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娃

1942年3月21日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刚从梦中醒来，就记住梦里有个这样的日子。迷迷糊糊中，我一直顽强地提醒自己：一会儿起床可千万别忘记这个日子！我要去问菊红，也就是我妈。我坚信这个日子与她有关。

但是菊红诧异地说：“你怎么这样奇怪啊？做个梦也要当真。”

我说我不知道，大概是遗传的吧。菊红说：“你尽瞎讲！我从来没这样的毛病。”

毛病？她居然把这种准天才的行为说成“毛病”。我这一生中还不知有多少类似的好毛病被她夭折了。好在我越来越坚强（其实是固执），特别是当我清醒地意识到那是一些多么宝贵的好东西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冒着菊红的炮火前进”！

所以我狐疑地看着菊红，坚定不移地追问：“你想起来了吗？1942年的3月21日。”

沉浸在回忆当中的菊红吓了一跳，她的视线中，1942年3月21日如电影中某种特技镜头，把正在进行的这幅画面中所有的一切：烟晕的村庄、速写的黄狗、油画的麦子地、风中的枣树……飞快地向后退缩、退缩，直至缩成一个五彩斑斓的琉璃球，在地面上使劲地蹦着蹦着就不见了。

菊红很遗憾。刚才，她仿佛做了个梦，只不过是白日梦罢了。在这个梦中，她回到了南盘村。

没错。1942年3月21日那天，鬼子进村了！

提前得到消息的南盘村刹那间鸡飞狗跳，好像被魔术师的魔棒点了一下，家家户户的姑娘们顿时无影无踪。

由于南盘村坐落在山东、河南与河北三省交界的位置，所以刚刚被送到河北南盘村张家做童养媳的菊花（参加革命前的菊红叫“菊花”），便临时被转到山东管村洪大爷家避难。这主要是因为管村村民挖的地道非常好，并且几乎家家相通。洪家也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地道。当然，还因为洪家在管村的地位相当于张家在南盘村的地位，只不过洪大爷祖上是读书人，做人比张家更明白事理。所以，甭看张家人平时做事有点浑不吝，但场面上的事一点也不马虎。即使送没过门的童养媳避难，也要寻个门当户对的人家。

其实要说钱财，洪家并不比张家阔。但是洪家有两个好儿子：洪涛和洪峰。

洪家对两个儿子的培养可以说是倾囊而出，两个都在天津念过中学，小儿子洪峰留在天津做生意，大儿子洪涛则回到管村帮助父母打理这个家。当革命的烽火燃到管村，洪涛便成为这个村的游击队长。

菊花进洪家大门，正撞上洪涛从地道里爬出来，弄得满头都是麦秸和灰尘。菊花见他这样子，想笑又不敢笑。

洪涛一边使劲搓手，一边淡淡地说：“来啦。”便扭头进屋了。

奇怪，当洪涛的背影刚一消失，菊花心里就突然有了一种丢失了什么又多了点什么的感觉。

从此以后的所有岁月，只要想起1942年3月21日这天，菊花的眼前永远是洪涛那对一闪而过的剑眉。

洪母是个慈祥的女人，看见梳着一根大辫子的菊花，上上下下打量着，喜欢得不得了，拉着菊花的手问长问短。

菊花在洪家待了几个月，和洪母学会了做各种面食。心灵手巧的菊花还把馒头做成白兔的形状，眼睛部位镶上两颗红豆，“兔子”的脑门上粘两只长耳朵;有时，她又把馒头做成刺猬的形状，用洗净的剪刀在“刺猬”背上一小刀一小刀地剪出许多小刺来。她总有很多新奇的点子，好像天生就是个生活的创造者。特别是她纳得一手好鞋底，远远近近的姑娘媳妇们都来向她取经。然而对于菊花来说，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她参加了“革命工作”，每天和儿童团员一起，爬到高高的树上看鬼子进村了没。

管村的游击队长洪涛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也不怎么说话，吃饭如风卷残云，放下筷子就走。

不知为什么，每次菊花看见洪涛，就好像有些小兔子在心里乱跳，指尖发凉，喉咙的深处有窒息感。这是怎么了？小菊花真是不明白。

毕竟是个孩子，小菊花最喜欢和村里的姑娘们一起踢毽子。但是只要看见洪涛远远的身影，菊花就吓得跐溜一下跑回院子里。

有一天，菊花帮洪母洗衣衫，正费力地搓着一件白色的粗布褂子，洪涛回家了。一见菊花手中的衣服，上去就夺了下来，他压低嗓门说：“俺的衣服俺自己洗。”菊花不肯让地方，赖在板凳上不走。洪涛双手卡住她的小腰，轻轻一举就把她挪开了。

菊花羞得红了脸，飞快地跑回屋里。

晚上，菊花好半晌没睡着，迷迷糊糊中听到洪涛和洪母的对话：“娘呀，这小丫头在咱家日子不短了，迟早她得回南盘村的婆家吧。”

洪母叹气说：“是啊。也是穷惹的，要不，谁舍得把这么水灵的好姑娘随便许了人家？”

洪涛闷闷地问：“给了那家多少？”

“唉！五斗高粱。”

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南盘村的张弈天家就收到十斗高粱，是管村的游击队长洪涛亲自送来的。

“现在不时兴买卖婚姻了，菊花她参加我们游击队了。”洪涛大手一挥，张家人眼睁睁看着他把没过门的童养媳菊花领走了。好在张家的儿子张子腾还有男儿的血性，一气之下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不久又去东北投奔了林彪的部队。

这时菊花十三岁，洪涛大她六岁，今年十九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菊花改名为菊红，她正式参加革命了，在管村游击队当了一名通讯员。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拿着红缨枪到村头去放哨。为了及时发现敌人，菊红总是爬到高高的老槐树上瞭望远处，一旦有了情况，她就一溜烟滑下树干，拚命往村里跑，边跑边大声呼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不久，局势恶化，日本在管村也修建了炮楼。游击队所有的工作都转入地下，这个时候的小菊红却意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她年龄小，发育又晚，看上去就是丁点儿大个小孩，不惹人注意。所以，游击队经常派她从鬼子的眼皮底下穿过，到邻村去送情报。

有一回，洪涛把菊红叫来，交代给她一个艰巨的任务：到鬼子的炮楼里去，摸清他们的武器装备情况。

这不是开玩笑吗？菊红，一个不丁点儿的小姑娘，且不说深入虎穴的危险，更不用提还要了解他们的武器装备，菊红她懂多少这方面的常识？

但是洪涛有办法，他往菊红的口袋里倒了一碗豆子：“喏，记住了：这里面是炒熟了的黑豆和黄豆。见着鬼子别慌张，你甚至可以掏出几粒吃，记住别吃光了！然后你和他们周旋。进到炮楼里后，就要留神了，看到有这样的炮弹你就把左边口袋里的黑豆拿一粒出来，放到右边口袋里;看到这么大、这么长的枪，你就把黄豆拿出来放到右边口袋。记住了：有几杆枪就放几粒豆子，别搞错了，别记混了！”

菊红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心里扑通扑通地跳。说真的，她倒不是因为害怕和紧张，而是洪涛头一回亲自给她下命令，令她又一次经历了那种“指尖发凉，喉咙深处的窒息感”。

去炮楼的一路上菊红都在想：这是为什么呢？很奇怪呀，小菊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小菊红口袋里装满了黄豆和黑豆去鬼子的炮楼，她心里又紧张又兴奋。那正是威震天下的“百团大战”后的一次突围中，抗日将领左权将军不幸中弹身亡，他的遗骨后来竟然被日军挖出来拍照示众，引发全民同仇敌忾。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决定为左权将军报仇：先对敌占区进行一次彻底的情况摸底，再集中人力火力狠狠打击敌人，抢回左权的遗骨。

这回交给菊红的任务非同小可，她得摸清周围几个日军岗楼的武器装备情况。菊红啊，菊红！她任重而道远。

远远地就看得见南盘村口的炮楼了，几个日本士兵闲在那里晒太阳。而站岗的士兵仍然一副打了鸡血针的模样，直愣愣地昂首挺胸杵在岗楼前。

小菊红这时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豆子，边走边吃。

鬼子见到菊红，大声吆喝：“唷西！哪里去的有？”

菊红把手中的豆子递给鬼子哨兵：“米、西、米、西。”

这半生不熟的日本话从一个小小的中国女孩嘴里说出来，使得在场的日本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他们纷纷过来向菊红讨要豆子吃。菊红只好把豆子再拿出来一些匀给他们。谁知他们吃了不过瘾，竟然把菊红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全都吃光了。菊红一看傻眼了，她想起了洪涛的指示：见着长长的枪，就放黄豆;见着粗粗的炮，就放黑豆。可是——

菊红掏掏口袋，一粒豆子都没有了！她嚎啕大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当然，鬼子也不知道菊红的身份，更不知道豆子的重要性。他们看见一个中国的小女孩，为了几颗豆子哇哇地哭，鬼子们开心地狂笑不止。

小菊红用黄豆和黑豆计算敌人火力的办法失败了，这件事使她感到十分丢人，她不敢也没脸回管村，竟然连夜一个人往南盘村方向跑。遗憾的是游击队毕竟不是吃干饭的，她还没跑到山东河北的交界线，就被洪涛派来的人“逮住”了。

这回洪涛没饶了菊红，他大为光火：“这小丫头反了天了！不仅没完成任务，还擅自逃跑。两个错误一起犯，不及时收拾住，将来还不定咋地呢。”

菊红被关了两天禁闭。即使如此，菊红也不在洪涛面前哼半句，这小姑娘也怪，两天没说一句话。还是洪涛的娘赶来解了围，她心疼菊红啊，这闺女在她眼中就和自家的亲闺女一样。私下里她还想：反正菊红和南盘村的张家那小子解除婚约了，倒不如给洪涛做媳妇多好！

就像特别美好的事情往往特别脆弱一样，越是觉得应该的事，就往往越是不能成立;越是希望能成的事，就越是不敢往前迈出那一步，似乎怕一哈气就没了。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既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的现象，被心理学家叫做“约拿情结”。圣经《旧约》里讲，一个叫约拿的人，由于畏惧并逃避了执行耶和华交给他的任务，因而受到惩罚。后来他从反复的犹疑中觉醒和悔改，去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糟糕的、凸显了人类情感弱点的“约拿情结”，使菊红和洪涛的心灵越来越靠近的同时，命运轨道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不久，洪涛和菊红去河北的涉县执行任务，菊红在那里见到了抗日英雄左权的墓。她知道，是晋察冀军民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把左权将军的遗体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夺回来的。

菊红摘了一大把野菊花放在左权的墓前，流着眼泪磕了个长头，她为自己上次没能完成好侦察敌人火力的任务感到十分遗憾和难过。站在一旁的洪涛趁热打铁说：“菊红同志，组织上交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想把它交给你来完成。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一件大好事。”

