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这里的“明”，自然是后见之明的“明”。这当中，常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悟，亦不乏哀怨、抱憾和省思。笔者近来“开卷”每每涉及航海、探险话题，便有上述诸多情感交织。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的煌煌巨著《发现者》之第二卷“陆地与海洋”，有一编题为“世界倍加宽广”，其中两章内容涉及中国，分别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人向外扩张，一个无所求的帝国。令我最为感慨的是下面几段评述：

“当欧洲人满怀热忱和希望扬帆出海时，固守大陆的中国却正在封锁它的边界。它自囿于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长城内，避免触及意外之事……使中国人把探险看作愚蠢行为的，并非因为他们是禁欲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自满自足。”

而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教授杰弗里·马丁在论及“地理大发现时代”时有言：“15世纪，欧洲地理探险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受到皇帝支持的郑和第七次航行（公元1431-1433年）之后，这一伟大的航海活动就此终止……”

对此布尔斯廷另有一番评说：“公元1433年的大撤退之所以那么富有戏剧性，是由于中国在海上的扩展是那么为世界所瞩目。”

两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在清华大学所做“现代世界的诞生”系列讲座中，谈到“战争、贸易和帝国”时，则讲了如下一番意味深长的话：“15世纪初，中国在航海业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当口儿，却决定放弃航海，彻底关闭了这条发展路线。英国代表一种掠夺型和向外扩张型的海上帝国，贪婪吸取世界其余地区的财富；中国却相反，她修筑长城，试图将蛮族——包括英国人——阻挡在所谓‘中央之国’以外。”

按照麦克法兰的分析，中国的“闭关”发展曾有一两百年可能不失为一个好政策，但是，尽管中国拥有南方和北方的丝绸之路，它终究变得“设界有余，渗漏不足”（英国学者格里·马丁语）。“中国人基本上忽视了海外原料供应的巨大潜力，因为他们没有此种需要。中国有大量物资可以出口，特别是丝绸、茶叶和瓷器，但是他们让别人进行运输。结果这些‘别人’乘着坚船，携着利炮，抵达并羞辱了中国。”

多少年来，“郑和下西洋”一直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是，为什么我们600年前的航海能力和强势没能得到传承与发扬，进而以扩大海权来构建“蓝色文明”、繁荣经济，却反而在后来受到海上强敌的欺侮，使我们这个昔日的航海大国成为绝响？

回想20多年前，有学者抛出所谓新发现的一些材料，于是就有一条“郑和语录”被广泛地引用。这条语录据说是郑和上奏皇帝的原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后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跨南洋也。”

但据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分析、考证，这是一条靠不住的语录，想来是有人编造出来硬往郑和身上套的，意在拔高吧。那语言，看起来也并不像是600年前的古人口气呀。但是，就这样一条靠不住的语录，不但被引用了20年之久，而且一度还有泛化的趋势；不但被历史学界以外的人士所利用，连历史学界的人也照用不误，因而周振鹤说这简直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大笑话。

在我国，学界向来也持这样一种观点：郑和航海只是一个地地道道孤立的历史事件，因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主流意识始终只是大陆意识，而非海洋意识，更没有什么海权思想。另外，从中国人的自然观来看，也不可能有环球航行的思想基础。

俱往矣。当今时代，中国人还会这样想吗？

陆、海、空、天是人类活动的四大疆域。两千多年前，人类开始向海洋进军；100多年前，人类开始进入天空；50多年前，人类开始跨进第四疆域——太空，迎来了真正的“航天时代”。中华文明古国，曾经不止一次地失之于“转折年代”，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