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然

每年6月21日是圣彼得堡的“白昼节”。随后的几天，圣彼得堡一天有23小时的白昼，1小时的黑暗。当地人在节日举行各种狂欢活动

“莫斯科没有真正的灵魂。”20世纪初到访俄国后，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如此评价。这个东斯拉夫人的聚集地在彼得大帝时期逐渐膨胀，被灌注了巴洛克艺术风格和启蒙精神，在19世纪又紧跟西方城市文明的潮流。这是一座模仿之城，在广袤无垠的乡村大地上是一簇不自然的盆景。他认为，上流社会的文化纯粹是西化的，底层民众则保留了乡村的灵魂，两者之间无法交流，不能互相理解。但是，斯宾格勒认为陷入战争的欧洲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未来属于俄罗斯文化：融合东西方心态，却坚守传统的基督教精神。

在宗教狂热中，苏联建立又坍塌了，声称实现未来的同时留下了大片无法照亮的黑暗。斯宾格勒预言后的一个世纪，俄罗斯的形象仍是永恒的旷野。冬天仿佛从不消逝，人民在严寒和孤寂中或是沉默着，或是因纵酒而粗野颓废。这些黑暗雪地上升起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石头砌成的冷硬堡垒，同样空旷缺少温度，与这片不毛荒原如此格格不入又暗中协调。

在去往莫斯科的路上，我想到聚集在北京雅宝路一带的俄罗斯小商贩们。大声说话，在拥挤店铺中穿梭打包大批服装，穿着过时的夹克和牛仔裤。住在基辅的时候，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评价不高：“粗鲁，暴力，拥护极权主义。”相比之下，乌克兰人自认为具有南方人的特征，柔和、开放，对政府充满了怀疑。

在社会主义风格大楼和镰刀锤子标志的环绕下，戴皮帽的老人用手风琴拉着苏联歌曲，莫斯科河边的冰雪映着月亮和手挽手的情侣。这种刻板的景象长期漂浮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笼罩在苏联老歌、电影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迷雾中。新的时代还未到来;俄罗斯的本质仍拒人于千里之外，让探访者在重重矛盾里盲目乱撞。

“普京是我们需要的领袖。”父亲说道，往他的茶里加了好几大勺砂糖。这是俄罗斯的典型饮食习惯：黑麦面包，黄瓜、番茄和卷心菜的清淡沙拉，大碗酸奶油和黄油，还有浮着厚厚一层油脂的土豆清炖鸡肉。小碗里摆着塑料纸包装的巧克力糖和威化饼，甜腻得分不出滋味。精致的美食艺术从来不是俄罗斯的特长。

我是在乌克兰危机紧迫时来到俄罗斯的。这一天是5月9日，我们看着电视上的反法西斯胜利69周年节目。无论怎么换台，内容都大同小异：苏联官兵英勇解放东乌克兰，进入顿涅茨克一带;苏联人在克里米亚行军;乌克兰举行胜利纪念日活动，但出现了攻击俄罗斯族居民的现象，纳粹分子可能清洗俄罗斯人;在顿涅茨克，亲俄武装们押着被俘乌克兰官兵游街，“有力震慑了基辅政府”。

父亲对这些媒体深信不疑。“法西斯分子控制了乌克兰，和西方勾结起来消灭我们俄罗斯人，搞乱秩序……所幸，普京是个有力量的人。”他儿子帖木尔不满地反驳他：“我们是鞑靼人。别忘了我们是被斯大林强行同化的。乌克兰人是在要求民主。”父亲支吾一番，找了个借口离席而去。帖木尔认为他今天还算温和，在客人面前没有像平常一样激烈地表达对普京国内外政策的支持。“像中国人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他相信要生活在有强力控制的国家。”

