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4月22日，纽约公园大道725号，亚洲协会。

第45个地球日当晚，一群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雪域的滇金丝猴成为这里的主角。

这部英文名为《Mystery Monkeys of Shangri-La》的纪录片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成立45年来首部购买的由中国人拍摄的野生动物影片，制片人兼导演为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

那些猴子他前前后后拍了二十多年。“我对猴子投入的感情太深了，猴子的命运和我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从1960年代以来，野生动物纪录片一直是BBC自然频道等西方媒体独霸天下。大多数中国人对野生动物的认识要回到1981年最后一天——那晚，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第一集《动物世界》。配音前，在央视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播音员赵忠祥还很不习惯“拟人化”的解说词。

当赵老师越来越磁性的声音随着动物奔跑的节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时候，在千里之遥的云南昆明，落榜生奚志农的第一次补习刚进行到一半。那年夏天，他从昆明师范学院附中毕业后，以5分之差高考落榜。

他连续补习了两年，还是没有敲开大学之门。

1983年夏天，最后一次高考结束后，他参加了科教片《鸟儿的乐园》的拍摄，担任摄影助理的助理。这部片子使他爱上野生动物摄影。

他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提到：“摄制组专门请了动物园的技师来负责抓鸟养鸟，拍摄时就用尼龙绳拴住鸟儿的腿放上枝头。”

1990年3月，奚志农来到中央电视台，成为赵老师的“同事”。

作为台里的“新闻民工”，他没有署名权，所做的就是把从国外买来的野生动物纪录片剪辑成规定的时长，再放上台里编导的名字。

他很快回到了云南。199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云南白马雪山启动“滇金丝猴研究计划”。11月，奚志农扛着林业厅刚买的摄像机，拿着保护区给他买的二十几盘磁带，就跟研究小组进了山。那时，他没有一分钱资助，跟研究小组一起搭窝棚、睡雪地，劈柴、生火、烧饭，样样都干。

研究组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上找了一个多月，累得精疲力尽，也没发现猴群。直到第二年9月，奚志农再次进山，几乎要无功而返的时候，发现了新鲜的猴粪。他顺着猴粪一路追踪，才第一次看到滇金丝猴。

镜头前，大公猴慢条斯理地嚼着松箩，一只母猴怀抱着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猴宝宝。

奚志农热泪盈眶。在这之前，世界上几乎还没有人拍到过野生滇金丝猴。

多年之后，他的一幅名为幸存者的滇金丝猴照片在英国“BG野生生物摄影年赛”上获得“濒危物种类”单项大奖，一项由英国BBC《野生动物》杂志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国际野生动物摄影领域最具权威的比赛。

那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比赛的奖项。“不是说我拍得多么好，而是这是人类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中国仅次于大熊猫的第二国宝。”

2002年，他把历时10年拍成的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猴》带到了素有“绿色奥斯卡”之称的英国布里斯托尔“自然银幕电影节”。来自30个国家的350多部影片角逐17项“金熊猫大奖”，英国以绝对优势捧走了10项，美国拿走了3项。《神秘的滇金丝猴》获得了“TVE奖”。这是与国际环境影视集团联合颁发的奖项，专为野生动物影片制作历史不长的国家而设。

这也是中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首次获奖。“Wild China Film”也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年后来被奚志农确定为野性中国成立的时间。

滇金丝猴 图/奚志农

纽约首映当天， 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科学家夏勒博士特地从康涅狄格州驾车赶来。82岁的老人一身西装，打着黑领带，精神抖擞。

奚志农还是穿着他的速干衣、戴着迷彩帽。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总是这身装束。无论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接受采访，还是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演讲。

“他几乎就没花钱买过衣服。”妻子史立红说，“结婚时他穿了一次白西服衬衫，在衣橱里挂了快20年。”

当年研究小组在白马雪山考察了3年，美国人老柯临走时把一件肥大的抓绒衣送给他，还有一个背包，他用了快20年。

长年在野外拍摄的奚志农几乎没花钱买过户外装备。史立红记得，结婚那年，他们在北京秀水街淘过一次帐篷、睡袋、羽绒服什么的，后来，有户外产品厂家赞助“野性中国”一些产品，家里最多的是各式T恤。

自从成立以来，“野性中国”也几乎没花钱租过办公室。从2005年搬入北京西直门外137号以来，一直没有变过。北京人都知道，那是动物园的地址。

奚志农不抽烟不喝酒。但这个几乎不花钱的人几年来一直觉得缺钱。

由“野性中国”发起的濒危物种影像计划每年从全国选拔一批优秀的自然摄影师进行培训，对濒危物种进行抢救性拍摄，其成果将作为野性中国规划多年的中国自然影像库的核心资源。

工作室人员最多时有七八个，奚志农把每年为某品牌代言的11万元全部投入。

追随他多年的兄弟有时候也有怨言：“你做个摄影师不好吗？非要去扛那面大旗？”