自从“豆子事件”以后，菊红一直感到有点抬不起头来，所以听说有重要任务，立马兴奋地想着可以“将功赎罪”了。她瞪起眼睛不假思索地说：“行！队长你就放心吧，这回俺保证好好完成任务！”

1942年9月上旬，一位身穿灰色长衫，头戴礼帽，代号为“零号首长”的神秘人物抵达河北涉县。涉县的敌后工作队及我军某野战部队，负责护送“零号首长”抵达下一站。

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涉县一位当地负责人向“零号首长”汇报地雷战的情况，说唯一的缺陷就是露在外面的引线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零号首长”当即说：“你们的引线用的是白棉线，当然就容易被敌人发现了，为什么不向山东学习？我这次从江苏去延安，一路上频繁转移，也学习到了各个根据地的很多好经验。比如人家山东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关爱，对参加抗战的热情，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那个地雷的引线问题，山东解决得很好，他们把大姑娘的头发丝用来做引线，这样，鬼子就不容易发现了。”

关于用头发丝做引线的故事，一下子在晋冀鲁豫边区传开了。人们纷纷效仿，学习了山东的经验，地雷战、地道战越打越精彩。

可以想像，从那以后，菊红那一根黑油油的长辫子就没了。

不过，这次菊红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她凭借着姥姥的娘舅家在涉县的优势，轻而易举地蒙过了敌伪军，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配合部队有关人员，把“零号首长”一行顺利带出了敌控区。

当然，菊红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护送的是谁，直到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特别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刘少奇同志进入了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重要人物。

一天，不大轻易和菊红聊天的洪涛突然问她说：“知道当时去涉县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吗？”

“送‘零号首长’过岗楼呗。”

“知道‘零号首长’是谁吗？”

菊红眨巴眨巴眼睛说：“那怎么知道？保密的。”

“告诉你吧，‘零号首长’就是刘少奇同志。”

“啊！”菊红吃惊地瞪起眼睛……

遗憾的是，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时，菊红老了。

其实我是想诚实地告诉你：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我发现菊红患上痴呆症的那天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一年前的深秋，我随一个作家代表团来到了俄罗斯。这天在莫斯科红场，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突然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列宁在十月……

我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拨通了母亲菊红的电话：“妈妈——”我扯着嗓子喊。

“菊米！”菊红惊喜的声音，“你在哪里呀？”她每次都这样问我。因为常年在外奔波的我，就连自己也经常在清晨睡醒后的瞬间，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

“我在莫斯科！”我大声告诉菊红。

之所以如此急着给菊红打电话，是因为她一生太崇拜苏维埃红色政权。我小时候，菊红甚至想给我取个小名叫“娜塔莎”，被我的父亲贺杰反对并讥讽了一把，未遂。

现在，“娜塔莎”居然来到了菊红神往已久的莫斯科红场。我激动，是为菊红而激动。

可是怪事出现了，电话里的菊红一听到她钟爱的小女儿菊米，她的“娜塔沙”来到了莫斯科，仿佛大脑中的程序在一瞬间重新排队列位，她脱口而出说：“哦，莫斯科呀！当年我和毛泽东一起到莫斯科——”

“等等等等！”我打断了菊红的话，吃惊地说，“妈您没事吧？什么时候您来过莫斯科？解放前您不是一直在乡下打游击吗？再说了，您怎么把毛泽东也扯上了，什么时候也没听您说起见过他呀！”

但是菊红生气了：“谁说的？我那时候搞情报工作，见没见过谁你怎么知道？”

“那也不能瞎掰啊！我是说——”

“什么？你说我瞎掰？”菊红几乎就是大发雷霆，“你懂什么？毛泽东当年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还是我到处帮他找最辣的辣椒。还有江青，江青这个蠢家伙——”

直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菊红说的，可能都是疯话。与此同时，我想起这打的是国际长途，脑海中浮现出人民币一张一张打了水漂，连忙对菊红说：“好了好了！我不和你讲了，你说的都是对的。”

正要收线，菊红又急急地交待：“菊米啊，你见到列宁同志一定代我向他问个好！”

“列——”，我正要说列宁不是早就去世了吗？但是这下我彻底明白了：菊红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挂了电话，我茫然站在红场，脑子一片空白，就像是大雾不断地弥漫开来。渐渐地形成一幅很大的银幕，那上面正在上映着一场黑白电影……（熙熙攘攘的人流不知在吵什么，有人在大喊“让列宁同志先走！让列宁同志先走！”）我心中一惊：不好！有特务要暗杀列宁。但说时迟那时快——

“啪啪！”两声刺耳的枪响，我一哆嗦。一只温暖的胳膊搂住了我：“句（菊）密（米），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我回过神来，噢！同伴们都走光了，红场上的游客和行人也不多。“打枪”的是一个手里拿着玩具枪的小孩，说话的是俄罗斯方面派来的随行工作人员瓦西里。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

我歉意地冲瓦西里笑笑说：“打了个电话，耽误大家了吧。”

瓦西里说：“没关系，你，和你的妈妈打电话？”

我奇怪地说：“你怎么知道？”

瓦西里幽默地回答说：“全世界的人民只有一个词是统一的：‘妈——妈’。”

妈——妈——！

此时此刻此景，我不由得热泪盈眶。妈妈，我的妈妈她大脑从此就废了吗？老年人的痴呆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特别是菊红这样的老人，她的痴呆究竟会怎样的与众不同？会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症状？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菊红的与众不同在于她“彻底的革命性”，无论何时何地，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一说起“革命”，菊红就斗志昂扬，眼睛发亮，可以滔滔不绝讲几个小时，什么病都没有了。

是啊！菊红的一生，除了革命和斗争，还剩下什么呢？

这时，整个红场传来大教堂的钟声，这让人灵魂出窍的钟声，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中国河北邯郸，那场非同寻常的夜行军……

管村的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一切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这天，他们得到情报：鬼子今天晚上要突袭管村。乡亲们早就转移了，而游击队则在黄昏时分开始急行军，向太行山方向转移。

出发没多一会儿，天就彻底黑了。更糟心的是，队伍行军不久遇上一场这个季节罕见的大雨，为了躲避大路上鬼子的队伍，游击队只能在泥浆小路艰难地蹒跚而行。渐渐地，小菊红就掉队了。

管村的游击队长洪涛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着急的火爆性子，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催促大家小步快跑。小步，动静就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另外在泥浆路上也不容易摔跤。

洪涛督促了几次后，发现小菊红每次都是落在最后，就有点不高兴了：“菊红同志，你怎么回事？快跟上队伍！”

洪涛平时轻易不会叫菊红为“同志”，而一旦正式称呼她为同志，肯定是生气了。所以菊红吓得又开始“指尖发凉，咽喉深处有窒息感”，不仅如此，她甚至感到自己浑身都在瑟瑟发抖，筛糠似的。

这真是太奇怪了！勇敢的小菊红，就是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都没有害怕过，怎么就那么害怕这大哥哥般的洪涛呢？

菊红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跟上了队伍，但就在此时，她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鞋子丢了。可能是刚才赶路时过于慌张，被深陷的泥浆路黏掉了鞋子居然都没感觉。这下糟糕了，前面还有将近六十公里路呢！不不，那不能叫做路，简直就是披荆斩棘！没有鞋子怎么行？

但是，恐惧感占了上风。菊红连滚带爬紧追队伍，主要是怕挨洪涛的骂。没想到疾行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前面传来口令：“原地休息！”

菊红一屁股瘫倒在地，看见洪涛从前面走过来了，她下意识将脚丫子盘起来，双手搭在上面。可是奇了怪了，这洪涛平素也不是个婆婆妈妈的人，今天他这是怎么了，走到菊红跟前蹲下就去掰她的手。菊红紧张地死死捂着脚，她吓坏了，这下又该被洪涛臭骂一顿了，可她哪能掰过洪涛啊。

洪涛阴沉着脸，把菊红那双泥巴脚丫捧在手上，看到这脚底都被石子和荆棘划得鲜血淋淋，他一反常态没有发火。他的眼圈红了，手颤抖着，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不要命的小家伙！不想活了吗？没鞋了怎么不吭个气啊？说句话口水会呛死你啊？”

更奇怪了！虽说洪涛仍然是在骂人，但听上去就是和平时不一样。总之，菊红不那么害怕了。

队伍继续急行军，洪涛二话不说，一把将菊红背在背上。菊红十分害臊，她不敢把胸贴在洪涛背上，因为她快十五岁了，她已经来“身上”了，胸部也开始发育啦！

觉得自己已经是大姑娘的菊红，硬挺着背，以免胸部接触到洪涛的背。洪涛被她弄得很累，没好气地压低嗓门吼道：“你再乱扭！我就把你扔给黄鼠狼做媳妇去！”

菊红只好乖乖地趴在洪涛背上。

天哪！他的背真宽真厚真夯实（就是现代人说的：特有安全感）。菊红心里想的是：要是永远永远这样走下去就好了，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一直一直趴在他背上了。啊！我太没羞啦，干革命工作，怎么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故事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会以为，菊红和洪涛之间定会有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是啊，即使他俩结婚，那也是太正常不过的事，青梅竹马呀！又是出生入死的患难战友。多好啊多好啊！但恰恰相反，相当奇怪的是，他俩一直没有如人们想像中的那样，默默相爱，执子之手，白头到老。没有没有！虽然如果他俩结婚生下来的就肯定不是我，但是我还是为此感到万分遗憾！

为了搞清楚这段历史，我又去了一趟邯郸。这次，我是去找当年我父亲贺杰的老战友郝光。解放前夕，邯郸地下党在这一带活动，以商贸公司为掩护，为解放邯郸做了大量的工作。郝光就是这个“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实际上他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兼站长，刚从延安来邯郸的我父亲贺杰，则是情报站的副站长，对外则称副总经理。

其实我家和郝光家早就没什么联系了，特别是“文革”以后，都或多或少受了些冲击，彼此间来往就渐渐淡了。生活，会把人心磨砺得粗糙。

我手里捏着一张纸条，那上面记了郝光家的电话。可那是哪辈子的电话呀？根本就打不通。我着急了，又把电话打到海军驻邯郸某基地的战友那里，求他帮忙寻找郝光。

战友说：“这样老资格的同志，功臣啊！好找。”说罢，一个电话打到当地民政局。还真巧了，正好一位负责人是他部队转业的战友，就说：“这么老的同志，要问老人才知道。”后来果然查到了，原来，郝光的真名叫田大力，郝光是当年他做地下工作的掩护用名。解放后所有的人都称他田局长、田书记。

民政局派了一位年轻人小张陪我去郝光家。一路上小张向我介绍郝光家的近况，我嘴里“嗯嗯”地应着，心里一堆心事没听全，就记得好像是说郝光家正面临着拆迁，但是他不肯搬走。我随口搭了一句说：“是钉子户啦？”

