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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下吴镇

2015-09-10梁鸿

上海文学 2015年8期

梁鸿

就是现在。夜里三点钟。海红收到明亮的短信:

T:我不行了。我脑子出了问题,我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闭过眼睛了。我不想活了。你们不要为我伤心,我是一个无情的人,我一点也不牵挂你们。T,再见。明亮。

海红把手机关了。她告诉自己:这是半夜,我没有看到这短信。翻一个身,海红又睡着了。

海红做了一个梦。她要去某个学校教书,还是为了什么?她并不清楚,只知道学校是目的地。她在大路上奔跑,老式的土公路,被秋天的风刮得洁白,路的两旁种着高大笔直的白杨树,就像童年时代家乡路旁的树,有她很熟悉的味道。她往前跑着,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她饿了,也很想去厕所,就转到一个村庄旁边。一个男人守在那里,微笑地看着她,仿佛早知道那一刻她要去。他指着高高的院墙和路边的厕所,说那是他家的。他安定的神情,似乎在告诉她,他的一切也是她所有的,她的奔跑将在这里停住,她永远不可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遥望着远入天边的白杨和洁白的、起伏不定的大路,海红明白,她被永远阻隔住了。

在梦中,海红看到那个十八岁的自己,满面张惶,犹如掉入被尘封在时间之外的世界。

T:

我已经到白杨坡中学报到。这地方像鬼一样,孤零零地悬在一个大坡上。说是白杨坡,一棵白杨也没有,只有几棵又老又丑的歪脖大槐树。我住的房子就在最大那棵歪脖槐下面。你要是来的话,看到那棵树就找到我了。

那些学生看起来对学习的兴趣不大,整天在校园里闲逛。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个子比我还高。他们一点儿也不怕我。我也不怕他们。谁要是对我不恭敬,我就一拳打过去。他们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逞能,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得到什么。

大风起兮云飞扬……

十八岁的海红把信揉在手里,抬头看木制的、斑驳的窗子,窗外正对着几棵白杨树,只能看见圆粗的树干和扬着土黄色灰尘的操场。几只鸡在操场角落的灰尘里啄食,突然间,像受了什么惊扰似的,扑楞楞地飞起来,落下一地鸡毛。这小学校,被一圈高大密实的白杨树,被蛮横的、到处疯长的野草野树包围了。而操场、围墙之外,就是怎么也望不到边的庄稼地了。最近的村庄离学校也有一里地远。比人还高的玉米地,挤挤挨挨,深绿阴郁。夜晚的时候,它们就在她宿舍的窗外诡秘地窃窃私语,如爬出地面觅食的鬼魂一般。

白杨坡在哪儿,她不知道。穰县师范学校,培养邻近几个县的师范生,毕业后,基本上依照各回各县的原则,各自回去。但是,到这个县的哪个乡镇哪个村庄,却由不得自己了。海红被分配到了离吴镇四十公里远的一个村庄小学教书,家在另外一个乡的明亮却到了吴镇的白杨坡中学。还有其他同学,除了少数留到穰县县城之外,都分布到不知哪里的鬼白杨坡了。

她被圈在荒野之中,孤绝于生活之外了。但总体而言,海红并没有觉得这有多苦,她既不知道生活的其他模样是什么,也就没有具体的期待,虽然她并不觉得自己就应该呆在这个地方。

相反,她还有点喜欢这原野,一个冥想的好地方。秋天的暴雨过后,赤脚站在野地之中,大风吹着头发和衣衫,远眺西天奔跑的火红灰蓝的云,看太阳从乌云背后射出金光,她好像站在整个时间中了。

她奇怪明亮从哪里来这么大的悲愤和昂扬之感。他是把那白杨坡中学当作他的战争之地了。她可以想像出一个场景,他拿着他的《古代汉语》(他的自学大专考试的克星,连考两年,仍然没过),在宿舍门口认真地学习。那身影,坚定而孤绝,带着一股愤然的决心,仿佛在告诉大家:谁他妈的也不能打扰我的学习,谁也不能。