2011年夏，奚志农收到一家户外机构去北极探险的邀请。他吃惊地发现，那艘中国包船上将有160多名中国乘客，一张船票约20万人民币。

那个时候，进入第十个年头的“野性中国”差点到了“没人没钱就差关门”的地步。奚志农是北极之行特邀的3位演讲嘉宾之一。他讲起了滇金丝猴、藏羚羊，从白马雪山讲到青藏高原。

船方组织的拍卖会开始了。他坐在人群中，惊讶得合不拢嘴：一顶船长的帽子拍到了八千多欧元，一个小时的核动力破冰船驾驶权拍到了2.6万欧元……

拍卖会后，有粉丝来找他：“北极熊是该保护，可那离我们有点远。我们重新给你搞一次拍卖，要比他们拍得多。”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除了那些存在电脑里的野生动物照片。

领队曲向东提议，让奚志农把此行拍的照片做成挂历。尽管这只是一个创意，“极友们”还是当场订购了九百多本。回到国内后，又陆续订了一千多本，每本100元人民币。“除去印刷成本，大概筹到了十几万元。”那一次，他知道什么叫作“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在随后3年里，找钱成为奚志农最重要的事，也是他最不擅长的事。他承认自己“太笨，做得太差”。

2012年底，他应邀参加南极之旅，惟一提出的条件是在船上搞一次拍卖会。

返回途中，于丹为他助拍。这次，他有备而来，还带上了艺术家叶永青、李季捐赠的版画和油画。最后拍到了四十多万元人民币。

2013年的南极之旅算是成绩最好的一次。他在甲板上遇到了正在过烟瘾的高晓松。拍卖是在高晓松弹唱《同桌的你》的歌声中开始的。这次，奚志农要求“极友”们回中国后，统一汇款到联劝基金会为野性中国开设的公募账户。

滇金丝猴·母与子 图/奚志农

邮轮经过西风带，越来越晃，有些人受不了颠簸，回了船舱。大部分人仍在竞价。那一次，拍卖金额创纪录地达到了六十多万元。事后，高晓松告诉他，自己的预算还没花完。

第一次听到他的南极演讲之后，杭州一位企业家专程飞到北京，决定赞助他30万元拍摄野生动物纪录片，惟一要求是“片子拍成后给我刻个盘”。 有了这笔钱，奚志农很快就辞掉了为佳能相机做摄影培训师的工作，开始组建纪录片拍摄团队。

2012年，算是他很走运的一年：一家广州服装企业主动提供一笔20万元捐款，而且不指定用途。那是“野性中国”成立10年来收到的第一笔大捐款。

6年中，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生物摄影与影像技术专业只有4个中国学生，苏州小伙吴元奇即是其中之一。

2012年圣诞节前夕，他背着大摄影包走在上海一家大商场里，接到奚志农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滇金丝猴的拍摄。那个电话让他有点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把奚志农当自己的“精神领袖”。

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拍摄的事。

2013年的大年初九，吴元奇来到白马雪山脚下，恰巧在山下的僳僳族村子里遇到了站长。不言不语的站长开着皮卡把他拉到了救护站，还帮他把行李扛到房间。

救护站在海拔3200多米的地方，只有一个站长，后来来了一个兽医。

第一天往山上没走多远，吴元奇就看到猴群在坡的最上端。他扛着机器一路走一路喘。

他慢慢熟悉了猴群。有一天，拍着拍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猴群活动地带中心。有猴子突然从他头顶跳过，还有淘气的小猴子在他的三角架上撒了一泡尿。护林员赶紧过来把他揪出去，并且警告他，必须在5米之外拍摄。

傍晚，猴群下山，他也跟着下山。走着走着，猴群的声音、人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他想自己大概迷路了。他看清山脊的走向，决定顺势往谷底走。大约两个小时后走回救护站。

大半个月后，奚志农又送来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自然历史摄影专业毕业的潘光平，一个是从爱丁堡大学学习植物学归来的李茜。

三个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年轻人让奚志农眼前一亮。这个团队远非当初自己单枪匹马的情形可比。

第一天到救护站，潘光平发现自己从没有过这么严重的高原反应，才走几米就喘不过气来。接下来的几天，他天天头疼。

2002年，第11届自然银幕电影节上，奚志农、史立红夫妇在颁奖现场。他历时十年拍摄的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猴》获得了“TVE奖”

生活在白马雪山保护区南部的一个猴群处于半野生状态，约40-50只。3个年轻人天天拍摄、观察，与研究人员交流，从一开始只能分大小，到能辨别公母，甚至能分清大猴与小猴之间是亲生还是收养的关系。

3月的一天清晨，吴元奇忽然听护林人说，有只母猴生了。他没敢耽误，扛着脚架就往山上走。

直到下午，他在林子深处守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从镜头中看到，4只母猴围在一起，新生的小猴一会儿露出一只小脚，一会儿伸出一只小手。