小张尴尬地笑笑，含糊地应着。

到了郝光家楼下，我吃惊地发现情况比我想像的严重得多：这一片楼都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郝光住的这一小幢。紧挨着他家的几幢小楼倒是还没来得及拆，但是住在里面的人都搬走了。由于不住人的房间总是透着没有人气和阴凄凄的感觉，我禁不住打了个冷噤。我看着小张，他忙解释说：“早就给老局长安排好别的地方，但他不肯搬走。”

我说：“那一定是他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吧？”

小张唯唯诺诺地说：“那是那是。”

随着电铃响，门开了。里面威严地并排站着老头老太两个人，正是郝光和他的妻子。

小张和郝光家看来比较熟悉，站在门外就大声说：“老领导，您的老战友的孩子来看您来啦！”

满头银发的郝光，身材高大，八十多岁的人，腰板还没怎么弯。许是常年搞地下工作，他眼神非常犀利，严肃地问我：“谁？你是谁家的孩子？”

“菊红。”

“菊红？”郝光露出惊异的表情，他边使劲回忆着，边摇头道，“我不记得这个人。”

我连忙补充说：“贺杰！我是贺杰的女儿。”

他睁大了眼睛，嘴张成O型，愣了几秒钟，而后颤巍巍地向我伸出双手。

这，就是我从小听母亲菊红唠叨了无数遍的郝光叔叔，他率领着我的父亲贺杰等人，无数次深入敌后，搜集了大量情报，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

可没想到，郝光紧紧握着我的手，非常难过地脱口而出说：“姑娘啊，变天啦！”

我差点就要哭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又想笑。或许，是对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到可笑。

我从郝光那里听到了很多有关于我父母的故事。原来他不知道菊红，是因为他只知道菊花，恰如菊红不知道田局长，只知道郝光。

为什么呀？我问郝光说：“我妈妈不是早就改名为‘菊红’了吗？”

郝光说：“你父亲总是喜欢叫你妈菊花，我从来没听见他叫过菊红。”

想起来了，菊红告诉过我，父亲只有在十分生气的时候，才会说“菊红同志”！

随着郝光的讲述，我走进了六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

1945年9月2日9时，美国麦克阿瑟上将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发表简短有力的宣言：“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建筑在信赖和谅解之上的、能为人类的尊严和人类最理想的愿望，即自由宽容和正义的实现做出贡献的世界。”

与此同时，日本宣布投降书：“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9时0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9时08分，麦克阿瑟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是接受日本投降的九个同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他们是：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捷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九个国家代表。整个过程中，只有签字笔在纸上摩擦的细微的沙沙声，更显得四周死一般寂静。签字结束后，如同突然爆发了一个特大喜讯，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飞机轰鸣声，只见上千架美军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再伟大的事件也离不开每个小人物的命运，它必然投射到当下每个人的细密琐碎的生活当中。1945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管村临时村民、非编制内游击队员菊红离奇地失踪了。这一失踪，就是大半年。

关于菊红失踪的事，当时在管村有多种传说：由于菊红当年在涉县和同志们一起，将“零号首长”刘少奇同志掩护过了敌人的哨卡，党中央有关部门十分赞赏，所以把她调到西柏坡去工作了;另一说法是：上级部门看中了菊红的机智勇敢，送她到某个情报机构受训去了;还有一个更加不靠谱的说法：菊红已经和洪涛谈上了“对象”，她怀上了洪涛的孩子，躲到洪涛的一个远亲家生孩子去了……

总之，菊红在1945年的失踪是一桩十分蹊跷的事。在各种各样的传言中，洪涛显得十分沉着，不回应任何传闻，不做任何解释。

1946年5月，菊红突然在南盘村出现。由于村里都知道菊红去了管村，所以菊红的出现并没有产生多大波澜，回到老家的菊红顺理成章地成为南盘村的游击队员。这个时候，贺杰从延安抗大来到晋冀鲁豫边区工作，从此出现在菊红的生活中。

不久的一天，菊红被“请”到了区委。一位领导对她说：“菊花同志，这些年你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成绩，我们知道你对于党的指示都是认真照办的。对吗？”

菊红纠正说：“我改名叫菊红了。”

“哦哦，你档案上登记的还是菊花嘛。菊花同志，现在组织上要交给你一个新任务。”

菊红一挺胸：“我保证完成！”

“呵呵，这次任务可不比往常。我们是想——请你同我们情报站新来的副站长贺杰同志结婚。”

菊红瞪着眼睛说：“我不结婚，我想去上学。”

“结婚就是上学，上学就是结婚。”

说这话的人，正是中共驻邯郸情报站长郝光。他们对外打出的牌子是“邯郸商贸公司”。

傻乎乎的菊红竟然天真到真的以为结婚就是上学，点头答应了。

可想而知，结婚的那天，菊红是多么气愤。她近乎惨烈地吼叫着，抗议着：“这不是上学啊！这是出嫁啊！你们骗我啊！放我走我要出去！”兴高采烈来吃喜糖的同志们被她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是郝光沉着老练，他压低嗓门但却无比有震慑力地说：“菊花（他总是叫她菊花）同志，你是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原来，就在菊红临要结婚的前一周，组织上批准她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多年以来的理想。所以，郝光这一声提醒，菊红立马安静下来。她是党培养和养育的，加入党组织，就意味着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就这样，菊红和贺杰成为革命的夫妻。

这个消息传到管村，洪涛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好几天没出门。之后，他也消失了。他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去向不明。直到解放后，1950年的一天，有一支番号为四十军的队伍，乘坐着由南国开往中原的列车，途中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赶至辽宁丹东，并调归东北军区建制。10月8日，这支部队作为首批入朝参战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管村的人们纷纷传说：洪涛就在这支英勇的队伍当中。

郝光叔叔讲述的故事把我听呆了，我急切地问：“那后来这个洪涛怎么样了？他干什么去了？”

郝光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在我们军队历史上，四十军是山东地方基干兵团为基础组建的部队，历史不老但战斗力很顽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打得非常勇猛，捷报频传。可以说是以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而载入史册。可是这个洪涛同志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管村的人都说他牺牲在战场上了。”

我难受地看着郝光，他看着我说：“不过，这后面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妈妈知道的。”

我回到北京，立即给母亲菊红打电话，向她询问洪涛的情况。

我以为这个事情，菊红很可能不愿意或者会述说得很艰难，没想到她只是稍微沉默了一下，就给我讲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其实我真不愿意把这说成是“爱情故事”，因为它似乎和通俗意义上的爱情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这不是崇高的、纯洁的、惊天动地的爱情，那又是什么呢？

菊红和贺杰的新婚生活可以说是别别扭扭的，不那么顺当。这一点都不奇怪。菊红打小是“游击队作风”，也没爹妈管，自由惯了而且个性很强。而贺杰则出生在陕西一个大地主家，在西安读了中学又去了延安，接受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多少还是有些罗曼蒂克的。按现在的话说，他俩有点门不当户不对，各自身上有着各自阶级的深深烙印。这种东西平时看不出来，但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暴露出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

这天，菊红看着贺杰，直愣愣地问：“哎，你当时在西安念书念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去延安呢？”

菊红很久以后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贺杰，说话的时候总是说“哎”，就代替了称呼，这使贺杰很不满，忍不住说：“我说啊，你为什么总把我叫成‘哎’？我没名字吗？”

菊红一愣，她不是故意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叫贺杰了，但是她还是解释说：“你叫我的时候，不也是说‘我说啊’，你也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啊。”

贺杰没话可说了。的确，他每次叫菊红，总是这样开口：“我说啊。”特别是他浓重的陕西腔，听上去就像是“额舍啊”，挺逗的。

贺杰总觉得菊红不像自己的婆姨，她像个带不亲，养不熟的孩子。她文化不够，也不温柔。这倒也罢，那会干点家务活也行啊，老家人的那些婆姨多贤惠啊！面条擀得多香啊！陕西人吃起面条来不要命似的。没面条吃怎么行啊？菊红就不会，她只会蒸一堆傻乎乎的馒头。再说她一个女人家，混在男人堆里打打杀杀的，居然对武器十分感兴趣，像个啥？而且，关于为什么要去延安这个问题是贺杰的忌讳，菊红她不识趣，非要提这件事，贺杰心中非常郁闷。

其实这对革命夫妻，所谓的“节骨眼”上的事情，无非也不过是生活中一些小事，但问题往往就是体现在小事上的。还是拿面条来说吧，贺杰吃不上面条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但又不直说，他甚至会寻一些事情，来发一些莫名其妙的火。两人必然要吵架，吵到最后，菊红会发现他居然是因为没吃上面条生气，菊红感到十分可笑。她想：到底是剥削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对生活这些细小的事情一点都不能迁就，吃不了一点苦，那你出来革什么命啊？每当这样想时，菊红就有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一旦被贺杰感受到，他就会特别恼火。他很后悔不该在结婚的那天向菊红坦白了这个秘密，一直成为菊红在精神上优越于他的杀手锏。

贺杰在革命队伍中玩命地工作，特别是刚从延安分到山东枣庄搞情报工作那段日子，他好几次累昏倒在地上。同志们对他这种玩命的状态不大理解，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要以此来消除自己家庭的“不清白”。菊红认为他“娇气”，这有点冤枉他，不就是爱吃个面条吗？这过分吗？

贺杰的心里还埋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在西安读中学时，家人为他准备好了一个童养媳，他誓死不从，就为了这个，他跑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再也不打算回家。但是在入党的时候，他向组织表白的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神往延安，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得了中国，所以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延安。贺杰最严重的问题是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他老家拥有好几百亩土地，住的是深宅大院，还雇着长工和佣人。贺杰还有一个奶妈，因为他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到他这个老八时，没奶吃了，他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这些，都是解放后菊红仅有的一次回贺杰老家时，听婆婆跟她唠叨的。菊红当时听了这事，吓得脸都灰了。贺杰啊贺杰！你、你、你……

贺杰的母亲是方圆几百里赫赫有名的“母老虎”，听说只要她咳嗽一声，周围的人都会噤得不敢吐大气。瞧啊，就这样的“恶霸地主”，贺杰填表的时候都写成“上中农”。可见埋伏在我们党内，还有多少不清不白的人。

在延安抗大，贺杰认识了一位杰出的女性——晓月。

当我写到晓月的时候，大姐菊乖打电话告诉我说，长沙的一家小报整个版面报道了晓月阿姨的传奇故事。我非常奇怪，为什么突然说起了晓月。现在一般的人也许早就淡忘了这个人，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她是“马背上的女红军”，是德国出生的奥地利人L曾经的妻子。L是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来的军事顾问。