海红始终觉得,明亮喜欢她。他看她时,眼睛那么深情,表情那么郑重,神色那么忧伤,那不是装出来的。但是,海红也知道,师范三年,他一直悄悄追求他同乡的女同学。他在那位女同学那里诉说完衷肠,得到模棱两可的话,然后,直接回到海红那里,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哀伤而又深情地看着海红。

后来,明亮干脆和海红的同桌换了位置,坐在了海红的旁边。他在课桌两边的地上各摆一个大茶壶,它们就像两个呆头呆脑又敦敦实实的大护法,不离明亮的左右。桌子上放一个酱色的大塑料杯子,里面泡着满当当的各种草药。明亮抱着杯子“咕咚咕咚”喝下去,喉结坚定地滑动着,吞咽着这苦药,然后,再倒上开水,泡着。他一天要喝四大壶这样的药水。明亮说自己有病,但是,有什么病,从来没人清楚,他自己也不说。

“你得保护好你自己,你不能听任别人说你怎样,你就是怎样。那样,你就被欺负了。你要去想他为什么这样说你,你分析清楚了,你就不会上他的圈套,不会按他的要求去做。”

明亮有力地摆动着双手,向海红演讲,声音低沉而凝重。他给海红分析班里的每一个人,分析班干部的争夺、阴谋和圈套。

从明亮那里,海红第一次体会到,人和他人之间充满怀疑、背叛和利用。一味沉浸于抒情与感伤情绪之中的海红,好像突然被带入一个世界,明白了这个世界应该是加以理性分析的,每个人对别人都有嫉妒、觊觎,都会因为自己有欲望而伤害别人。

“他人即地狱”,多少年后海红在看见这句话的时刻,眼前浮现的是明亮的形象。

越是敏感,越是多疑。敏感和多疑是进入真实世界的前提。十九岁的明亮好像过早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全副武装,从身体到精神,做好战斗的准备。

海红看了看信封的邮戳,“1991年10月7日”。信写在一张大大的白纸上,蓝色的笔迹,已经有点模糊,末尾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几乎把纸都划破了。明亮的字,整齐,拘谨,方方正正,一个紧挨一个,好像规规矩矩的孩子,排排座分果果,其实没有丁点儿“大风飞扬”的感觉。

海红不记得怎么给明亮回的信,但也无外乎略带做作的感伤、抒情和安慰。

那时候,海红自顾不暇。她看不惯校长挂着黑黑的脸,一本正经地从校园走过;她厌恶校长眼睛里带着那狡猾而洞透一切的神情;她看到校园黑板报上写的“文以载道也”就恶心想吐。十八岁的小学老师海红以胆怯而又狂妄的心态,不遗余力地向校长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开会的时候,或斜着眼睛、扭着身体看校长,或一直低头看书,或轻蔑地看周边埋头苦记校长讲话的同事,而狭路相逢之时,海红总是挺直脊梁,目不斜视,以淡淡的微笑傲然走过去。

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得受。校长看海红的眼神不一样了。海红的教案被反复调去审查,海红要兼职体育老师,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喊操,每到全乡大考互相换老师监考的时候,校长总是把海红派到最偏远的地方。

乡里教办室突然发下通知,说下一周要到这个学校做中期检查,要逐个听老师课,检查教案,检查学生的到校率。黑脸校长对海红说,你得去把子乡桑树庄一趟,把     叫回来。她家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得让她回来,不能让她影响咱学校的排名。

冬天的大风吹着,田野枯寂而寒冷。海红含着眼泪,骑着自行车,她不知道往哪儿走。她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把子乡桑树庄是什么把子什么桑树。黑脸校长就这样莫名地给她布置一个任务,让她去一个莫名的鬼地方找人。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都没有名字。海红问完一个又一个,看着通向四面八方的田野小路,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走。风扯着她,要把她扯飞。

