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霖

近十年来，当今人文社科界学术翻译里“洋八股”风猛刮，只要是西方人写的东西，统统拿来翻译，也不看写得如何，究竟有无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中国的译者时常用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术语与句法结构，使人读来犹如云里雾里，佶屈聱牙。这样的翻译，实现不了信息的传播，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更看不懂。

可怕的是，“洋八股”不但在翻译领域大行其道，在本应属于原创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影响不小。笔者在大学里吃了多年的粉笔灰，每年的本科、硕士乃至博士论文都过眼不少，这些年轻学子本应用最美丽的中文，将一些学术问题说个一二三四。但是，在他们的论文里却找不到这种中文的优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与句法结构。如果问起来，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西方学者就是这么写的。

且不论西方学者是否对错，我只想问一句：西方学者真是这么写的吗？

上个月，在学生的推荐下，我在图书馆终于找到了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哈兰德的《从柏拉图到巴特：西方文艺思想史》（下文简称《柏拉图到巴特》，韩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事实上，这类书在国内翻译界出版不少，但好的译本并不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都知道，西方文艺理论史是最难翻译的著述之一，它涉及的人名、理论、流派众多，尤其是经院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等领域，简直使人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本《柏拉图到巴特》却另辟蹊径，采取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能读懂的“科普”译法，将绵延几千年的西方文艺思想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