“谁派他来的？”我的父亲贺杰经常气乎乎地说：“没有哪个组织派L来，更不可能是派他来‘帮助’中国革命，他就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他来送个信，一个邮差而已，但被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热情留下来了，一个毫不懂军事的人成为我们红军的军事顾问，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贺杰的话很令我吃惊，当然这是母亲菊红后来说给我听的。我拿不准父亲是因为吃醋而酸溜溜胡说，还是有真实情况的记载。据说当年这位L先生在红军队伍中有些行为不端，引起很多同志的不满。照现在的观念看来，也不过是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导致的笑话。比方说，他会突然激情磅礴地冲到一个女同志面前，坦率地对她说：“你很好看，我喜欢你。”弄得这位女同志很不好意思，周围的同志们哈哈大笑。时间久了，L也就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国情”，多少有些收敛。

有一次，在延安举办的舞会上，L故态复萌。他和一位年轻的女红军跳舞，之后就不放她走。他紧紧拉着她的手，情意绵绵地、忘乎所以地说：“你太好了，我很喜欢，我需要你！今天晚上你到我的宿舍里来吧。”

这时，一位359旅的副团长冲过来，一把推开L，怒吼道：“这是我老婆！请把你的臭爪子拿开，给我滚一边去！”

L茫然不解地耸耸肩膀：“Why（为什么）？”

当时博古同志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很着急，生怕L会惹出什么事来。但同时他也对此表示了理解，于是委托中央局妇委主任李贞坚大姐说：“您帮助L找个老婆吧。”李大姐欣赏晓月，认为她温柔善良，就和她认真谈了一次。晓月觉得，既然党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并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那就努力去完成好任务吧。

可怜这晓月，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任务”，是绝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可能是永远完成不好的。

不久，晓月和L结婚了。

后面的事，我真不愿意说下去。

我小时候被菊红送到湖南省委幼儿园，每次接送我的时候，都要路过湖南省军区。如果是大姐菊乖来接我，就总是指着军区对面一栋小二楼红砖房对我说：“晓月阿姨就住在那栋楼里。”

在菊乖的心目中，晓月阿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英雄，同时也是她的恩人。因为“文革”期间她被姐夫苗其送到东北“避难”，临走前她连母亲菊红都没告诉，却偷偷跑到晓月阿姨家去了，晓月阿姨告诉她：一切都是次要的，保存实力，爱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并且硬是塞给菊乖四十元钱。

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来说，四十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菊乖流泪了。晓月阿姨搂着菊乖说：“我和你父亲是在延安上抗大时的同学，关系很好。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他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干起工作就不要命，直到把自己累死。遗憾的是他所有的工作都是极度保密的，所以没什么人知道他的真正功劳，很多解放前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解放后也不暴露自己的情况，就都成为无名英雄了，真是委屈他们得很。”

这也许是晓月阿姨和菊乖谈得最多的一次了。万万没想到，这也是菊乖最后一次见到晓月阿姨。

贺杰在延安见到晓月，感到眼前一亮：一位朝气蓬勃的英姿飒爽的女兵形象从此深深嵌入他的心中。后来听大家议论说她是洋顾问L的老婆，贺杰的心里竟然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别扭。

说来也怪，抗大那么多同学，晓月只愿意把心里的话说给贺杰听。久了，贺杰知道晓月的心中竟有许多难言的痛楚。他万万没想到，晓月来抗大学习的主要目的，竟然是为了躲避她那洋丈夫不讲理的拳头。一个本不算温柔的男人，不知怎的，在那种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刻，给了这位特殊的女同学很大的安慰。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学业结束，贺杰和晓月也各奔东西。说实话，他们之间只是革命的、同学之间的纯洁的情谊。如果不是，又能怎样呢？

毕业后来到晋察冀地区做情报工作的贺杰，由组织上作主娶了菊红。在好多好多年当中，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晓月的形象，以至于连他自己都对自己很不满：“他妈的！这是怎么了？”

1946年6月的一天，新婚不久的菊红去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给驻扎在那里的野战部队临时指挥所送急件。

一路上菊红心情松快，路旁的麦子地已散发出灌浆后的清香，远处晨烟一派蔼蔼的乳白，柳树一派迷蒙的淡绿。在刘邓大军所向披靡的指挥下，华北战场捷报频传，形势越来越好啦！

到了邯郸，菊红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她顾不得喝口水，急急地敲开了指挥中心的门。

收件的是一个正在练习写毛笔字的年轻战士，菊红完成了任务，但是没有走开，因为那战士摆在桌上的书法吸引了她。她忍不住赞叹说：“你的字写得真好！”

小战士谦虚地说：“俺写得不好。”

“好就是好呗，比我写得好多了。”菊红想上学的梦想没实现，所以一直羡慕那些学习好的人。

小战士说：“俺不是谦虚，你没有看见俺们首长写的字，那才叫好呢。”

“你们首长——？”

“对呀！俺们首长就是刘伯承司令员。”

孤陋寡闻的菊红没听说过，还大大咧咧地问：“刘伯承是谁呀？”

这时，里屋的门帘一掀，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哈哈大笑道：“谁那么官僚啊？连我刘伯承都不知道。”

小战士立即敬礼说：“报告司令员！这是南盘村游击队派来的通讯员。”

菊红一听这大个子是司令员，吓了一跳，她这个“土八路”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性使然，菊红也照着小战士的样子敬礼说：“报告司令员，俺是南盘村游击队的通讯员菊红。”

刘伯承弯下腰来，冲菊红笑道：“噢，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啦？”

菊红解释说：“俺都参加革命快五年啦！”她向司令员伸出五个指头。

刘伯承哈哈大笑道：“了不起，比我的资历还老嘛。”笑着，突然一转话题：“这样吧，头回见面，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想要什么东西？”

菊红连想都没想，就嘟嘴说：“他们每个人都有枪，就是不给俺发一支。说俺小，还是女的。哼！都解放了，还重男轻女。”

刘伯承果断地说：“好，我就送你一支手枪。”说罢，进到里屋，取出一支非常精致的小手枪。

枪！闪着梦幻般幽蓝光芒的手枪，菊红朝思暮想的宝贝，突然就得到了。菊红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她接过这支精致漂亮的勃朗宁小手枪，向刘司令员深深地弯腰鞠躬。

回去的路上，菊红把枪藏在衬衣口袋，扎进裤腰里。她几乎是一溜小跑回去的，太高兴啦太高兴啦！

谁能想到，正是这把手枪，从此把贺杰和菊红一家平静的生活搅起了惊天巨浪。

自从1949年南下到了湖南，贺杰和菊红万万没想到，他们的生活会如此跌宕起伏。特别是在召阳工作时，那个关于“菊花被面”的冤假错案，给他们夫妇俩的生活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一直到后来调动工作来到长沙，贺杰到省交通建设办公室报到，一进门他就愣在那里——这，这不是晓月同志吗？

贺杰和晓月都惊喜交加，贺杰甚至有一种想狠狠拥抱一下晓月的冲动。但也只是个念头而已，在脑子里飞速转了一圈就消失了。

不合国情。他是这样想的：只有L那个洋家伙才会这样做。

在长沙这样的地方突然遇见了抗大的老同学，这本身就很传奇了，何况还是遇到了晓月。

啊！贺杰内心所有的美好回忆都被与晓月的邂逅唤醒了。延安的山啊，延河的水，延安的一切都很美！

“你和菊红同志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她很冤枉，同志们都十分清楚。”

没想到，晓月一见贺杰的面，就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贺杰难受地说：“是的。我那时见她刚来湖南，还没开展工作，就想着带一些特产回北方老家，特别是她买的那床绣了菊花的被面，十分奢侈。我心里着急，又没法说服她，就想让她单位的同志和我一起帮助她，没想到反而成了人家诬陷她的把柄。”

“当时你也是太天真了，革命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菊红同志的处理，实在是过于严重了，一床被面嘛，至于吗？又是降职降级，又是开除党籍，这太过分了！何况还没弄清楚事实。大家都明白，但也无奈。你们要相信组织上将来一定会澄清这件事情。”

贺杰痛苦了很久的事，终于遇到了可信的知音。他掏出了心窝里的话说：“晓月同志，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对党没有一丝杂念，对自己的同志没有半点恶意。想不通他们有的人为什么在帮助同志的时候，竟会用整人的方式进行。不需要这样啊！也不应该这样啊！再说，我当时和事后都作了详尽的解释，他们就是不听，硬是人为地制造了这个冤假错案。太想不通了！我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居然组织上会相信他们？菊红是我老婆，这个冤案我们受了就受了。可怕的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处理，都按照这样的思维行事，没有人站出来说句真话，那将来得有多少无辜的人头落地啊！难道我们的革命就这样进行下去？”

晓月安慰贺杰说：“你可不能这样悲观。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应该相信社会一定会向着光明和进步发展。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家伙，他们的危险性正是在于他们的谎言。这种人只需一张贼厚的脸皮和一副三寸不烂之舌，或许就会瓦解一座城堡，毁掉一片江山呢。”

贺杰无比震动地看着晓月，他吃惊地说：“你说得太对了！这，这种坏人的危害性超过了我的想像。我从来就没想过，都已经解放了，革命事业怎么还有这么复杂的情况。”

晓月说：“你还是个老情报员呢，把人性想得那么简单怎么行啊！”

贺杰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跺跺脚说：“原先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情况反而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敌人就是敌人，自己人就是自己人。谁他妈能想到在你身边一起工作的同志，转眼间就成了出卖你陷害你的王八蛋！”

见从来没骂过人的贺杰气急成这样，晓月连忙安慰他说：“这不怨你，这是解放以后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也许，这就是革命成功后最主要的问题。那就是要学会辨别谁是真正的好人，谁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蛋、阴谋家！”

贺杰深深地叹了口气，没什么信心地说：“这很难。那种坏蛋很狡猾，脸皮又厚，装蒜装得连老子都分辨不出来真假。老子入党他也入党，老子学习马列他也学习马列。操他个！”

晓月被贺杰这种单纯的粗鲁的言语惹得忍不住笑了。

贺杰自己都无奈地笑了，屋里的气氛陡然松弛了起来。

“你也是太不巧了，怎么刚好把那床被面交给了那个最坏的家伙？同志们都知道，当时作为党小组长的菊红不同意他入党转正，他正是恨得咬牙切齿呢，你就把所谓的‘赃物’亲手交给了他，他正好嫁祸于你，制造了这个冤假错案。你呀你呀！你还记得在延安时，我们争论过的一个话题吗？”

贺杰马上明白了：“是不是德国纳粹分子戈培尔的那句所谓‘名言’？”

那时，他们在抗大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正确与否。有个别人居然很欣赏纳粹分子戈培尔这句话：“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说起来，这场“讨论”还是贺杰发起的。由于贺杰的家境很好，之前他在西安念书念到高中，这种文化程度的人在抗大并不算多，所以他有时会兼任课余教员。每到周末的下午，他就会组织同学们进行一些知识拓展性的活动。