大风起兮云飞扬……

她想起了明亮。明亮。明亮在白杨坡。高高的坡上。

她扭转方向,向吴镇骑去。回家的路,总还清晰。四十公里的路程,她骑了五个多小时。经过吴镇,她没有回那个冷清的家,向医生毅志问了路,就朝白杨坡出发。

又是十来公里。雨夹雪的高高的白杨坡。海红觉得腿都断了,膝盖几乎打不了弯,终于看到了一个大坡,坡上几棵大槐树,黑色的枝条在空中扭结着。

经过操场,海红走进那个破烂的木头大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一栋二层教学楼,两旁各一排低矮的土坯房。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老师,学生,走路的,说话的,都扭过身子,瞪着海红,好像海红是贸然闯进来的异物,或猎物?他们那么吃惊,似饥渴已久,或寂寞太过。海红的脚不知道该怎么迈了。

她朝院子里最大的那棵老槐树看去。树干上一层层的树瘤,疤拉着一个个死白的眼珠,看着冷冷的天,就像一条条翻着白眼的死鱼。又老又丑的歪脖大槐树。明亮正站在大槐树下,睁大眼睛朝这边望,然后迅速朝她奔了过来。他推过海红的自行车,郑重而努力,像在推开密集射在他和海红身上的目光。

明亮住在大槐树下的一间土坯房里。他不停地进进出出,一会儿去叫学校里同年毕业的师范生过来聊天,一会儿又吩咐跟着他上学的弟弟去附近的村庄买肉,一会儿又自己去小卖部买话梅、瓜子和各种零食。他垂着眼睛,脸色凝重,左手紧握着,奔走的时候右脚往外撇着,那是他紧张时特有的姿势。

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一根铁丝贯穿房子的东西两端,上面搭着一些衣服。地是泥地,经年踩踏,已经凹凸不平。明亮蹲在地上,捅开屋子正中央的煤炉。海红看见,那个煤炉下面,拥着一个巨大的煤渣堆,灰白色的,夹杂着黑色的没有烧尽的颗粒,它们簇拥在煤炉周围,在屋子的正中央,像一个圆形带顶的坟墓。海红无端觉得心里拥堵,呼吸困难,浑身抖个不停。

多少年后,海红才明白,在看到这灰白色煤渣堆的一刹那,她一眼看到了明亮、她,他们这一群人未来的命运,停滞的毫无希望的命运,这让她害怕、震惊和颤栗。

雨夹雪,不急不缓地下着。进来的人脚上都夹带着厚厚的泥团,又把屋里地上的泥土粘起一些,来回搅合,一会儿,屋子也变成了泥泞之地。新进来的人把鞋放在煤渣里,左右乱蹭,煤渣湿了,一团团可怜巴巴地聚在一起。

海红坐在床边,感觉远天远地,明亮那么陌生,那些似曾相识的同届师范生更是隔膜。她看到床头的桌子上,一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有那三卷本的淡白皮的《古代汉语》,这些书上,落着厚厚一层灰尘。

天黑下来了。明亮的弟弟拎着一块猪肉,粉红白嫩,兴奋地跑回来,告诉哥哥说卖肉的听说是学校老师买的,又多给了他一大块猪肝。

一个长头发的女同学,一直崇拜地看着明亮,跟随着明亮不自觉地转移着目光。此时,她自告奋勇去做饭。厨房的位置就在靠门的角落里,她背对着灯光,脚几乎被那堆煤渣淹没,在一张破旧漆黑的木桌上“砰砰”地剁肉。明亮蹲在地上,从桌子下面的沙里面扒出一棵萝卜,去掉上面的须子,在一个纸箱上择青菜、洗萝卜。

香气在冰冷的夜晚漫溢出来。一大盆肉炖萝卜粉条端了上来,放在一个纸箱上。大家把各自的碗筷拿过来,坐在床沿上,倒上白酒,围着盆子,吃了起来。其中一个男生有着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眼泪似乎马上泫然欲滴。他告诉海红,在学校,他经常读海红的诗和散文。师范文学社的刊物《原上草》,每两月一期,海红是主编。稿子不够的时候,她自己化名,诗、散文和小说,什么都写。

明亮从床底拖出一个纸箱,里面有几十本整整齐齐油印的《原上草》,他一篇篇地指给海红看。不管海红怎么化名,他都知道那是她写的。那时候海红在疯狂地迷恋三毛,西班牙、撒哈拉、异国,对她来说,那些不只是文学,还是远方,是不可能的生活,是另外一个世界。

