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传利

随着百姓维权意识的增强，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如广东高院通报称，2013年新收案件9079件，较上一年增长18.17%;2014年新收案件12677件，较上一年增长了39.60%。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统计2014年全市法院收案46万余件，结案近45万件，均同比上升10%左右。面对不断增长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能力对官员来说愈发重要。

解决“三不出”问题

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在行政诉讼制度运行中也出现许多问题，从被告行政机关角度来看，先后出现了“不出庭”、“出庭不出声”、“出声不出效果”等问题。

为了解决官员不愿意出庭应诉问题，2004年国务院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提出明确要求，即“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为了达到督促官员出庭应诉的目的，我国大部分省、市、县都出台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实施文件，列举了一些情况下官员必须出庭的情况，比如新年的第一件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行政赔偿数额比较大的案件、群体性案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听审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建议出庭的案件等等，强化了官员出庭应诉的要求，并且都规定了出庭应诉的考核机制，官员出庭率大大提高了。如根据资料统计，2014年甘肃高院公开开庭审理的二审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