贺杰之所以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最初看到这句话感到很震骇，他马上意识到，这句话有着极大的误导性，于是让大家讨论。果然，在讨论会上还真有人认为这话很深刻，但大多数学员还是有辨别能力的，他们认为，一个纳粹的语录，凭什么去欣赏？这是坏人的心得！是流氓的真理！

“过去我们并不真正理解，但现在就知道了，”晓月说，“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是善良的。这些人由于自己不好意思撒很大的谎，所以就相信别人也绝对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你看，那些最坏的坏人是很懂得这点，并利用人们的善良来撒谎干坏事的。他们往往会厚着脸皮不断地说，反复地说，直到谎言变成真理。”

说到这里，两个人不禁同时打了个寒颤。

这就是说，当年的争论并非没有意义。看来，研究一下坏人的思想体系也是有必要的，你才会知道人性的复杂。这也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

这些年不见，晓月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完全不是在延安见到的那个受气的小媳妇了。革命真是锻炼人啊！贺杰感慨着。

很快，贺杰也知道了晓月现在的生活状况：她后来和L离婚了，也是随着四野南下到湖南，现在交通办工作，和长沙一位公安部门的老同志又组成了新的家庭，生活得很幸福。

“听说你和L还生了个儿子？”贺杰问道。

晓月撸了撸垂到耳边的头发，轻轻地说：“是的。但是随我的多，长得很像中国人。”

贺杰笑着说：“我都听说了。为此，毛主席还说呢：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我们中国的人种比他们强呢。”

晓月听了，静悄悄地微笑。

在外界看来，晓月真说不上是个漂亮的女人，但不知为什么，在贺杰的心里，她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甚至她曾经的忍辱负重，都是那么打动人心，更不要提她独具一格的安安静静的笑容，简直就是要把人融化。

贺杰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晓月，使得晓月有点不好意思，她婉转地说：“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说？”

贺杰忙掩饰自己的失态说：“哦，是的。我是想问你，在延安时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儿子。”

晓月叹气道：“那时，我就吃L一片饼干都要被他揍一顿，觉得没法活下去了。我到抗大之前，把儿子托付给老乡家，都安排好了。我想，如果学习结束，只要有可能我就要离开他……”

贺杰吃惊地看着晓月，脑海中浮现出在延安抗大时她的身影，她玩命刻苦学习的姿态和她永远微笑着的模样。想不到那时她的心里埋藏着如此沉重的想法。贺杰心里很难过，犹豫着问：“难道那时你和L之间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还是有的。比方说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纵队紧急转移，L也随队转移。但是当时红军队伍里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L当时勇敢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使得当时红军指战员对L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那时我也觉得很高兴，觉得他还是蛮可爱的。”

遗憾的是，这样和谐的日子持续时间并不久。特别是当晓月上抗大那段日子里，他俩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

当然，在抗大的学习也使晓月渐渐坚强，她学会了反抗。有几个周末，L来抗大找她，她坚决不肯和他一起回去。L大发脾气，使劲拉着她往外拖。晓月大声喊叫和呼救，惊动很多学员纷纷跑来。

晓月终于甩开L的手，愤然说：“这里是延安！不是你当太上皇的瑞金。”

晓月所指的，是当年在瑞金时，L由于被重用而头脑发热。他在瑞金工作期间非常威风，朝令夕改，来回折腾，造成我军无可挽回的损失。可L却不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反而经常发脾气骂人，一时被人们背后说成“红都太上皇”。

这件事情，是L的“软肋”，他最害怕被人提及。而现在，在他看来平素最听话的、软弱可欺的老婆晓月竟敢用这事来羞辱他，这太、太——太可气了！

“难道就为这事，导致了你们后来离婚？”

“不，他后来和一个女演员好上了。我发现这事后，到毛主席那里告了L一状，并且坚决要求和他离婚，结果就这样了。”

晓月轻松地这样结尾了，但在贺杰看来，一点都不轻松，他能想像那个过程是多么痛苦，多么难挨。他告别了晓月，一路心情沉重地回到家。

目送贺杰出了门，晓月在心里长叹一口气。不知不觉地，她的思绪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战火硝烟的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也是八路军的大本营。

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奥地利人L结婚不久的晓月，此时也和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一样，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开始了她在抗大学习的难忘历程。

清晨的微风，傍晚的月亮，还有那象征着难以言喻的与青春、理想、革命紧密相联的宝塔山。处处响彻着激昂的歌声：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1938年的春节，延安抗大的同学们欢聚一堂。晓月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去延河边的清凉山下拍照片，作为这段美好时光的纪念。一路上大家情绪高涨，叽叽喳喳地说笑着。突然，晓月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设在清凉山的中央印刷厂出来。

“贺杰！贺杰同志！”晓月兴奋地热情地向贺杰打招呼。

还单身着的贺杰一下子看见这么多女同志，不由得拘谨起来，脸都红了。但他还是回应着说：“你们好！”

女同志们被贺杰这文绉绉的样子逗笑了，贺杰窘迫得手脚都没地方摆，大家笑声更响亮了。

还是善良的晓月打了圆场，她把贺杰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

贺杰扬起手中的报纸说：“我来取报纸。喏，这几张可以送给你拿去学习。”说罢，递给晓月几张报纸。

晓月随手翻了翻，是当天的《新中华报》和《中国妇女》，道声谢谢，便关切地说：“你还没有女朋友呢？看看那边几位，穿蓝底白花布鞋那个姑娘，她怎么样？她现在也单身着呢。要不，我和她说说？”

贺杰吓得连连摆手：“这使不得，这使不得！”

晓月佯作不快说：“怎么？看不上？”

贺杰紧张地解释说：“不是。是工作的原因，工作的原因。”

晓月一下就明白了，她隐隐约约知道贺杰从事的是和情报有关的工作，他做人低调，不喜张扬，很神秘。既然如此，那就理解他吧。但是晓月还是遗憾地、有点不甘心地说：“再伟大的工作，也不能没老婆吧？你得抓紧，工作到合适的时候，就成个家。”

和贺杰分手后，女同志们开始议论起来。359旅一个副营长的老婆大大咧咧地说：“这个男人真是帅气啊！看上去脾气也不错。”

有人打趣道：“再优秀你也没法换个男人啊。”

“越说越不像话！”晓月温柔但是很严肃地制止了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

这时，一位老大姐说：“这个贺同志很了不起！去年抓获的那个特务，听说就是他负责实时监控，并及时向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同志汇报，打掉了这个特务团伙。”

“对。”晓月补充说，“这些特务很狡猾，居然假冒寺庙里的主持，经常搞破坏，用暗藏的电台向敌方发密码电报。”

“那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要知道，庙里的僧人是很不容易被注意到的。”

大家觉得十分好奇，都看着晓月，期待着从这位有着特殊身份的大姐嘴里套出一个惊人的故事。

晓月说：“按说这个狡猾的特务是不容易被发现，你想他是本地人，又是受保护的宗教人士。可是这家伙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十分好色。”

“就怎么样了？”大家都听出神了。

“他三天两头犯毛病，早就被当地朴实的农民看出来了。后来他居然和一个农妇通奸。那家男人如果外出，那女人就在家门口晾晒一床红色的被面。这是他们幽会的暗号。这个不正常的僧人立刻引起了我们情报部门的注意，就派贺杰同志等人对他实施监控，果然发现了严重问题。”

“我们的情报部门太厉害了。一个好色的僧人，怎么会联想到特务身上？”

“这不奇怪，邪恶都是相通的嘛。一个从事宗教信仰的人，却放肆地亵渎信仰，这样的人，即使当下不犯大错，但总有一天会走上不归之路。”

“说得对！现在那个特务呢？”

“被枪毙掉了。”

“啊！太可怕了。”

“是啊，看上去咱们这里风平浪静的，想不到还有这么复杂的情况。所以说啊，那些情报部门的同志真是很辛苦。”

“而且有了功劳还不能在大会上受表扬，都是无名英雄。”

这时，那个晓月想介绍给贺杰的“穿蓝底白花布鞋”的姑娘突兀地大声说：“我要是结婚，就不找这样的。无名英雄有什么劲啊？我要我未来的丈夫戴着大红花和很多功勋章来娶我。”

“真没羞！真没羞！现在的姑娘怎么一参加革命什么话都敢说。”大家哄笑声中，夜幕悄悄降临了。

宝塔山，如一尊剪影，在墨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十分神秘，十分有内涵。

自那以后，晓月几乎再也没见到过贺杰。后来就听说他去了晋察冀边区。

据郝光说，贺杰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辛苦的几年。他有时骑着自行车，但大部分时候是步行，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山西。那高高的太行山上不知留下他多少行足迹。他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他的功绩无人知道。因为他们实施的是单线联络方式，经常会因为上线或是下线被捕，甚至有人叛变，导致整个情报系统崩溃、重组。一直到全中国解放，贺杰和妻子菊红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菊乖随大军南下。

也正是这个阶段，贺杰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很不妙的情况。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再次向党“隐瞒”了事实，他的肝部状态非常不好了。可是贺杰一心想着要多为党工作，洗刷干净曾经的剥削阶级思想。当他偷偷去看病，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他只有一个想法：趁有生之年，快快地、尽可能地为党多做工作。

天哪！这要多大的毅力？

由于贺杰认为菊红的冤案是自己促成的，所以他把自己打倒了。那些时候，他每天眼睁睁看着天花板睡不着，心里来来回回地念叨着：这件事情我做对了……那件事情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我主观上是想做好，但是……

最后，他做了一件让自己瞠目结舌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他反反复复的念叨中，总是“对的”。他必须做！他要马上去做！那就是：回到他日思夜念的故乡陕西，去看望他想得心里滴血的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什么剥削阶级成分不成分的，老子要回家！

贺杰参加革命到如今，这是头一次回老家。他做得太绝了，甚至父母和七个哥哥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人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对某些事物会有超级感应。贺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

贺杰回来了！整个村子里都沸腾起来。原来，家乡的人们都听说他早就为国牺牲了，没想到隔了二十年，他却突然出现了。村庄的人都姓贺，把贺杰家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时间人喊牛叫羊咩咩，好不热闹。贺杰的心热得发烫，他后悔没早点回来看看。在乡亲们中间，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令人舒坦的气流。

当贺杰第一眼看见母亲的时候，他喉头哽咽着跪倒在母亲跟前。父亲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发泄着不满：“也不给个信！你娘的眼都哭瞎了，都以为你不在人世了。”

哭瞎了眼的母亲摸索着儿子的脸：这是鼻子，贺家的鼻子都是直挺挺的;这是眉毛，儿子的眉毛长得十分俊;这是天庭，儿子的天庭十分饱满……突然，母亲的手停住了，表情凝固了，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