明亮用他标准的校广播员的声音朗读海红写的“春天”:

突然有一缕,啊,不是一缕,是整个弥漫在阳光中的缥缥缈缈的花香。略带淡清的苦涩,散发着草木发芽时特有的木质气息,潮湿、清新。它那么轻柔,让人莫名的惆怅,莫名的喜悦,又有些微微的沉醉。

春天!我仿佛听到一个叹息般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来。春天,我喃喃地重复着,抬起头,微眯着双眼,凝望着阳光下日渐丰腴的原野。

是风吹来了吗?你看,树群在天空流动成一条河,起伏徘徊,那紫色的精灵在自由之风的怀抱中翩翩起舞;那金黄的原野,金黄的油菜花,轻摇着最细微的波浪,它繁荣、典雅、成熟,又带着一点点纯真的诱惑;那绿色的原野,一望无际的麦田,多么活泼、健康、充满生机,它是生命、希望,是绵绵不绝的期待和守望。春天!春天!整个大地都在呢呢喃喃模糊甜蜜地絮絮低语,蜜蜂和金黄的花蕊唧唧咕咕,小鸟和天空关关雎鸠;就连树梢和微风也在摇头摆尾地调情。

春天!阔大而神秘,勃勃而沉静的春天啊!

……

海红坐立不安。那是海红师范二年级时写的小散文,曾经得意非凡,到处炫耀,现在再听起来,却很不喜欢。那文字过于华美空洞,和这漆黑的夜晚太过冲突。那个男生沉浸其中,黑暗之中眼睛急速地眨着,眼泪终于下来了。明亮用那张情深意重的脸和那双忧郁的眼睛看着海红,似乎在传达着他的深情,却又不知所以。

浪漫的、漆黑的、泥泞的夜晚。那浪漫被漆黑冰冷的夜晚、被泥泞紧紧包裹起来,无法获取光亮。昏暗的油灯,影影绰绰的青春而卑微的脸,明亮忧郁的眼睛,女生在煤炉前努力地切肉,那男生长长的睫毛,都被黑暗包裹,所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到最后,只剩下寒酸和活着的那点儿本能了。

海红被发配到一个更偏远的小学教书了。之后明亮给她写的信,辗转了好久才到她那里。她已经要离开那里了。

T:

我看到你的文章啦,真是高兴极了。我跑到镇上,把那天的晚报全都买了,保存起来,又在笔记本上抄了一遍。我们这些人中,就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你肯定会成为作家的。

我结婚了。就是那年你看到的那个女孩子秀红。她很喜欢我。我说我一无是处,又敏感多疑,嫁给我没有好果子受。她依然要嫁我。

现在,她调回到吴镇第二初中教书了。我仍然呆在白杨坡,忍受酷刑。

西风强吹这高坡,雨后泥泞,我行走在野地,T,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认真读书,认真写点东西了。

今天上午,我在学校演讲,竞争教导主任的职位。现在结果还没出来,我心急如焚。

时间走不过去,犹如石头,压在胸口。

明亮

T:

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就当你能收到吧。

青春这么快就过完了,我不甘心。我还想着我们在师范的时候,星期天,我们在田野里,在白色的路上散步,风吹着,我们谈诗歌,谈文学。

前几天,我、建涛还有胜利,一起去找咱们的老班长张旭,他刚提拔为他们乡一初中的副校长。我们去祝贺他。他得了心脏病,喝酒喝坏了。回来时,我们到咱们师范去看了看。你知道吗?师范已经变成幼师了,那些学生都是考不上学才来上幼师的。我很伤心。当年,我们可是各个地方最好的学生啊。

T,我的头发快掉完了。我快疯了。早晨起来,枕头上黑黑的一层,像坟墓一样。我感觉自己有病了,再也不能活下去。要是你能在市里打听出来治头发的医院,一定告诉我啊。

我每天看着枕头上的头发,就像看见我的坟墓。

T,你要是收到信,请你在第一时间给我回封信。

好吗?T。

明亮

T:

“?”

