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秩序”是一个久违的概念。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自觉的社会转型，中国不仅到了确立现代文明秩序的阶段，也到了能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发挥越来越大良性影响的阶段。

传统中国长期被称为“礼仪之邦”，这表明那时的中国不仅有秩序，而且有让“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明秩序。如果说，自汉唐至北宋，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达到了辉煌灿烂的境地，在当时的世界上，文治武功、发明创造都处于领先地位，展现出雄健豪迈的气象，取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就，那么，自南宋以降，作为一种大的文化形态的农耕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呈现出颓势。随着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是民气的衰落和思想的萎缩。宋、明、清三个朝代的商品经济都有相当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活跃了社会，然而，在威权无限的皇权官僚制的掌控下，却不可能转换为拥有法律地位的市场经济，因而也不可能造就出近代意义的市民阶层。直到清朝这最后一个专制王朝，中国内部的“造反”和“起义”都只能充当某家某姓“改朝换代”的工具，脱不出帝王易位、治乱兴替的循环。作为“素王”的孔子依然被统治者抬举到极高的地位，“仁义礼智信”和“天地君亲师”，也仍然被广大民众所信奉，人们的心灵秩序和社会日常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由于这一切都被纳入到帝王“家天下”的宗法秩序之中，统治者所推崇的经学和礼教的伪善与对人心的束缚与桎梏，已是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既有相近或相似之处，又各有其特点。我们知道，西方社会也曾经长期陷入封闭和停滞的状态。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标志的大约一千年的时期中，欧洲处于中世纪（Middle Ages）。虽然它不像过去认为地那样一片黑暗，但由于蛮族入侵、封建割据、战争频繁和思想控制，民众生活痛苦，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其缓慢，并不时受到破坏。然而，兴起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番称得上脱胎换骨的改变，基督教的“信望爱”变成了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由资本和科学技术推动的市场经济，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廉价商品，还使人们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形成多方面的社会联系，它能够冲垮一切闭关锁国的防御，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其中。然而，由国家权力介入的殖民活动以及民族利益的竞争，使得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必定构成欺压和示范的双重效应，从而造成后者既要向之学习又必须加以反抗的两难处境。

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用“中心”与“边缘”说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严重的不平衡和依附现象。俄国处于这一体系的“半边缘”，中国则处于“边缘”。进入20世纪，处于一战后期的俄国连续发生政治事变，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上而下”地推动工业化。由工商文明所主导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和欺压，也造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对外摆脱殖民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对内铲除帝制、变“家天下”为“公天下”，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夙愿与使命，这就是民族和民主革命。革命无疑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性破坏和革除，若非如此，中华民族不可能像火凤凰一样涅槃重生，在现代世界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历史终有其局限性，现代中国对秩序和规则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些曲折。我们曾用一种简单的阶级观点看待传统文化，没有把民族文化与“封建”的政治制度做适当区分，把人文文化与政治文化做适当区分，许多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并继承了民族精神的先进人士，却在文化上采取了激烈地反传统的态度，结果，蕴含在传统文化中以类相传的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如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也被否定或丢弃了。凡此种种，导致长期的自我折腾，加剧了人心和社会的失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轨，尤其近年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国家转型和文明重建有着更为深邃的战略思维，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提倡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加强民族认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以更为开阔的胸襟面向世界和未来，推动现有的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变化，这又反转来积极地影响着国内文明秩序的建构。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深入地解析和理解秩序与社会历史秩序，辩证地看待人类社会秩序的性质及历史变迁，把握其中的文明、自由与和谐之道。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的《论秩序与社会历史秩序》，系统分析秩序与文明的演进，深刻揭示秩序、规则对于现代人类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并对当前中国的国家转型与文明重建做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在此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