不可取，哪怕他是如何的著名。黄侃先生说得好：“望字不误。不望南山，何以知其佳耶？无故改古以伸其谬见，此宋人之病。”（《文选评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此说极是。真可谓东坡曲解陶潜意，遂使谬误到如今。

作者单位：宜宾市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