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经济学人》7月25日

极客是一群渴望用技术改变世界的人。今天，硅谷的极客、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正着力于改变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 Airbnb致力于把普通人的家变成旅馆，目前业务遍及全球34000个城镇。Uber开创了共享经济的先河，改变了人们受雇的方式。Google、Facebook和Apple等则从平台效应中获益，每个人对这一平台的使用都能让其他人受益。因此，硅谷的成功有益于社会，不是零和游戏。虽然Uber在很多国家遭到了抵制，但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目前，硅谷所有公司的总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去年，美国每5个商学院毕业生就有1个到硅谷工作。这里正超越华尔街成为人们追求财富的首选之地。当然，随着纳斯达克指数接近历史高点，很多人担心硅谷会重蹈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的覆辙。不过以我们的判断，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天的科技公司已经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不那么急功近利了。在上市之前，它们平均已经存在了11年，远远高于1999年时的4年。

【美】《福布斯》（亚洲版）8月

Aditya Puri是印度最有价值的银行HDFC的行政总裁，他的成功依赖于两个简单的法则：常识和纪律。目前，HDFC是印度第二大私人银行，市值高达430亿美元，有3200万客户，分布在2500个市镇的4000家分支机构。64岁的Aditya Puri在1994年创立了这家银行，在此之前，他在花旗银行服务了20年，获得了丰富的银行运营经验。HDFC的崛起和印度中产阶级的兴起息息相关，它吸引人们在这里开立工资账户，并为他们提供信用卡、汽车、房屋等贷款。而且，HDFC很重视网上银行的建设，吸引年轻人通过智能手机进行购买、支付、借贷和投资，提供的转账方式超过75种。更不同寻常的是，HDFC55%的网点设立在印度的乡村和城乡结合部。在印度这样一个银行网点覆盖率很低的地方，这些招数非常有效。

【德】《明镜》7月25日

大部分德国人对待难民从未像现在这样友好，二战期间有50万德国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或政治受迫害者，为躲避纳粹刽子手的杀害，逃往八十多个国家，于是二战后联邦德国也将接收难民视为一种责任感的体现。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连当时从东欧被驱逐的德国人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冷遇。德国人敌视难民和50、60年代涌现的客籍劳工，原因大多是对陌生的害怕、担心小康生活受影响、嫉妒他们享受的国家福利。但如今许多德国企业缺技术工人，连学徒都招不到，出生率下降让情况更糟。面对这种情况，今天的德国愿意在难民身上投入，不仅提供衣食住行，还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友好相处。今年估计有四十多万人申请前往德国避难，政府在接受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政治难民的同时，还需拒绝东南欧人的难民申请。

【美】《纽约书评》8月13日

安德鲁·科莫是美国纽约州州长，被认为是民主党内少数可能出马和希拉里争夺2016年总统选举提名的政客之一。科莫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父亲马里奥·科莫曾三次连任纽约州州长，一度被认为是民主党的明日之星。安德鲁继承父业从政，2002年，他参加民主党纽约州州长候选人提名初选，以失败告终;2003年，科莫与罗伯特·肯尼迪之女凯里离婚，随后二人就3个女儿的抚养权发生了激烈争夺。2011年，科莫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纽约州州长。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纽约州立法承认同性婚姻，这和他父亲当年的取向大相径庭。2015年取得连任之后，科莫又推动立法来打击校园性侵。他的一系列举动备受自由派的赞赏，只是在政治分化严重的当下，恐怕很难吸引右翼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