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然

1975年，邓小平临危受命，在毛泽东支持下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在对科技领域的整顿中，邓小平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科学院，投向了胆识过人的胡耀邦。

“红小鬼”出身的“大知识分子”

胡耀邦参加革命时是只有初一文化程度的“红小鬼”，而从长征开始的战争年代，他一手拿枪、一手拿书，从不忘学习。胡耀邦的早期经历可谓戎马倥偬，但这并不妨碍他同知识分子结下深厚的友谊。建国之初，胡耀邦主政川北，尊重知识分子，爱惜人才，不拘一格地大胆起用包括党外民主人士在内的各类人才，使之共同为发展川北的经济文化贡献力量。在10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胡耀邦始终高度重视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问题，并一直常抓不懈。即使是在“文革”中，胡耀邦也没有动摇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态度……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磨炼，让胡耀邦成长为一位通晓马克思主义、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陆定一曾由衷地称赞胡耀邦是“大知识分子”。

邓小平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下决心大力整顿中国科学院。当时的科学院，是由“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合并而成。“文革”期间，科研院所数量大幅减少，科研设备受损严重，大批科学家和一线科研人员受到影响，科学院百废待兴。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对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实际上就是对全国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对扭转科教界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由一位工作经验丰富，能力强，又懂知识分子的人来主持科学院的整顿工作。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做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胡耀邦这位“大知识分子”就是邓小平慧眼所识的人才。

“马克思主义者要搞点骨头”

1975年7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华国锋找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谈话，宣布由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并传达邓小平的3点具体要求：一是去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接到任命后，胡耀邦非常高兴：终于能出来为党、国家和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了！胡耀邦恨不得把耽误的时间一下子全夺回来。然而，初到科学院，事情千头万绪。胡耀邦决定先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掌握科学院的情况。

在那个炎热的盛夏，胡耀邦几乎跑遍了科学院的所有研究所。尽管离家并不远，但为了抓紧时间搞调研，胡耀邦中午不回家吃饭，常常是自己带个冷馒头，边吃边看材料，边吃边跟人谈话。为了调查到最真实的情况，他要求各单位汇报时要开门见山，只讲问题，不讲客套。他也从不摆“官架子”，往往边听汇报边插话，时常就汇报中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胡耀邦尤其注重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多次召开著名科学家座谈会、青年科技人员座谈会。在每个座谈会上，胡耀邦都引导与会人员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针对部分科研人员不敢搞科研的情况，激情昂扬地鼓励科研人员：“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目是怎么样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所长同志，听你的”

为了改变科研工作近乎瘫痪的状态，胡耀邦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思考，8月15日，科学院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胡耀邦有针对性地指出：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

胡耀邦顶住“四人帮”对他“复旧”“修正主义”的责难，明确指示把所长、室主任这些被取消了的职衔都恢复起来，并针锋相对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谁就是修正主义。”胡耀邦在讲话中力挺所长、室主任这些业务骨干，他说：“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大力扶持业务干部的威信，”“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在胡耀邦等领导的支持下，业务专家重新受到重视，一批对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科学家走上了领导岗位。

经过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胡耀邦同李昌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10月，党中央根据这个建议，正式任命院长郭沫若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建立起了新的领导班子。胡耀邦在其他班子成员的支持下，废除了以前造反派组织头目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做法，使他们难以对各项工作指手画脚，为科学院整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减轻了阻力。

“搞业务的台风得刮起来，得刮十二级”

与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同时开展的，是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之前，院机关和各科研究所在造反派把持下，知识分子纷纷噤若寒蝉，许多原本是理所当然的问题被搞得异常混乱。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胡耀邦和同事花费很大精力去纠正各种荒唐观点，尤其是“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压制科学研究的种种谬论。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说过去科学院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胡耀邦斩钉截铁地说：“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业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否定实验室的工作，让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去上街服务，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沙子”。胡耀邦不留情面地给予批评：“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25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胡耀邦的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大家很久没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讲话了。胡耀邦支持科研工作的鲜明观点，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甚至他所使用的那些极富个性的尖锐的语言，都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得以一舒长期郁积在胸口的闷气，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