贺杰疑惑地握住母亲的手问：“娘，你咋了？”

娘说：“儿子啊！你给娘说实话，娘怎么觉得你心里有很大的冤屈呢？”

“娘，俺没有，俺好好的呢。”贺杰心里十分诧异，他还记得娘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巫气，预测风雨，说来就来，给人看相，特别是那些相亲的年轻人，特别相信娘的判断;怀孕的女人总是喜欢缠着娘，给她们目测怀的是男是女，准确率几乎百分之百。只有一次，娘说那孕妇怀的双胞胎，是一对儿子，但生下来是一儿一女。娘听了说：“我起初要是不说，她就是一对儿子。我说给她听了，她太想还要个女儿，这就给换了。”她使用这个“这”字时显得很权威，真不知道“这”是谁？但没人敢问，反正很灵。更神的是在某个清晨，娘看见一个本家叔叔拧着一口袋杂粮进城，说是换点日用品，娘的脸就变了色说：“甭去换啦！”那叔叔说不行非要去。娘也不好说什么。吃午饭的时候，娘对爹说：“那叔叔回不来了。”爹说你别瞎扯！孰料傍晚时分，就听到一片悲怆的哭声。说是那个叔叔去看戏班子唱秦腔，看得入迷，不留神踏空掉进河里淹死了。

打那以后，娘就再也不给人预测什么了。她自己大病一场，之后对爹说：“折额（我）的寿哩。”

娘听贺杰说“好”，心里有数，但不动声色地说：“那就好。只要你好好过日子，甭折腾就好。娘这边你不用操心，没事不要来回跑。你是国家的人了，娘这个出身也不能影响你进步。”

娘一下就点中了贺杰的“死穴”，贺杰惭愧得无地自容。他抱着娘，禁不住放声恸哭，弄得跟在后面的菊红也呜呜地哭。

娘把菊红跟贺杰的手拉在一起说：“好好过日子。娘看得出来，这是个好媳妇哩！她该是进我们贺家门的女子，心里能装天那么大的事情……”

贺杰是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人，在他和菊红的家庭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或许，他从来就没有爱过菊红，只因为菊红是组织上派发给他的，所以他无法说服自己，也不懂得如何与她形成亲密的爱人关系。但是当他看见菊红和娘那种天然的沟通与和谐，使他非常感动，诚如娘说的那样，他发现了菊红的很多优点和可爱之处。

还有和晓月的奇遇，不知触动了贺杰内心深处的什么，使他过去一些思想上固执的想法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首先，是关于菊红的冤假错案，不管怎么着都是因为贺杰当时“彻底的革命性”而无意中造成的。这事过去的时间越久，贺杰心中的内疚就越是强烈。这内疚的感觉像烧红的烙铁在他心上搁着，一触碰到就钻心地疼。在革命的康庄大道上奔驶得很顺利的贺杰，猛地摔了一跤才突然明白，有时候，他人的伤口其实是自己的疼痛。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一定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和菊红好好谈一次话，把结婚以来的情况总结总结，自己也得服服软，把大男子主义克服一下，向菊红作个检讨。然后呢，两个人振作起来，重新建设美好的家园。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人生都不过是过客而已，凭什么老子要被那些王八蛋的阴谋算计所绊倒？

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像着不久的将来，那些坑害妻子菊红的坏蛋就会落入法网，垂头丧气地站在审判席上接受党和人民的正义惩罚，贺杰的心里就大放晴天。

心态好了，思维也就不一样了。在人生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永远在反省、反思，永远在不断地修炼、批判自己和提升自己革命觉悟的贺杰，终于为自己的未来抛出了一张正确的牌。只是他仍然万万没想到，他“觉醒”得太晚了。

在这段非常的日子里，贺杰甚至偷偷地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诗歌，是献给爱妻菊红的。这些，菊红一点都不知道。当然，那些诗歌有些是与革命有关的，并没有什么爱情色彩。但这有什么关系？在那个年代，革命就是理想，而理想和爱情是不可分割的。

非常遗憾的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贺杰来说尤其如此。首先是他患严重的肝病，而且最近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紧接着的一个周末，家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来访。

贺杰和孩子们都不认识此人，他高大的身躯堵在门口，有一种密不透风的感觉。

“请问这是菊红同志家吗？”他说。口音很重，一听就是山东人。

菊红“突”地站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来人看，她“啊”了一声，身子摇晃了两下，好像要晕倒。贺杰眼疾手快地扶住了菊红，以他常年搞地下工作的谨惕的眼神打量来者：“你是谁？”

那人一步跨进门，自我介绍说：“我叫——”

“洪——涛！”菊红缓过劲来了，她哆嗦着嘴唇，不敢置信地问，“你，你是洪涛吧？”

这位被菊红唤作“洪涛”的大个子，双手使劲握住了菊红的胳膊，无限深情地注视着她说：“是我，菊红我是洪涛啊！”

贺杰生气了。这是干什么？在我的家里，那样情深意切地拽着我老婆的胳膊，居然当着我和孩子们的面，他什么人哪？他想着，就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洪涛的胳膊撸开说：“你是谁呀？”

洪涛淡淡地笑笑，转过身来对贺杰说：“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我想问你是谁？”

咦！你反了天了不是吗？贺杰气得脸都白了。他哆嗦着嘴说：“她是我老婆，我是她丈夫。你是哪来的混账，跑到我家里寻事！”

洪涛无比讥讽地哈哈一笑道：“好一个丈夫！”说着，他严厉地瞪着眼睛斥责道：“你这个当丈夫的，你爱过她吗？珍惜过她吗？不！你没有。你不仅没有，反而害了她！你这自私自利的东西，为了表现你自己多么革命，把老婆推到坏人手上，害她成为坏人的靶子。菊花，哦菊红她从小就没有亲人，一直跟着游击队干革命，这么好的女人，这么优秀的好同志，竟然被你害成这个样子，你害得她一无所有，只剩下你这个混账的所谓丈夫！”

震怒中的贺杰“哗啦”一下打开了抽屉，只见他飞快地取出一支手枪，拉栓，对准这个叫洪涛的不速之客。

“滚出去！不然我枪毙了你！”贺杰怒吼道。

不料那洪涛也毫不示弱，几乎是与贺杰端枪的同时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贺杰——

刚把孩子们哄出去的菊红看到这个场面，大叫一声，飞快地不知从哪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枪，正是那把她最心爱的勃朗宁，刘伯承元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赠送给她的手枪。

现在，菊红用这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她圆睁着眼睛厉声喝道：“不许动！看你们谁敢动一下我就打死自己！”

她做得到的，她是不怕死的，她枪法很准的。这屋里两个互相并不了解的男人对菊红却很了解。他们感到了害怕，他们放下了武器，眼睛却都喷着敌对的火焰。

这个严重的事件很快传遍了长沙市的大街小巷。这么说有点夸张，其实是所有来到湖南的南下干部几乎都听说了此事。大家议论纷纷，反正是挺丢人的。

不多久，贺杰的手枪上缴到单位保卫处代管了。菊红的那把手枪她拒不上缴，你要是和她讲道理说这很危险，武器不能留在家里，她就会说，这是刘伯承元帅送给我的纪念品，谁也无权拿走。人家就对她没有办法了。

那洪涛呢？当然是省委组织部和贺杰、菊红单位来了不少领导，做了很多工作，他气愤地回去了，他的单位在南京。

菊红后来渐渐地得知洪涛的一些情况：他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先是在一家野战医院疗伤，之后分到南京一个野战部队当政委。他没有结婚。

贺杰呢？他一直很气愤，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洪涛彻底激怒了他，他看出来了，菊红和这个叫洪涛的男人之间一定有着无可形容的深厚感情。可怕的是他从来没听说过，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这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正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隐秘、也是促成男女结合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比方说，贺杰每次见到晓月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而在他与菊红的婚姻中，就从来没有过。然而贺杰毕竟是个善于学习，不断在成长的道路上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好同志。上次见到了晓月之后，他深知自己对这个优秀的女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美好的幻想，见到她有了更好的归宿，那么自己就应该收起澎湃的心来，和菊红一道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但是现在，贺杰他不打算向菊红作检讨了，他也决不向谁服软！至于生活，生活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什么重建美好家园，去他妈的吧！

郁闷之中，有一天，贺杰的老战友熊建武来看望他。贺杰难得高兴地摆了酒席款待他。

熊建武也是陕西人，跟贺杰是老乡，又一起南下来湖南。湘西剿匪结束后，他留在当地担任公安局长。常言道“酒后吐真言”，这两个老乡在一起喝酒喝高了，贺杰就把闷在心里很久的话倒出来了。

贺杰说：“老熊啊，我——我给你说。我贺杰最最讨厌的，就是女人玩武器。”

老熊哈哈一笑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枪法最好你小子有点妒忌是不是？”

一听这话，贺杰气愤得酒也醒了，他站起来，双手叉腰高声喊道：“我他妈还会妒忌老娘们？太小看人了。我是说，这武器是不应该放在家里，迟早要出事。老熊你看我的枪都上缴了，可菊红同志她，她就是不交。”

老熊狡黠地一笑，把贺杰按在椅子上，如此这般给他耳语了几句，贺杰听了连连点头。

菊红有个习惯，每到周末就要把手枪拿出来仔细地擦擦，直到手枪油光锃亮，发出乌蓝乌蓝的幽光。但是这个周末，她照例去开抽屉取手枪时，突然跟踩在了电门上似的惨叫一声：“枪呢？我的枪呢？我的手枪怎么没有了？谁动了我的手枪？”

贺杰气急败坏地冲进来制止菊红说：“别叫别叫！人家还以为我们家又出事了，一会儿又把保卫处长叫来了。那枪啊，那枪——是这样的。”

菊红一把甩开贺杰的手，毫不克制地吼叫着：“快说，你把我的枪放哪儿了？”

菊红激烈的反应超乎贺杰的想像，但是他没有退路了，他脖子一梗，豁出去了的样子说：“枪，我送给湘西的熊局长了。他——”

“啊——！我和你拚了，你竟敢拿我的手枪去送人，我要你送！我要你送！”菊红气疯了，对着贺杰一顿狂扑乱打，“不行你快给我要回来！不然我就和你没完。”菊红气得浑身发抖，十指发麻，感觉两条腿都不属于自己了，她嚎啕大哭。

渐渐地，菊红的眼泪干了。自从失去了这把手枪，她脸上一副“心死如灯灭”的模样，整个人都丢了魂似的垮了。贺杰看了心里都虚虚的，他开始后悔了。

这天早上，贺杰一醒来就觉得嗓子眼痒痒的，有股子土腥味道，他使劲一咳，“哇”地喷出来一股鲜血，他心中一惊，知道不妙了。自从菊红的“被面事件”以后，贺杰这是第二次吐血了。他心里无比沉重地想：“上天惩罚了我呀！”