虽然经过长时间与斯拉夫人混血，这个鞑靼人家庭的面孔仍有明显的中亚人轮廓。这是莫斯科外围的一个密集住宅区域，位于绿线地铁的最东端，到红场需要一个多小时。毫无特色的苏联式公寓大楼在1970年代蔓延到这个区域，容纳了成千上万从各加盟共和国奔向大都会的谋生者。自1960年代短暂繁荣后，官僚化、被计划经济渐渐窒息的苏联一直在走下坡路，但也阻挡不了这些追寻“苏联梦”的人：毕竟，首都集中了全国最多的资源。父亲到莫斯科进了心仪的美术学院，但为了生计最终找了一份装修工人的活计。

他给我展示闲时创作的油画，充满了幽深的森林、大河与湖泊，阳光下的荒原上徘徊着闲散的农牧民。颇有19世纪大画家伊万·希什金的派头，属于一眼便能辨认的“俄罗斯风格”。这些画面上无一例外伸展着广阔的空间，消失在遥远地平线尽头。人物则渺小得只见大致轮廓。这样的空间最终吸纳了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高加索人、蒙古人……以不可抗拒之力将他们安置进自己的系统。中亚草原的东方印象变成了俄罗斯风景。

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认为存在着“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这辽阔的空间是俄罗斯命运与精神的内在事实，因而也创造了俄罗斯的历史。它使俄罗斯人缺乏对时间和空间精打细算的集约性，因为无际的大地总能帮他们摆脱困境。他们依赖这母亲大地，既无意愿也无胆量支配它。在这永恒的一望无际中，人类驯顺地放弃了建立秩序、革新创造的妄念，将自身交在漫长岁月中逐渐累积成型的庞大国家和中央政权手中。绝对权威压倒了个人意志。“俄罗斯温顺的反面是异常的自负，最伟大，最强壮……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他们无边的温顺隐忍即是基督的普世精神，因而命定负有惟一的使命。唯有它是真正的基督之国，生而虔诚、至善，拥有不容置疑的最高道德性。腐化的欧洲和世界必将毁灭，被神圣的俄罗斯拯救。

倡导超越民族的普世性，却又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热爱自由、崇尚无政府主义，却又对国家绝对顺服依赖。俄罗斯矛盾的两面难舍难分，以至于斯宾格勒断言：莫斯科公国流传下来的沙皇制是惟一适合俄罗斯的制度。俄罗斯人似乎永远不能适应追求公平、效率、物质最大化、个人自我实现的西方现代文明。

唯有弥赛亚主义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心灵中。“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却往往成了它们的压迫者，因而总是招致敌意和猜忌，迄今还有待于我们克服，”别尔嘉耶夫1918年总结。此后不久，因为公开宣布十月革命“否定自由、否定个性、否定精神”，作为“反革命分子”，他与一百多名最优秀的学者一起被驱逐出境，为了“后顾无忧地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

夜幕降临了。在几个世纪间逐步被吞并的鞑靼斯坦、乌克兰和高加索，斯大林有系统有计划地展开了消灭和同化运动，让知识分子和有产者批量死在中亚的集中营，卓有成效地消灭了民族主义抵抗。乃至赫鲁晓夫承认：乌克兰民族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流放车辆不够把他们全部运走。灾难也降临在俄罗斯人身上。

1921年，征粮制引发的减产危机终于发展为大饥荒，俄裔社会学家皮季亚姆·索罗金曾在萨马拉省目睹饿殍遍野甚至人吃人的惨剧，泪如泉涌。他后来写道：“这足以让我无畏地与革命和毁灭俄罗斯的恶魔们作斗争。俄罗斯民族的罪孽是深重的，但在这些不幸、痛苦和死亡的岁月里，已经为所有的罪孽付出了对等的代价并赎了罪。”

圣彼得堡，当地人在寒冬的冰湖中冬泳

这些都过去了。一路从城郊驶向市中心，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成群结队举红旗、戴苏联军帽的市民推着轮椅上的老兵，拖着穿迷你军装的儿童，热闹地涌进红场。粉刷一新的古老广场像一套玩具模型，挂着巨幅镰刀锤子，只不过红底换成了俄罗斯的蓝白红三色国旗。男孩女孩们欢呼着涌向老兵，在他们脸上印上响亮的吻：“感谢你们保卫了国家！你们是我们的英雄！”无名烈士墓前等待鲜花的民众排起了百米长队。路边乞讨的歌手用小号吹起了国歌，匆匆行人、男女老少一瞬间围上来合唱。“对祖国的忠诚给予我们力量！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完毕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和尖叫。