“落实政策要只争朝夕”

科学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胡耀邦很清楚，要整顿科学院，把科研工作抓起来，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知识分子问题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既是组织整顿的要求，又是深入推动思想作风整顿的动力，是把科学研究搞上去的必要条件。

面对“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胡耀邦强调：“要抓紧，落实政策要只争朝夕，拖久了不行。”他要求各研究所尽快复查“文革”中对受审查者所作的结论，调回下放的科研人员。在这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胡耀邦讲了他了解到的一个典型事例：一位牛津大学毕业、搞植物生态研究的科学家，在1970年下放。讲完这件事，他对在座的科学家说：“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胡耀邦的态度极为诚恳。

胡耀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思想还体现在提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掌握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之后，胡耀邦立即着手同李昌等人研究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1日，完成了第一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后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将题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胡耀邦坦诚起草《汇报提纲》“是拼了一点老命的”。在这份倾注了胡耀邦大量心血的文件中，他和李昌等人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许多针对“左”倾错误的重要观点。《汇报提纲》肯定了现有的400万科技人员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强调“对于那些受审而尚未做出结论的，要尽快落实政策，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为了理清政治和科研的关系，驳斥“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奇谈怪论，改变科研人员不敢钻研业务的现状，《汇报提纲》中指出：“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相当尖锐，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胡耀邦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

胡耀邦还了解到，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生活上也遇到诸多困难，主要表现为住房困难、工资低、夫妻两地分居、孩子入托难、缺少做饭的煤气罐，也就是“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和炉子”这“五子”问题。为了给科研人员创造安心工作的环境、解除后顾之忧，胡耀邦决心为他们解决现实困难。然而，就连看似最简单的“炉子”问题要解决起来也处处碰壁，院里的工作人员跑不下来，胡耀邦和李昌等人只能各显神通，亲自找老战友、老同事帮助解决困难。经过努力，在短时间里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院机关和各研究所购买了一批活动房，许多人的居住条件有了一定改善；400多位长期两地分居的科研人员得以夫妻团圆；幼儿园的用房得以解决，上千户人家用上了煤气罐，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大家幽默地称为“五子登科”，在科学院内外传为美谈。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境遇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文革”中被扣上“白专典型”的帽子，处境艰难，蜗居在仅有6平方米的宿舍中，背着造反派偷偷地搞研究。胡耀邦非常关心陈景润，在中科院的干部大会上公开讲：“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胡耀邦特地向数学所领导询问了陈景润的生活境况和健康状况，还带人亲自视察了陈景润的住所。看到陈景润的住处拥挤而狭小，胡耀邦急得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胡耀邦真心实意地关心知识分子，给备受冷落的广大科研人员送来了党和国家的温暖，也让这些知识分子打心眼里对他尊敬有加、信赖有加。

动员进行“新的长征”

胡耀邦为了将科学院整顿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仅仅两个月，体重就减了十几斤。虽然胡耀邦瘦了，但是他和同事们不辞劳苦，让经历了近10个寒冬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春天温暖的气息。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许多讲话中，最鼓舞人心的、最使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受教育的，是他在10月24日全院青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有2500多名青年科技人员出席的大会上，胡耀邦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最后，他充满希冀地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25年后的今天，也就是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有可能我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说到这里，胡耀邦的话突然被骤雨般的掌声打断了。

胡耀邦富有激情、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讲话，打动了与会的每一个人的心。台下的许多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在内，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说：“这是我们平生听到的最感人的报告！”“新长征”也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口号。在胡耀邦的感召和鼓舞下，科学院的许多知识分子更加振作起来。

胡耀邦把他在中国科学院的120天称作又一次“百日维新”。时间虽短，但作为1975年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耀邦主持的科学院的整顿深得人心，影响深远。4个月中，共有800多人落实了政策，上千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为粉碎“四人帮”后科学院的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