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到延安去

那是一段国难深重的日子。

富家子弟罗沛霖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之后南京陷落，日本侵略者大肆烧杀掠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间惨案。

这一年的最后几天中，随中国无线电业公司从上海南迁至武汉的罗沛霖，在汉口亲眼目睹一拨又一拨从南京逃离、拖家带口的难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此时此刻，悲愤之中的他伴随着焦虑：国民党军队正节节败退，武汉恐怕也要失守了！

工厂已考虑再次动迁去重庆。罗沛霖挂念远在天津的家人，还有身处北平（京）的女友，他陷入了深思：看来以后就要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什么时候才能“打回老家去”，与亲人重逢？

他当时便发下心愿：谁能打回北平就跟着谁干！

有一天，比罗沛霖晚一级的南开中学校友杨锦山透露了一条信息：他和7个同学已经跟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罗沛霖猛然也动了跟随的心思，觉得可以发挥自己在无线电专业方面的特长，为抗战出力。

1938年2月，24岁的罗沛霖几经周折抵达延安，到清凉山脚下的一个大窑洞——中央军委三局报到，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征程。

在延安期间，罗沛霖和工农兵在一起吃小米、住窑洞，参与建立延安通讯材料厂的工作。当时的物质、通信条件十分艰苦，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共产党军队拥有的最早的电台是1933年从国民党张辉瓒部队缴获的，有战士弄坏了发射机，就只有靠剩下的半部接收机来监听国民党的情报。对此罗沛霖有思想准备，他的想法只有一条：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工厂开工后，罗沛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逐渐研制出多种电子元件，并率先设计使用了比苏联和大后方的技术都先进的波段开关，用于制作手工电台。短短一年时间，罗沛霖带领技术人员生产的60多部7.5瓦电台，全部被送到了抗日前线。

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开玩笑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毛主席也亲自给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受罗沛霖的影响和感召，1938年下半年，中国无线电业公司的学徒训练班有不少同学通过与罗沛霖联系，都相继来到了延安。人才越聚越多，事业也越做越大了。

热火朝天的通信事业

在当年的延安曾传唱着这么一首歌，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工厂的场景：“通信事，千里眼，顺风耳，千秋业，有线先兴无线继，微波散射电离层，流星存遗迹。上海始，瑞金起，延安军委建三局，盐店子，好集体，抗日救国齐效力;起子螺钉，烙铁焊锡，车锉刨磨，苦战争无敌。人辈出，果累累，事业辉煌谁能比;养兵千日用千日，千里决战通千里;百尺竿头建新功，中华民族好儿女。”

罗沛霖小传

罗沛霖（1913-2011），生于天津，籍贯浙江山阴（今绍兴）。193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电机工程系。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特荣誉级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1951年到1953年负责引进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并参与工厂设计，后为建厂技术总负责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后获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以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终身会士。

罗沛霖曾多次参加并主持编制了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并主持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

从任性到任怨

从养尊处优的大城市来到条件简陋的小地方，罗沛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小成长在一个富裕的并对他多少有些放任的家庭里。父亲罗朝汉是我国早期电信界的知名人物，曾做过北京电话局局长。他和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在天津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是我国北方最早培养电信人员的场所。母亲孙云则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爱国诗人、画家。

少年时代的罗沛霖曾做过文学家的美梦。可到了中学他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学才能，于是便转向了理工科。中学时代，这位少年无线电爱好者广泛阅读了文史地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诸方面的课外书籍，还动手重复前人做过的许多电磁学实验。念初二时，他参加了南开无线电社，先做矿石机，后来做了单管机，用耳机听广播。他还把父亲办的电报学校的仪器搬回家试验，做完了再搬回去。

1931年，罗沛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其中物理考了满分。这满分多少让罗沛霖“捞”了点满足和任性的资本。自称“偏才”的他更显露出与众不同之处：他对课堂教学心不在焉，从来不记笔记，对考试也只是应付而已。但他的学习成绩却不差，有时居然还是最好的。原因在于他喜欢搞“单干”，泡在图书馆里“自修”课外书刊，几乎遍读了大学图书馆中所有关于电信工程的杂志和书籍，并自修了一些新的物理学和数学。

1945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罗沛霖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到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工作。不久，他的未婚妻杨敏如和母亲也来到了这里。当时的地下党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筹建一个叫作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的进步组织，委托罗沛霖负责创办企业，作为开辟和掩护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主要机构。

这一年8月，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特别接见了罗沛霖等人，他对罗沛霖说：“你的经历丰富，你多向知识分子介绍在延安的经历，让他们解除对共产党的顾虑嘛！”

认准了路便坚定向前

罗沛霖早在年轻时代就有了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认识，选择电信专业也与此有关。好友钱学森曾这样说他：“你是能考得很好的，但你却不屑去追求。不过，看现在这形势，光靠读书救不了中国”。

多年后罗沛霖回忆说：“……北伐军并没有开到天津，然而社会上也已是沸沸扬扬，使我多少接触到进步思想，这为我后来参加革命准备了一些思想条件。那也是我决定选择理工科方向的年月。就是在那个学年里，出现了南开无线电社，我开始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生活。一直引导我终于选择电信、电子为我终身的专业。”

接受新任务

1947，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后，罗沛霖举家迁往天津。任职于中央无线电公司天津厂的他一直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天，联系人孙友余带来了上级的新指示：“现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党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要你设法出国去美国留学。如能进工厂实习最好，若进入学校学习，得一个博士学位回来，也是共产党的光荣。”大感意外的罗沛霖激动地答道：“好，我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

1948年9月，35岁的罗沛霖踏上了去往美国的漫长航程。在钱学森等的积极推荐下，他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在短短的22个月里，罗沛霖越过硕士学位，直接获得了带特级荣誉衔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到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工作不久，筹建华北无线电器件联合厂的重担就落在了罗沛霖身上。为此，他赴民主德国调研和商谈近两年，认真地考察了50个有关电子元件的研究单位及工厂，为建设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无线电元件综合厂而奔忙。可该厂尚未建成，他就被抽去参加“1956～1967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又回到了沟通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工作领域。

几十年来，罗沛霖主要致力于产业界与学术界的沟通，以及发展中国电子技术的规划工作，并参与指导和组织了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的研制工作。他在变压电感器件设计、电子电路、发电机、雷达信息和逻辑算法等研究领域均有创造性成果，还就文化产业革命与电子信息技术关系问题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发表重要论文多篇。

在罗沛霖看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互相促进、同等重要的，不应有高下之分。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他和许多专家提出了建立国家工程院的建议。1992年，他与张光斗等五位著名工程技术专家联名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国家成立与中国科学院并行的中国工程院，并在1994年6月得到实现。

罗沛霖对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带头及奠基性的贡献。2011年4月11日，罗沛霖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著名词人和书法家张飙有《鹧鸪天》称赞罗沛霖：

少小任性老大憨，只缘科峰苦登攀。雷达程远心路近，电子微渺胸界宽。

建工厂，钻科研，学术产业一肩担。一生挚情恋华夏，慧胆如虹染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