最后一封信中,明亮在问号下面画了一个小人,那小人粗糙不堪,只有头和张大的嘴巴,像极了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画作《呐喊》中那个形似骷髅的人,一个想要吞尽空气的恐惧而绝望的呐喊者。

海红收到了明亮的这些信。她一封也没回。一开始是信收到太晚,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了。

她无法想像有着稀薄头发的明亮是什么样子,他还如何做忧郁的文学青年,还如何读诗,如何趴在桌子上郑重而又哀伤地看女生,如何学他的总也考不过的《古代汉语》?

偶尔回到吴镇,也会碰到当年的师范同学。他们大多都想办法从村庄调回到镇上,结婚生子过日子。不管在哪个村庄教书,都会努力在镇上买个小房子,每天傍晚下课后,骑着摩托车奔突十来里地,回到镇上。一些混得好的同学当上了初中校长或小学校长,大部分都还是普通的老师。教师工资总是不够,于是,一部分人办了补习班,挣些课外收入。还有一些男生眼光更活,或卖文具教辅,或开个书社,租卖武侠小说,兼几台游戏机。还有的帮收发快递,自己弄一桶汽油,卖给十里八乡开拖拉机骑摩托车来赶集的乡亲。五花八门的生存路径,反而是教师这一本行,被忽略不计了。

教师,在小镇上,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被架空了的阶层。既受人尊重又被轻视,既是场面上的人,却又不被任何一个场面的人看重。有时候,甚至变为一个拉皮条赚酒喝的人。是的,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衣着整齐,小心谨慎,彬彬有礼,昂着头,却又有点不自信,那一定是位教师。你看到一个家长,拉着一个人,拚命地谄媚,焦急地询问,走之后却换为无任何意义的表情,那他拉的那个人也一定是教师。

明亮终于回到吴镇二初中,做到了副校长。他找到海红家里,向海红父亲要了海红的手机,给她发来短信。他们又联系上了。他要海红一回来就和他联系,他叫上几个老同学,大家聚聚。

每次短信,明亮还用“T”开头,每说一件事,还像往常一样仔细地给她诉说自己的心情,又生了一个孩子,评了中级职称,   同学当了校长,吴镇又盖了一栋高楼,湍水断流了,等等。

那年夏天,回到吴镇的海红,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明亮叫了二十几个同学,吴镇的,邻近几个乡的,在吴镇最好的烧鹅馆摆了四桌,又叫上吴镇镇长、吴镇教办室主任,叫上了吴镇几个活跃人物——医生毅志、房地产商吴红星、镇南支书吴保国,等等,吴镇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在这里了。

明亮秃了顶,不多的头发整齐地围在脖颈周边,倒也没有他说的那么触目惊心。他的脸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郑重的、一本正经的忧郁,仍然垂着眼睛走路,只是抬起的频率高了一些。他不断地招呼到来的客人,积极、周到,游刃有余,很有场面上的意味。

聚会非常成功。镇长、教办室主任都喝醉了,明亮醉了,远道而来的同学也喝醉了,明亮把他们安排在镇上的小旅馆里,约好明天再喝。

海红在一位同学的陪伴下,晕晕乎乎地回家。和同学说起明亮,那位同学却用鄙夷而愤怒的语气说,这个人现在坏透了,一心想当官,眼睛往上翻,对下面人苛刻得要死,骂老师,骂学生,连老同学也骂,神经病一样。

海红暗暗吃惊,她从父亲对明亮的态度上也约略意识到一些,却并没有想到真的如此。但稍加思索,又觉得这或者从来就是明亮的一部分。他在师范时给她说的话她印象深刻,他那时在学生会的活跃,他和人交往时的距离感和多疑,都是他的重要一面。

那几天,海红几乎被明亮承包了。明亮带着她见各路人马,吃各种各样的饭。海红知道他有拿她交往的意思,但也无可无不可。他对她的郑重,从他第一次趴在桌子上,忧郁而哀伤地看她,就开始了。即使现在有使用她的成分,但仍然有来自于久远时间的郑重,他希望让别人看到他对她的郑重。更何况,她只不过是一个在城市艰难生活的高级打工仔而已,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真正的资源。只是,看明亮一直紧攥的拳头和认真盘算的面容,海红有点担心。