菊红习惯性地跟着起床，一见到那鲜血，蹦起来就去找救护车。谁也没有料到，贺杰这一去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

贺杰的追悼会是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的同学晓月主持的。

对于贺杰的去世，晓月十分震惊和悲痛，在追悼会上，她好几次都失态，哽咽得说不成话。特别是当她看到贺杰留下的这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站在父亲的棺材跟前，一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无辜模样，晓月的心都碎了。她抱起才一岁多的小菊米，依次摸摸菊乖、豆豆和菊香的头，流着眼泪对菊红说：“菊姐，为了孩子们好好活下去吧！将来这些孩子的学习和工作我来安排。我会送他们上军校，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好好的，好好的，别在意恐惧，它根本不存在。”

最后这句话，好像是对菊红说的，又像是说给孩子们听的。晓月的语调十分轻柔，但此刻却像炸雷一般，在菊红和她的孩子们心中轰响。

这句极具哲理的话，像是一个古老的寓言。

贺杰去世后，菊红的眼泪干了。她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靠国家抚恤金勉强度日。这时，有老战友来看望她，给她支招说，那个叫洪涛的，不是没结婚吗？我看，他定是一直在等你。

菊红吓得连连摆手，这怎么可能！连梦都不能这样做！

夜深人静时，菊红想起了洪涛，想起了白天老战友的话，她的脸都热了。洪涛啊！你在哪里？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你还嫌不够让我撕心裂肺的吗？

心情稍平和一些的时候，菊红想到她和洪涛那些青梅竹马的事，想到在战争年代那些悲欢离合。她的心，碎了又弥合，弥合了又破裂。她甚至会想像着，和洪涛重组家庭的一组组和谐幸福的画面……

但是每当此时，菊红又会感到万分惶惑和内疚，对去世已有半年的贺杰感到深深的内疚。

一个周末，喜欢在周末出太阳的长沙正好是阳光明媚。菊红把孩子们的被子都拿到后面院子里去晾晒，这时前院有人喊菊红：“来客人啦！”

菊红习惯性地把双手往裤子两边一擦，急匆匆回去。远远的，看见家门口站着一位军人。

“您是菊红同志吧？”来人有点怪。一边问话，一边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菊红，好像对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不知为什么，菊红在那瞬间就有了不安的感觉，她似乎预感到：又是一件大事要发生了。她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去拿茶杯，给客人倒水。

军人向菊红敬礼，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南京来的。我们政委洪涛同志临终前委托我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您。”

说罢，从一个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红绸子的小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竟然是几根金条和一本存折。

菊红在这一瞬间，完全对世界失去了感知，她压根就不明白这位军人在说些什么。她木木地看着他的嘴在动，手里端着的杯子“啪”地摔碎在地上。

……

洪涛死了。我母亲菊红的心也死了。上帝把她的门关上，又把她的窗子堵死了。

但是应该承认，洪涛遗留给菊红的那些财产，的确帮助她和我们这几个孩子度过了最最艰难的日子。

1962年，是中国人民艰难度日的年头，而我对那年的唯一记忆，就是妈妈给我买的一根棒棒糖，我高举着走在路上，突然被一个穿黑衣的小伙子抢走了，他跑得飞快的样子，至今我还历历在目，他把我吓哭了。

我曾经给别人讲述这段事情，人们总是奇怪地说：“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呢，你居然还有棒棒糖吃。”

还不止此呢，我上小学时，有次学校要演出，排练一个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的歌舞，本来我是扮演一个中国的少先队员，但是到了彩排的时候老师改变主意了，要我演一个外国女孩。因为妈妈给我准备的演出服是一件金黄色的缎子长袍，不仅材料特殊，样式也十分古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土改的时候从地主家里没收来的）。这件华丽的服装害了我，我只能演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孩了。不仅如此，老师还把我的头发用电夹子夹成大波浪卷，同学们看了都哧哧地笑。我心里十分自卑，十分沮丧。这种效果，可能是菊红万万没想到的。

到了读高中时，大家的生活都好多了，学校老师就给我们布置了一道奇怪的作业——吃忆苦饭。

这天下午，我们这个小组的同学去长沙市区浏城桥底下挖野菜，所谓野菜，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马齿苋。那时，浏城桥底下那条铁路两旁有很多马齿苋。我们挖够了野菜便回到我家中，把野菜交给了菊红。菊红这天下午不知为什么没上班，就说让我们去玩儿，她来帮我们做忆苦饭。

一会儿菊红喊着：“忆苦饭做好啦！来吃吧。”同学们欢呼着跑进厨房。

当一碗碗漂着香油和葱花的所谓忆苦饭递到我们手中，我气坏啦！

“这叫什么忆苦饭？”我质问菊红，“啊！你还打了鸡蛋在里头，这明明是地主吃的东西，你干什么呀？呜——！害我们没吃成忆苦饭！”气死我了，我大哭起来。

现在看来，那也是钱惹的祸。那个叫做“钱”的东西，破坏了我很多快乐。

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菊红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时，我才深切体会到，洪涛留给菊红的那些遗产，是怎样帮助她和孩子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那么，洪涛又是哪来的这么多钱呢？菊红说，洪涛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是啊！我还记得他叫洪峰，当年在天津卫做生意来着。

对。就是这个洪峰，把生意做得很大，赚了不少钱。解放后，他去南京找到洪涛，劝哥哥早日成家立业，并且留下了一堆金条。他也万万没想到，哥哥到死也没有结婚，而他的遗产，却养活了与他不相干的一家人。

回想起洪涛当年用十斗高粱把菊红从张家赎回到游击队的事，真是令人感慨：洪涛啊洪涛！你上辈子欠了菊红什么？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菊红八十岁生日后不久的一天，她突然向全家宣布，她所有的遗产不会分给任何子女，要大家“有所思想准备”。

这么多年来，儿女们都习惯菊红一些突兀或是怪癖的行为了，应该是见怪不怪。但是这回不一样，他们还是有些不高兴，不是贪图老太太的钱财，而是感到了一种叫做“悲凉”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继承老太太的遗产，就是继承了妈妈留下的温度，菊红她没有理由让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缺少这种温度。

但是菊红之所以这样做，肯定应该有她的道理。难道这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还会相信佛教中的“宿命通”？佛教讲宿命通，就是说有些人生来就有，就知道自己或他人的前生。

更加奇怪的是，当菊红安排完这件大事后，她的脑子就彻底混乱了。每天念叨的事情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彪、江青……

她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毛泽东请她吃饭，菜里面放了很多红红的辣椒，辣得她不肯下筷子，被毛泽东发现，问她为什么不吃，她“吸溜”着嘴，并用手指着，又摇头。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忘了你是个北方妹子，不能吃辣的……”

这个事情菊红的孩子们认为肯定是瞎说，因为根据他们对菊红历史上的了解，她根本没有和毛泽东见面的可能。

不过，有件事情别忘了，那就是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之后，菊红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整整一年。

是啊！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当年菊红失踪时，当地也是有些传说，不排除她这个机灵的“小情报员”，突然被临时调用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也没人相信菊红在八十岁以后讲述的所有故事，所有的人都相信她患了老年痴呆。

有一次，菊红的大女婿苗其要去英国出差，临走前回家看望菊红。不料想菊红一听说他要去英国，激动万状。摸摸索索地又是找老花镜，又是翻箱倒柜地不知道要找什么信件。结果，她什么都没找到，却对苗其说：“周恩来同志有个女儿，叫周蓓蕾。战争年代他们无法抚养，就送到英国去了。蓓蕾小时候很可爱，周总理很喜欢她，所以经常叫我陪着她玩，后来蓓蕾去英国，总理心里很难过，怕是凶多吉少，就把她带到我跟前说：‘这个姐姐叫菊红，你不要忘记她，她是南盘村人。将来你如果回国找不到我们了，你就到南盘村去找这个姐姐。’”说着，菊红挺难过的样子。

一家人看着菊红，瞠目结舌。她讲得绘声绘色，情绪激昂，跟真的一样。他们真不知道菊红到底是怎么了？

一个月后，苗其从英国回来，菊红还头脑极为清醒地追问苗其：“我托你打听周蓓蕾的事情有消息吗？”

因为大家都把这话当疯话，所以也没想到还要回话。没想到菊红这条“思路”没有中断，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知拿她怎么办。

菊红听说“周蓓蕾”没有下落，难过了很久，她病了。

唉！菊红同志，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她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一丁点儿女情长，在她的心里，怎么都是天那么大的事情啊！

为了“测试”菊红是不是真的疯了，菊米专程从北京赶回长沙。

菊红看见菊米，还是很高兴的。菊米给妈妈带了一个瓷杯。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洗干净并倒上开水——咦！那洁白的瓷杯遇热后，便立马呈现出“马恩列斯毛”这五个伟人的头像。

自以为了解妈妈的菊米心想，菊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杯子，因为她心里除了革命和斗争这些事，就是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伟人们。

但不料菊红只是瞥了杯子一眼，很难受地说：“哎呀，一个小小的杯子上面就有五个死人，你让我怎么喝茶呀？”

这哪是不正常的人说的话？简直就是过于正常或者说正常过度！

菊米不甘心，或者说是不放心，又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她问菊红：“听说当年左权牺牲时，是让所有的同志们都撤退，然后他和仅有的几名担任掩护的战士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那他作为指挥官，在战斗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不和大部队一起先撤退呢？”

菊红听了这话，立即严肃地说：“人家左权是什么人哪？他是民族英雄这个级别的，怎么会抛弃同志自己先撤退呢？他要以身作则，他要让已经撤退的大部队看到，有他左权在这里抵挡，就尽可以放一百个心，再说了，大家看到首长都和敌人拚命了，他们也就会群情激昂，和敌人战斗到底。”

菊米惊讶地看着菊红，心想这是哪门子的老年痴呆啊？我看她还可以去钓鱼岛和日本鬼子干一仗。

但是医生冰冷、残酷的结论说：这就是痴呆的一种。此类患者会专门在某一个问题上显得十分清醒，可能是她年轻时候的理想和追求，她为之奋斗终身的某个事业，即使她再怎么患病，无论怎么错乱，但在这个她最执著的问题上她的基本观点一点也不会说错，这是可能的。

菊米明白了：现在的菊红，她的精神和肉身几乎是分离的。她的精神自成一个体系，在革命的幻想王国中任意驰骋、翱翔。在这种幻想当中，她顺利地完成并实现了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菊米发现，菊红她会按照自己的潜意识说话、构思和处理问题。那就是说，关于菊红八十岁以后讲述的所有关于中央领导的故事，应该都是虚构的。或者说，从现在开始，菊红彻底生活在她一生追求的红色幻觉之中。当菊米认真倾听菊红那些幻象中的故事时，可以从那些莫名其妙的“传说”中寻觅到童年的菊红、少女的菊红、中年和晚年的菊红这一生中的思想脉络。更有意思的是，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就忘记得干干净净。