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时刻。时间并未前行，本应过时的一切重又变得年轻。

或许自卫国战争以来，俄罗斯人从未如此团结过。乌克兰事件刺激了俄罗斯的神经：它渐渐走出1990年代以来的颓唐，曾经震慑世界的力量却仍未恢复。从科索沃到格鲁吉亚，它试着挑战西方定下的秩序;吞并克里米亚后，普京表示俄罗斯遭遇着外部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是要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还是将其拱手让人，不知所措？”此时的包围圈，比冷战时期更加紧密。

克里姆林宫宫墙外，印着“胜利！”的小红旗层层叠叠堆满在二战英雄城市——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小方碑上。一群中年男子正议论占领克里米亚的壮举：对待纳粹要有纳粹的方法，还应该尽快派兵占领东乌克兰。围观人群纷纷点头同意。长久以来，帝国似乎总是民族自豪感无可动摇的根基。

老阿尔巴特街是一个有名的文化区域。在帝国时代，这里已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聚居地，路两旁的建筑上不时可见纪念某人的铜牌。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店铺里出售或真或假的沙皇时代古董或者外国游客喜闻乐见的苏联纪念品。街道上布满了喧闹的现代艺术家们，以涂鸦、街舞或者爵士乐来吸引游客的铜板。

别尔嘉耶夫在被驱逐前就住在附近。每周二他都在家里举行聚会，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挤满了客厅，不得不坐到隔壁房间去。在食品严重短缺的时候，他妻子仍能提供一些简陋的茶点。他们在这里探讨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宗教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甚至随意批判马克思主义。来的人也多种多样：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保守主义者、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旧礼教派……当然也有契卡（秘密警察）在监视。聚会一直持续到他被驱逐出境。

这样自由的争论在当时还是可能的，别尔嘉耶夫本人当时还常被请去给工人、红军战士和党员讲科学与宗教之类的主题，同样反响热烈。他回忆起演讲结束后，往往会有大批听众跟着他走回老阿尔巴特。有一次一个工人凑上来激烈批判宗教，别尔嘉耶夫问他：“那您怎么来听我的演讲呢？”不料他回答：“我希望人们能驳倒我反对上帝的论据。”历史学家感到俄罗斯实在广袤无垠，即使在恐怖降临的时刻。他视之为俄罗斯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得以延续的希望。

今天的阿尔巴特街仍然有一些艺术家的画廊和住所。经人介绍，我到了雕塑家格里高利·波托茨基的工作室。这是一栋看起来简陋的老公寓楼，楼道大门有铁皮包裹，关上时发出沉重的响声。阴暗的狭窄楼梯年久失修，通往一处地下室。工作室空间倒是宽敞，但堆满了雕塑、书籍和工具。厨房是一张巨大的长桌，香烟气味缭绕不去，摆满了茶点和干果，是沙龙、长谈日夜不休的架势。墙上挂满了雕塑家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和奖牌。

60岁的波托茨基身材不高，大腹便便，一头艺术家的披肩白发和络腮胡须，眼睛眯成一条线，一见面就勾肩搭背表示亲热，“请随便看！” 他穿着睡裤和拖鞋，油墨斑斑的旧T恤上印着“国际善心学院”。

相对他创作的大批名人胸像（其中一座莱蒙托夫赠给了厦门大学），波托茨基更出名的身份是“国际善心学院”院长。当然，这个学院的办公地址就在这间地下室，常务工作人员也只有他和柳芭莎——他25岁的漂亮学生、情人加秘书。他给我展示一座名为“善心纪念碑”的铜像，形似一个用许多手掌组成的蒲公英，已经被安置在莫斯科、广州、日内瓦、宿雾等全球十几个城市，象征善心的开枝散叶。6年前，他拉几个艺术家朋友发起了这个学院，以这个蒲公英为标志，旨在教育全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以善心待人并解决冲突。他们希望以艺术品传递这一思想。