那年十月,国庆节前夕,明亮打来电话,说准备组织一个同学会,为此,他已经和另外几个当校长副校长的男同学,和当年的老班长、学习委员喝了好几场酒。当然,最重要的是,海红一定要回来。这一个班,只有海红一个人重又读书,离开乡村,到了大城市。

在内心深处,海红最讨厌同学会。她觉得世上最虚伪的活动莫过于同学会了。上了一次次学的海红,和别人同了一次次学,一次比一次冷淡。到最后一次从学校毕业时,大家简直有点迫不及待地离开,而重新见面,却都夸张地尖叫、亲热、勾肩搭背。每当这个时候,海红都冷眼旁观,看这尖叫这亲热能持续多久。

唯有师范毕业,十八九岁的他们,用了全部的生命和情感。他们在大雨中哭,追着启动的卡车哭着跑着。车里的同学一次次跳下来,抱着追跑的同学哭,撕心裂肺,好像从此以后远隔万里,其实,他们只不过各自回到了各县,最远也不过百十公里。但是,那是人生第一次真正分离,那是人生第一次体验离别,体验被抛的感觉。

明亮在“师范站”的站牌下,照了一张相,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站。他没想到,其实,也就这么一站了。明亮叫着海红,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田野里游荡,夜晚也不让回去。那个不眠的夜晚,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海红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她只记得明亮一次次急走,又返回,坐定,看着海红。他到底在想什么?海红至今也不明白。他到底喜欢海红吗?海红也不甚清晰。

海红听从了他的召唤,千里迢迢再次回来。在明亮那里,总还有最可怀念的时间和岁月,他那双忧郁而哀伤的眼睛,似乎总有某种象征。它们仍然吸引着海红。

同学会那一天,明亮却没有到。他学校那边要开会,而他作为副校长,是不能不参加的。这让海红有点诧异,她千里迢迢,请假奔波,实际上是因他而回,他却因为一个小小的会议而不来了。但是,那天见到太多的同学,太多的惊讶、叙旧和感叹,海红也很快忘记明亮的不来了。

清晨七点钟,海红刚打开手机,短信就一条条地涌来,催命似的,让人心惶惶。

是建涛发来的。他说,明亮已经不见所有人了,手机也关了。狂躁、打人,有自杀倾向。现在,只有看你有没有办法了,他最看重你,总提起你,以你为荣。你得回来一趟。

海红看着天花板四角盘结着的、黑黑的蜘蛛网。这房间太高、太阔,每次睁开眼睛,她都有莫名的凄凉。

她就在吴镇。她已经回来几天了。这一年,她回来好多次,她谁也没有告诉。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她想离开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那座城市,可是,她又不知道往哪儿去。她只有吴镇可回。

她打开那个古老的衣柜,找到一个布袋,那里面,装着她从十岁开始记的日记本,二十五岁以前和朋友的通信,还有不同时期似是而非的男朋友的信件。在决定结婚后,她把她之前所有的信件都装起来,塞到衣柜的深处。

海红翻阅着明亮给她写的一封封信。很多封信她都没回。他信里有许多救援,有许多绝望,海红却一直觉得并无回的必要。

她隐约觉得,明亮只是在向她倾诉而已。她发现,这么多年了,一旦是书面表达,不管是手写的信件,机打的文章,还是手机里的短信,他都称呼她为“T”。

为什么是“T”?是“Ta”,还是“They”?他?她?他们?她们?他人?她玩味着这其中的含义,忽然觉得,他其实一直把她看作另一个自己——年轻的、纯洁的“Ta”。他觉得他们之间还保留着一种独特的私语状态,在写出“T”的时候,明亮还停留在过去的时间和意象里,那是一个他始终不愿丢弃的世界。从“T”的影像中,他寻找自己,希望得到理解和拯救。

这一点小小的保留让他显得可笑和分裂。在潜意识里,他在她身上寄托太多,这寄托将要伤害他,杀死他。他早已不是那个写诗的、忧郁的而又狂狷愤怒的他了,而海红,也不是那个懵懂的、认真听他分析的小女孩儿了。

