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小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其《雅典娜神殿》（Athenaeum）之第二百一十六条断片中写道：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说，以及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形成了那个时代三股巨流。大革命位于潮流之口，潮来天地为之色变。他还补充说：谁要是不满于这种说法，那就无法登高远眺，将人类历史的全景尽收眼底。

1789年法国革命对于往后德国以至整个欧美历史甚至整个世界的精神氛围的酿造，可谓影响深远，力度强大。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接踵而至，引爆了受伤的民族情感，催化了浪漫主义思潮，最终奔放为一种形笼四野而气吞八荒的民族主义意志。建基于和平的普遍主义和博爱的文化精神，法国革命曾以“人类历史上第一激动人心的修辞”许诺要扫除人类的痼疾沉疴，但终归背叛了世纪的遗嘱，没有引领人类接近它所许诺的目标。和平的普遍主义，博爱的文化精神，承载着近代欧洲对于进步的信念，以典雅和完美取代了罪恶和救赎，并许诺将人类的伟大福祉牢牢地锚定在理性的地基之上，永不改易，千秋万世永存。康德用理性的冷酷修辞表达出对法国革命的千禧年主义激情。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这么一次改天换地的现象，将永久持驻于人的记忆之中，因为人性本恶而天然向善，其中一定蕴含着一种天赋，一种才能，一种情感结构，一种精神激荡。作为革命之底色的理性精神，就是浪漫主义者虚构的“鼹鼠”——掘开阴沉的厚土，敬拜丽日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