叶卡特琳堡这座城市有着柔媚的名字，其实很硬气

“在宇宙中，力量来自哪里？”他语速很快，滔滔不绝地开讲，“终极的力量是善和道德。几年前，我开始思考人到底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和物质无关，只有回归善和人道主义。”他解释，在俄语中“善”（dorota）也有“富有”之意，是一种可以对抗人类一切问题的俄罗斯淳朴观念。

他生在南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库尔干地区，是富农的儿子。作为“破坏革命者”，父亲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但大字不识的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在波托茨基看来，苏联的崩溃是因为路径错误，而非目标不对。“布尔什维克追求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绝对的善和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新人’的诞生，这仍然是一个很美妙的梦想……但他们错就错在用了粗暴的手段，偏离了善。”他使劲吸了口烟，惋惜着苏联的失败，“它本来有机会成为最伟大的国家。可惜分崩离析了，让美国和资本主义文化成了世界主导。”

他和与我同行的乌克兰朋友激烈争论起时事。“乌克兰人占领基辅市中心，不是扰乱秩序吗？我问你，年轻人应不应该为法西斯主义冲锋陷阵？”在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媒体上，乌克兰的亲欧-亲俄路线之争已完全被替换为“法西斯主义”，被定性为一场仇视清洗俄罗斯族的狂潮。波托茨基认为这是要切断乌克兰人和俄罗斯相连的文化之根。“真是一场悲剧，斯拉夫人应该团结在一起才最有力量。分裂正是西方希望看到的，都是美国暗中分化，好压制我们。但普京不是个轻易妥协的人！”他大笑起来。

对西方的敌对情绪，在俄罗斯似乎很常见。但另一方面，和中国人一样，每年也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在西方世界享受物质便利乃至实现个人价值。对这些国家的看法也往往摇摆不定。波托茨基带我看了一个小雕像：一个执剑的勇士悬在一个圆环中间，将它劈断。这象征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劈断哥丹结的故事——小亚细亚国王声称，谁能解开此结谁就将成为亚洲霸主。作品中的哥丹结象征人类的难题：种族主义和贫困，现在被一举解决了。如果能创造自己的规则，为何要遵守旧规则呢？

这件作品居然是给美国的礼物，原件树立在迈阿密。“这是对美国克服了这些人类困境，实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一份感谢。只有美国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政治观点如何，这位艺术家还是关心普世价值。造访中国后，他迷上了研究邓小平，认为他是普世价值的一位杰出代表，“创造了一个家庭团结互助，人人有工作，城市壮观又有活力的伟大国家！”他正在创作一个邓小平胸像。

堆满工作室的作品中，我认出孔子像、希腊神像、圣母像和佛陀，他们围绕着“善心”蒲公英，有些天下大同的意味。波托茨基声称自己的宗教就是“善”本身——“我只崇拜善，所有宗教、乃至所有伟大思想都来自于它。”他一直坚信这一信仰可以对抗堕落西方文化的威胁，“看看他们传播的所谓现代生活，吸毒、色情、同性恋……这种文化对我们俄罗斯有什么价值呢？全球人类怎么能按他们的方式生活、采用他们的制度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本身都违背了“善”的原则，是对俄罗斯传统道德的背弃。

斯拉夫主义寄希望于“有俄国特色的优越制度”，但难免现代性的挑战。回到熙熙攘攘的阿尔巴特街上，我想起了作家维克多·佩列文1999年的畅销小说《百事一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虽也算是百花齐放，但商业作品居多，国际闻名的严肃文学却很少。或许是最著名者的佩列文，著此书仿佛是专为说明知识分子们为何消沉。主人公在苏联时代是位诗人，解体后只好去写广告文案。处在迅速变化的商业社会，金钱、黑帮和幻觉控制了一切，到处弥漫着可怕的不确定性……旧的极权敌人消失了，人们四散而去，物质成为惟一目标。