“T”不是海红,只是过去存留的一点内核。那点内核与纯真有关,与青春、梦想有关,但已经是过去的事物。明亮一直试图与“T”对话,试图让自己得到“T”的认同。结果,“T”却变成了映照自己的最大魔镜。就像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那个不朽的美少年,他看到的是镜中丑陋而衰老的灵魂。他越美丽,镜中的他就越丑。

她打明亮的手机,关机。他在夜半时分给她发来那么一个求救的信息,却又关掉手机。这是为什么?她打给明亮的老婆秀红。手机响了。长长的声音,一直响着,最后,被挂掉了。她又打过去,又被挂掉了。

海红有点烦躁,她烦这种眼看着一个形象正在坍塌的场景。她从小到大,都在看这种场景,感受这种坍塌。

海红打电话约建涛一起去看明亮。建涛告诉她,这次发病的起因可能与他竞选校长失败有关。按照他的资历、时间和工作能力,他几年前就应该是正校长了。可是,现在比拚的都是关系、钱和权力,明亮这方面没优势。他这两天去看过明亮,平时明亮见到他都是非常高兴,安置到食堂,找几个朋友,吃吃喝喝,这几次去却没有任何表情,也不出门,一直赶着他走。

明亮的家,在吴镇里面靠渠河的那一排房子里,独门小院。明亮的老父亲和从北京赶回来的大弟二弟都垂着头坐在院子里。秀红从里面的小屋里出来,她朝海红摇摇头,轻轻地说,他挂的,他知道是你电话。

长头发的、善良的秀红,无限崇拜明亮的秀红,疲倦异常。她像是讲述一个枯燥的故事,给海红讲明亮的病情。一个月以前,明亮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他很害怕,直说,我不行了,我脑子要出问题了。他不出门,不见人,只在屋子里转圈儿,第五天去精神病院看精神科,医生说他是抑郁狂躁精神病。

秀红说明亮一直敬病、怕病,疑神疑鬼,她扒着胳膊让海红看上面乌青的块块掐痕,压低声音说,他要自杀,说活不下去了。我们轮流看着他,他不让我看他,推我骂我,又摔东西。

小屋的门突然打开了。明亮直立在门口,他没有和海红、建涛对视,垂着眼睛,身体却侧着,似乎在让他们进去。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青白的头皮,青白的脸,脸有些浮肿。

他手里拿一支烟,让给建涛。眼睛闪了一下海红,就躲避开去。

建涛说,走,明亮,海红回来了,安置个吃饭的地儿吧。

说着,建涛就去拉明亮。明亮挣脱他的手,往屋里退缩了一点,说,你们走吧,我这儿不管饭。

建涛和海红都没有动。明亮跨出小屋,把建涛和海红推到屋里,使劲按坐到椅子上。他站在他们对面,来回踱步,手相互搓着,很紧张,很疲倦,又似乎要努力打起精神来对付眼前的这两个人。

海红说,明亮,咋了,连饭都不想管我了?

海红说,有啥事想不开的,老婆孩子都好好的,正校长干不了,去他妈蛋,老子不干了!他也不能把咱副校长抹了。财务不还是你管吗?咱吃饭不还能签单吗?

海红想把明亮信里的话念给他听,想告诉他,“他们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逞能,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得到什么”,海红想大声地、昂扬地诵唱出那句话,“大风起兮云飞扬……”

可是,海红张不开嘴。那些话,只能写出来,却无法说出来。再说,她自己也并没有昂扬的生活可供她诵唱。

明亮眼睛下垂着,说,我对不起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想我了,我是个很无情的人,以后咱们不要再见了。

他搓着手,来回踱着步,反复重复这几句话,根本不听海红在讲什么。说着说着,他把海红和建涛从椅子上拉出来,往门外使劲推。

推到门口,明亮突然拉住建涛的手,用力亲了两下,又紧紧拥抱建涛一下,说,你们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他的举动很有仪式感,带点夸张、做作,和他早年一本正经的、郑重的神情相一致,但却多少有点滑稽。海红看着认真做这个动作的明亮,不由得想哭。