李茜后来观察到，有一只小猴特别顽皮，几个研究动物行为学的研究生给它起名叫“小渣精”，它整天找妈妈要奶吃，而另一只小猴很会叫，一旦被大意的猴妈妈晾在一边，它无助的叫声就会吸引猴群中的“姨妈们”把它抱来抱去。

这两只小猴成为后来片中两位小主角“小王子”与“小孤儿”的雏形。

潘光平常常躲在隐蔽帐篷里拍摄。他看到，一只母猴把意外死亡的小猴整整抱了3天，才恋恋不舍地把它柔软的小身体放在地上……

野生猴群生活在更高的雪域。2013年7月，拍摄真正生活在野外的滇金丝猴，算是吴元奇遇到的最大一次挑战。

第一天，沿着护林人砍出的小路，他走了五六个小时还没看到猴。下山的路又走了七八个小时。此时正值雨季。在瓢泼大雨中，他扛着机器，翻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去找猴群。

夏季也是白马雪山U形山谷最美的季节，杜鹃满坡。潘光平和李茜从救护站赶到那里拍外景。

每年5-10月，附近村子的藏民会赶着牦牛来这里放牧。他们在小河边搭帐篷、打酥油。

那年10月，3个年轻人重新聚集在维西保护区的救护站。秋巡让他们看到，护林人取下了很多偷猎人下的套子。他们拍到过残疾猴子。“铁丝勒进它的前肢，肌肉就慢慢坏死、脱落，成为残疾。”吴元奇说。

2013年中，偶回英国的潘光平见到了在学校时给他讲过课的老师MARK。他提到正在拍摄的纪录片，希望MARK推荐一位剪辑师。

Mark毛遂自荐。他在野生动物纪录片行业里工作了25年以上，曾与世界上多位知名纪录片导演合作。作为自由摄影师和业内知名的编剧、制作人，他在洛杉矶还开有自己的工作室。

潘光平给Mark提供的采访笔记与研究报告全部是中文。Mark尝试着用谷歌翻译，结果弹出来一片混乱。

潘光平留在森林小屋，跟Mark一起工作了两周，给他讲解拍摄的内容与经过。对Mark来说，仍然有无数个故事、无数个猴家庭纠结不清。

Mark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数百小时的拍摄素材进行剪辑，一般的纪录片剪辑工作他大约只需要8个星期。

在这一年中，他还不得不另外接活，来维持自己在森林小屋的生活。

一个故事的框架渐渐成型：在遥远的云南白马雪山上，在神秘的滇金丝猴部落里，同父异母的一对猴兄弟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王子与孤儿……

直到片子在纽约亚洲协会首映时，奚志农才第一次看到片子的最终版本，一部50分钟的英文版纪录片，讲述中国滇金丝猴的故事。

片子前前后后投资了100万元。这是“野性中国”成立以来花的最大一笔钱。他把片子的海外播映权交易委托给Mark。“虽然PBS买下了这部50分钟纪录片的美国播映权，但离收回成本还有比较大的距离，所以MARK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帮我去卖。”

2014年4月23日，吴元奇、潘光平、李茜结束了一年多的拍摄，从白马雪山回到大理。奚志农看到他们，有点吃惊。他原计划要拍摄到秋天。

在拍摄猴群的日子里，李茜与吴元奇擦出了火花。

“整天在山里，除了猴子能看到的人就是他。”李茜说。

从保护区所在的塔城到丽江，坐车要四五个小时。在山上没法洗澡，每次只要有机会回大理，李茜就去泡温泉。有一次到丽江送别一个志愿者后，她去吃了很多披萨，每种口味都点一份。

4月底，在高黎贡山野生动物拍摄训练营结束的头天晚上，李茜瞅准饭后一个空当，找到奚志农。“他好像感觉到我终于要说这个事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李茜说。

李茜提出辞职，因为一年的拍摄合同到期了。潘光平、吴元奇也相继因为合同到期，提出离开。

奚志农苦笑着说，那一次的项目总结会变成了“散伙大会”。

潘光平生于香港，长在英国。他的第一偶像是在BBC干了60年摄影的大卫·爱丁堡，奚志农是他的第二偶像。在为野性中国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他发现在中国，做野生动物摄影的人太少，这一行还不能成为一个养活自己的职业。

吴元奇离开后，与上海纪录频道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黑颈鹤的纪录片;李茜在Disney Nature投资的动物电影中担任现场制片;潘光平则回到了英国，准备拍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

奚志农不得不又从镜头后面“跳到”镜头前面。

从纽约回到大理后，奚志农又带着2015年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营员进了高黎贡山。

“我用了几十年的时光去实现梦想，成为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我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或者放弃。夏勒博士八十多岁的年纪，每年还有超过8个月的时间在野外工作，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呢。”

他还是笑容灿烂。只有迷彩帽下遮不住的灰白头发透露了这些年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