菊红把“所有的垃圾”都从记忆储存的硬盘中删掉了！她的脑海中只剩下她的红色记忆和与革命有关的追求。菊米甚至羡慕地想：这是不是就是俗人永远得不到的“幸福”？这会不会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令人纳闷的是，菊红到底想把自己的遗产怎么分配呢？

没多久，谜底揭穿了。一位律师向菊红的孩子们宣读了菊红的委托书。

原来，菊红所有的遗产，都被她赠送给了一个叫做洪山河的人。

洪山河？他是谁？

遗传了父母搞情报工作特点的孩子们钻山打洞很快就得知了一点情况。

洪山河，山东管村人。1946年4月出生。孤儿。父母不详，听说是老革命，都牺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洪山河已于1975年结婚，婚后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虎头虎脑，人见人爱。

了解到这些情况，菊红的孩子们不愿再说话了。他们决定沉默，永远沉默！一直到这个世界在他们眼前消失。

我经常想，假设菊红在1945年的失踪，是和革命工作有关，那么这可能就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冤案了。因为无论她讲什么，人们都认为她是由于老年痴呆引起的幻想。倘若果真这样，那真是太悲哀了。

那么还有第二种可能，也就是菊红的孩子们都不愿设想的那个结局。她，怀着爱人的孩子，在一个隐蔽的乡村生下这孩子，又回到了南盘村。

这可能吗？听起来也像是天方夜谭。一位女革命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突然怀孕了，更糟糕的是她当时并没有结婚。这太不符合我们平常听到的传统革命教育的规矩了。

但是，如果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最后我对自己说：假设那个所谓的真相浮出水面，我们又能怎样呢？

是的，无所谓真相了。青梅如果没有竹马，那就把它煮成一坛醇厚的老酒吧！

春天到了，我去河南洛阳的部队出差，顺便看看上军校的女儿细细。

周末赶上连队演练，细细高兴地跟着我去了。刚走到操场，一个战士大步流星走到我跟前，唰地敬礼：“报告首长！三连全体正在操练，请指示！”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个“七七八八部队”的，一直在非作战部队工作，对连队这一套很陌生，所以我愣在那里出洋相了！

幸亏女儿读的是军校，她懂。此刻她气急败坏地跟在我后面说：“快回答‘按计划进行’啊！”

“按计划进行！”我结结巴巴地说。

一群迷彩色从我眼皮下整齐地掠过，我脸红了吧？没敢抬头看。

下午去打靶。我一路上兴奋地给女儿吹嘘自己当新兵时打靶的优秀成绩。

结果报靶员报我的成绩时，很内疚地说：“报告首长，您的靶子没有中环。”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打了几环？”

“没中一环。”声音更小了，好像是他的错。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种结果。这太丢人了，我是我爸我妈的孩子吗？但事实就是这样。

当我悻悻然要离开靶场时，报靶员气喘吁吁又跑过来说：“报告首长！您不是没上靶，是打错了，都打到别人的靶子上去了。”

这时，我的手机急促地叫唤起来。这铃声和平时响得有点不一样啊！我手忙脚乱地掏出来，一看是长沙家中的电话。

菊乖在电话里沉痛地说：“菊米，妈妈现在进手术室，说是胃穿孔，情况很不好。医生说不做手术必死无疑，但是做手术最乐观也只有百分之一二的希望。所以他让我们全家今晚都——来医院，向妈妈做——最后的告别。”

最后？！这，这是什么意思？

我拒绝这个消息。因为菊红在我和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心目中，是不死的象征。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世界会没有菊红的存在。就像世界上所有没心没肺的孩子，都不会相信他的父母有一天会离开他，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这一天就这样很不像话的到来了。这一天来得太快了。这，这是什么意思？

慌乱中，我边哭边急忙收拾东西从洛阳赶往郑州，希望能搭上最后一班开往长沙的列车。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妈妈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今天我一下就触摸到了，今天果然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包括这世界的颜色、氛围，甚至连同空气中的味道等等都不同于往常。

依稀记得在某张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说科学家认为，在人的大脑中有一根神经（或是某个区域）专门控制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而被控制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会有一天甚至下一刻会死去，即使他们懂得生命是有限的。

这条报道令我震骇，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周围的人，结果真是如此：你看无论是玩命工作的人还是醉生梦死的人;无论是性情温和的人还是脾气爆烈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穷人富人，都是想着“我要这样做”，而不想“为什么这样做”，不想结果会怎样，怎样的结果又怎么样……

当然了，假设人的大脑中没有这样一根“控制着人类对死亡恐惧的神经”，那世界就更不可设想了，好多好多怕死的家伙就整天只会发抖，什么也做不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活在“恐惧”的背面。只不过那是一个虚拟的背面。

我在混乱中胡思乱想着，感觉漫长的高速公路漆黑漆黑好像永无止境，整个路上只有我们的车在飞速行驶，如同在一个黑色的时间隧道穿梭。车灯照亮了路两旁的指示牌，我绝望地无助地看着车外：过登封了！过少林寺了！过新密了！（我祈祷着：快啊快啊！只要能赶上今晚最后那趟开往长沙的列车。）

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车窗外开始起雾了。突然，一阵奇特的幻象在我脑海中呈现：那黑的漫长的隧道，是母亲的子宫。我，尚未诞生的我，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惊慌而悲凉地向前漂移、漂移……

幻象中的菊米，本是不愿意来到这世界上的，她想折回去，抗拒一种新的诞生。因为她原本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她毫无办法，她来了。他们来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互相搀扶着、温暖着、安慰着。从春走到夏，从夏走到冬，直到荒芜的大地万物复苏，整个宇宙流金溢彩姹紫嫣红。

……

手机响了，是哥哥贺豆豆，他说菊红十分钟前已进了手术室。

那么，那把锋利的手术刀此刻定是已将菊红的腹部划开了！

我感到了剧痛，感到自己从一个黑黑的隧道被弹了出来。我诞生了！

我们诞生了。

菊红的手术成功了！这是奇迹。医生们都非常惊讶，八十五岁的高龄啊，又是身体如此衰弱的一个老太太，她是怎么拚死夺到了这个百分之二的生存率？打个很不合适的比喻，我在北京参加买车摇号，说的也是百分之一二的中签率，都两年了还没摇上，可见我的运气没有菊红好。

术后的菊红极度虚弱，一直留在重症监护室。每天下午可以让一位家人进去见面一刻钟。

菊红大部分时间依然昏沉沉不省人事的样子，但是偶尔有那么一小会的清醒，她就会字正腔圆地用她老家邯郸话夹杂着长沙话说：“没关系的，我不怕死，我任务完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敌人了，我的那些敌人早都死了。我想不通啊！那么凶恶的敌人，怎么一个都没有了？”

旁边的人听了，都哭笑不得。

说着说着，菊红就昏迷不醒了。过一会儿她又醒来，接着说：“我们单位这个新来的领导对老同志不好，咯要不得噻（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变成了长沙话）！你们要到省委去反映反映……”刚说到这，一口痰把她噎住了，医生护士都扑上去。没想到她自己使劲咳出痰来，那么虚弱的样子，接着还说：“其实林彪打仗挺勇敢的，日本鬼子一听说林彪的部队来了，都吓得屁滚尿流……

母亲啊！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自己的事情？

22

在菊红病危的这些日子里，菊乖整理了父亲贺杰的大量遗物，主要都是一些日记和笔记。这些东西是孩子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菊红把它们藏得很深，放在那个日本制造的小牛皮箱里（不知是哪次战斗的战利品），然后把小皮箱再锁进大樟木箱中。

孩子们惊讶地发现，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曾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大量地阅读和抄写名著，特别是苏联一些名著中的精彩段落，还做了很多笔记，写了不少感想。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还写了一些特别注明“献给爱妻——菊”的情诗。

这天，菊乖把父亲的笔记，就是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给菊红的那些“情诗”带到病房来。医生却阻止她进去，说情况突然又恶化了，菊红现在仍处于昏迷状态。

菊乖、豆豆、菊香和菊米都不相信。根据他们对母亲菊红的了解，孩子们相信她一定会战胜病魔，和他们一起回家，他们坚持说服了医生进到病房。

菊红果然睁开了眼睛，她吃力地挥动着手臂，作握笔状，又指着自己的喉咙摇头。菊米一下子就猜透了妈妈的意思，便迅速从包里找出纸和笔。

菊红歪歪斜斜地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这一生只有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你们的父亲他不爱我。”

大家看了这纸条，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母亲，他们从来没听到母亲说过与“爱”有关的话题，所以甚至觉得有点尴尬。

菊乖趴在病床前，握着菊红瘦弱无力的手说：“母亲，我们找到了父亲写给您的诗，我现在念给您听吧。”

菊乖念的是这样一段：

我看见漫山遍野的敌人像溪水一样

流淌，

战士们的鲜血如杜鹃花一样盛开，

死亡向我绽放着妖艳之美，

恐惧中诞生了我对你无尽的爱意……

天！难道这就是贺杰写给菊红的情诗？

但似乎是遗传或是影响，同样也酷爱俄罗斯文学的菊米听出来了，父亲是模仿苏联文学中的某种笔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菊米依稀记得在某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中听到过类似的比拟，那是一个鲜血与牺牲、背叛与英雄的故事，这个诗情画意的民族的士兵，甚至就是用这样血淋淋的、充满诗意的语言向战场前线指挥所汇报，让人听了汗毛倒竖。

或许，贺杰认为用这样极端严酷的战争抒情诗的方式，就是对菊红最深刻的爱情了。

听到贺杰写的“情诗”，菊红呆滞的目光活泛了些，她眼睁睁地望着窗外，她在看什么呢？ 噢，是柳树发芽了，江南的春天到来了。

不一会儿，菊红开始自言自语地说话了，她说得很轻很轻，如叹气般，压根就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菊红是想努力地把听到“情诗”后的感受表达出来。她微笑着却流着眼泪，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光泽……

菊红的孩子们把头尽可能地俯在母亲胸膛上，他们听见菊红是在哼唱一支歌：“红日照遍了东方……”

病房里一刹那间安静了。

静下来的这数秒中，所有人仿佛看到了太行山上的千军万马踏尘而来;看到解放区的人民舞起了龙灯，踩起了高跷;看到延安宝塔山下的人民打起了腰鼓，扭起了秧歌;延河边古老沧桑的清凉山上挂满了通红通红的红灯笼，一串串接一串，连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红彤彤的光芒，倒映在蜿蜒的延河水中，红光闪烁的延河水煞是好看！所有的、所有的人们一齐和着菊红在歌唱：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

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高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