从进来到现在,明亮没有正视过海红。他半夜发来求救短信,难道不是为了见她,不是为了想活?海红回转身,张开手臂,想紧紧拥抱明亮,想抱住他苍白青肿的头,抱在怀里,让他哭一场。哭一场就会好多了,虽然,她比谁都更想哭。明亮却拉住海红,往她手里塞了个东西,又迅速把她推出门。然后,走进里面的那间小屋,把门关上了。

又是什么东西?海红捏着手里的小纸包,有点微微的心烦。明亮总是喜欢这样搞小神秘,很郑重的样子,特别注重仪式感,其实内容很简单,几乎等于是无。

走在路上,海红打开那个方方正正的小纸包,看到一张照片。黑白的,小一寸的照片,一个面容已经有些模糊的女孩子正睁大吃惊而迷惘的眼睛看着海红,细细的眼梢微微上挑。

刹那间电光火石。海红突然与过去的自己相遇。灰烬缓缓下落,那尚未丧失的纯真,看着未来的自己——那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退的自己。照片中的她盯着海红,海红也盯着她。

那是海红师范毕业证上的照片。1991年的7月。那时候,照相还是一件相当郑重的事情。要毕业的他们,明亮、海红、建涛,还有其他几个女生,到穰县一家专门照证件照的照相馆,排队照相。

她坐在那张简陋的小凳子上,后面是一块纯蓝的布。左右的白灯同时打亮,前面是三角架支起的黑色镜头。她攥着手,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镜头,她不好意思摆姿势。她觉得面对镜头摆姿势,是很难堪的事情,是在谄媚什么。

是在讨好将来的岁月和自己?海红想起那时自己的神情,不由得笑了一下。她想起她那一时期的照片,好像都是这样一种神情。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她,捏着手,神情呆滞,茫然而又无助地看着镜头。

她不能放弃自己,于是,拳头越捏越紧,嘴巴也闭了起来,牙齿紧咬着,盯着镜头。那黑暗的方框和她对视着,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吃惊地感受着那神秘的未知。现在看来,这茫然好像来自于尚未成熟的心智。在和世界对视并形成定格的一刹那,少年的本质呈现了出来。清亮的眼,黑色的曈仁,那清亮里面还没有丝毫杂质。

是明亮去照相馆取的照片。他把照片分给了其他人,海红的却怎么也不给。他把它们揣在口袋里,不让大家看,也不让海红看。最后,八张照片,明亮只还了她七张。海红并没有在意。然后,就彻底忘了这件事。

她一点都不知道,他保存了这么多年。

明亮是下决心要与自己告别了。与“T”告别。与我们这些正在衰老的人告别。也许我们早该与“T”告别。他们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逞能,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得到什么。可是已经晚了。他太晚与“T”告别,也太留恋“T”,“T”吸噬着他的奋斗动力,阻挡他毫无挂碍地向上攀爬。

海红回头望一眼那已经门窗紧闭的小黑屋,心想,任谁也难以把他拉出来了。

她喜欢最初那封信里的明亮,粗暴,生机勃勃,充满着战斗的紧张和喜悦。她也喜欢这张照片中的自己,那张脸上微暗的光预示着人类必然的坍塌和遗忘,预示着必然的摧毁和流逝。它已经成为遥远时空中闪亮的星星,当被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多少万年前的时刻了。

当我们看宇宙时,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霍金说。人类从来没有现在时,只有过去时。这是多么好玩且残酷的事实。明亮啊明亮,你要是明白这一点,你要是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可能早已成为过去,你还会那么执著地忧伤吗?

但是,海红是多么迷恋那些老照片上注视着你的眼睛啊。睿智严厉的,微笑甜蜜的,凝神沉思的,时空中的星星闪啊闪,暗示着过去的岁月。那优雅、温暖、无情、苦难,那曾经经历的点滴,坚持的瞬间,宛如神秘的纽带和复杂的蛊惑,牵绊着活着的人。它们形成绵长不绝的时间连线,在空间排列而来,让你找到自己的基点和位置,以消除那无依无靠的亘古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