现在，向谁反抗呢？应该相信什么呢？如何捍卫文化与道德价值呢？

在红场周边，最能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已变和未变。

胜利日随处可见的镰刀锤子标志最令人迷惑。它们出现在十八、九世纪的建筑物上，在庆典晚会搭建的大舞台上，与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相望;还有人们高举的红旗上。蓝白红三色的俄罗斯国旗相伴左右。两个政权的符号如此和平相处，众人都习以为常。

强人普京并非一直平心静气地看待此事。根据爱尔兰记者奥克莱利在《苏联的最后一天》中的描述，到戈尔巴乔夫正式辞职时，全国各处都已经不见红旗和镰刀锤子的踪影了。当时普京在圣彼得堡市长手下工作，办公室窗外能看到对面的商务中心楼上仍然飘着一面红旗——那是共产党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他立刻命令工人拿走红旗;但人家立刻又升起一面，如此你来我往。共产党很快耗尽了红旗，开始发挥创造力，用各种相近颜色的布取而代之。这让普京失去了耐心，他干脆弄来起重机把旗杆切断了。

1991年12月底的深夜，红旗从广场上，从全国无数建筑物上降下，但几乎没人对这一仪式表示兴趣。只有一群外国人和零星几个行人发出欢呼声。上年纪的人大声指责，可也无济于事了。大部分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正忙着在莫斯科全城乱窜，食品的短缺已经触目惊心。无论在哪发现一个队伍，太幸运了，先排上再说。排上几个小时可能买到一块面包，但更可怕的是无队可排。

红场的国营百货商店GUM挤满了饥饿的人群，队伍一直穿过整个红场。19世纪建成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已年久失修，窗棂掉落了，优雅的吊顶雕花破损了，油漆片片剥落，仿佛预示着庞大社会主义帝国的凋零。人们无暇顾及这一切。在空空如也的食品柜台背后，深处的角落里，有一些被帘子挡住的神秘角落，藏着火鸡、黄油、鱼子酱和面粉，源源不断运往特权阶层家里，他们正大肆举行最后的晚餐。

当时谁都想不到，GUM会变身为一座奢华百货。新千年后它被本国一位奢侈品经销商买下，依然保留了历史名称，只是“国营”（Gosudarstvennyi）被偷换成了“中央”（Glavnyi），拥有几百家世界名牌店铺。充足的日光透过玻璃天棚照进华美的长廊，奶油色的墙壁上所有精致的雕花装饰都恢复了最初的面貌。唯有在镜框中镶嵌的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它曾经凋敝的模样。这是游客必到之地，在它的自营食品店里可以买到各种精心包装的俄国特产，颇类似伦敦哈罗德百货食品店的风格，价格当然也数倍于普通商店。民众挤在大理石喷泉旁的长椅上，吃老式脆皮雪糕、喝100卢布一杯的香草汽水，看新富们提着大包小包走向他们的法拉利。

俄罗斯人现在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只要足够有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代价之大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私有化进程中，“内部人交易”使无数政府关系户们成为巨富寡头，普通民众无缘分享国家资产，反而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失去了一切。进入新千年，经济逐渐走出深渊，物欲成了新的主题。

史上第一次，这个曾经自闭、孤绝的帝国踏进了全球化浪潮中。一切集体意识和边界概念似乎都在这大潮中消逝了，这应该是一个个体的时代。曾经的神圣共同体还存在吗？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现在意味着什么？还能拯救谁吗？

普京的答案是肯定的。旧政权的符号不再是禁忌，它们回到了莫斯科的心脏，和红白蓝旗帜、沙皇的双头鹰标志平起平坐。他曾经和发起八月政变、企图阻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守派们激烈对抗，现在称却称他们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苏联国歌恢复了，只是改了歌词;胜利日庆典一年比一年热烈。从铁腕镇压车臣分裂，到肢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他赢得了国内一片欢呼。他有能力和苏联领袖与沙皇一样，在这片横跨欧亚的广阔土地上再现帝国的荣光。

“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二把手沃罗丁对《真理报》说，这“说出了全体俄罗斯人的心声”。

我们对这样的语言并不陌生。民众对普京的支持是真实的;在俄罗斯的日子，我所见的男女老少不同阶层的声音最终集合成了如此统一的面孔。自吞并克里米亚以来，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普京的支持率从50%暴涨到了80%以上。同时，掌权时间越久，他握有的资源越让竞争对手们难以望其项背。

“普京是爱国主义的象征，谁反对他谁就不爱国。”媒体人维亚切斯拉夫·普鲁迪夫评论道。他接触过的反对派政党和媒体都不成气候，撼动不了“新沙皇”的权威——当然，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了媒体，不一致的发声者随时有失声的危险。

金环的心脏苏兹达尔，老妇人走过冰雪覆盖的山岗

“美国和欧洲一直在缩小对我们的包围圈，但我们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克里米亚事件标志着一个历史时刻：新俄罗斯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它能对抗美国的全球霸权。”维亚切斯拉夫的看法并不孤单，支持者们一次又一次将权力为普京双手奉上。新的帝国似乎已经启航，它为过往虚度的光阴而悔恨。苏联解体看似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但“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醒来发现他们已身在其他国家了。俄罗斯人成了世界上最分裂的民族……令人惋惜啊”。普京宣布克里米亚加

胜利日的礼花照亮了莫斯科河。在明暗变幻中，“祝福祖国”的欢呼声和手风琴老调中，时间仿佛倒流回那个已消失的国度。

只是加盟国都已在全球潮流中四散而去，这帝国的梦想现已无他人分享。在维亚切斯拉夫和他的许多朋友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并非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仇恨，而是美国挑拨离间的阴谋。“这难道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吗？斯拉夫兄弟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而被西方吸引呢？”他紧紧按着我的乌克兰朋友的肩膀，郑重要求他转告同胞：俄罗斯人仍然爱他们。

红场上，三个帝国的符号逐渐融为一体。自始至终，这里只存在着惟一的一个帝国。普希金曾写道，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被爱。君王对人民的爱，仿佛丈夫对妻子的爱;别尔嘉耶夫哀叹，俄罗斯嫁错了丈夫，不管为国家付出了多少牺牲，在这广袤无垠的国家里依然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但俄罗斯也只会选择这一种丈夫。

离开俄罗斯之前，我在红场对面的大剧院（Bolshoi Theater）看了一场歌剧：普希金童话诗改写的《金鸡》，由科萨科夫谱曲、谢列布列尼科夫导演。普希金描写了沙皇的好战、昏庸和暴躁，这部剧在1909年首演时，被布尔什维克认为是抨击封建专制的佳作。幕布拉开了，富丽堂皇的大厅是沙皇时代的风格，笨重的家具和死板的吊顶却有斯大林时代的品味。蒙面迷彩服狙击手绕场巡逻，本剧男主角——沙皇多顿和他的心腹们身着现代军装，被西装笔挺的政客们簇拥着隆重登场。在歌颂沙皇功绩的一场戏中，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和战士们唱着苏联式的歌曲，背景墙上突然出现了多顿王的“领袖标准照”，神似朝鲜领导人的姿态。观众席发出一阵了然的笑声。

俄罗斯从未改变吗？

谢列布列尼科夫声称，本剧主要表现一场失败的爱情。人民顶礼膜拜多顿，他却对东方敌国女沙皇谢玛卡神魂颠倒：她如同神邸，美丽而虚幻，令多顿不惜祸国殃民，最后却眨眼消失无踪。全剧序言讲道：“这并非真实的故事，但其道理应被人们铭记。”

“这时候看这个剧，真有意思，”我身后有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