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永立

1

开了春，日头一天比一天明亮。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姥娘就会扫净面缸，借来小石磨，开始准备做馒头大酱。

春日里，姥娘爬上高凳，颤颤巍巍地直起腰身，伸长双臂摘下竹筐，我在下面接着。已经干裂的馒头被放进锅里蒸透，重新饱满起来。姥娘把每个馒头掰成四瓣儿，投入面缸，蒙一张塑料纸在缸口，用草绳扎紧，把热气蓬在里面。

馒头块被浸入早已熬好的半盆花椒水里，姥娘用铁勺打着旋儿搅拌，待到馒头和水混成了糨糊，就可以开始磨酱了。最终，大酱被装入一只双耳瓷坛，放在了窗台上。

2

爹极少打我，但他周身散发着一种强大的气场，隔着很远就能感到威压，身处其中，不必打骂，我会自守规矩。可一到姥娘家，我总会变得肆无忌惮，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姥娘不在意我听不听她的话，也不追问我考试的分数和名次，只一味娇惯我，把珍藏的好吃食盛到我碗里，递到我手上。

每到我要回家的时候，姥娘或灌一瓶大酱或兜一碗水饺，让我捎给爹娘。我不肯拿，她就说：“外孙是姥娘家的狗，吃不了拿着走。”

3

姥爷和舅舅都不会赚钱，甚至不认得钱，田地里的精细活也不上手，姥娘家的日子一步一难。播种时得求人家把耧，浇地时得请别家的后生摆弄机器，轧场、打麦得借人牛马，这些都凭着姥娘四处张罗。

为了维持生活，姥娘卖过瓜子。姨夫从外地捎来葵花籽，姥爷用大铁锅炒熟了卖，赚些零花钱。那个时期，我早晨去学校时口袋里总是鼓鼓的，是姥娘头天晚上装好的瓜子。

时间不长，这小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姥娘的斤称实诚，秤杆子高高地翘着还要再添上一把，仔细用旧报纸包好，递到人家手里。虽然村人都愿意来姥娘这里买瓜子，可那时大家手里都缺活便钱，常有人赊账，小本生意欠账一多，也就撑不住了。

4

姥娘说：“我儿懂事哩，几岁的时候就知道疼我。见我家用地排车去拉煤，我儿说‘姥娘，我长大了用大汽车给你拉煤来。”

我长大成人了，姥娘还常向人絮叨这句话，可是直到她去世我也没想起去给她送车煤。

舅舅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出殡前，姥娘哭道：“我的命咋这么薄呢？连一个憨儿都担不住。”

姥娘七十六岁那年，头发还挺黑，只杂了不多的几缕白发，可是牙齿全掉光了。姥娘说：“老天爷谁也不偏向，让你掉了牙，就不让你白头发了。”

姥娘的身子骨也还硬朗，一直在那所旧宅院里独自生活，自己照顾自己。我以为她还能活好多年，可就在那年冬天，姥娘去世了。

那天晚上下着雪，两位邻居老太太来串门，和她聊天到很晚。姥娘忽然覺得身上发冷，不住地颤抖，想是受了风寒，发起烧来了。我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两个同伴就提议去叫我爹娘，姥娘说：“这大晚上的，怕是都睡下了。也就是个头疼感冒，不碍事，说不定睡一觉就好啦。”

第二天清晨，邻居去叫门，却没人应声。喊了人来破门进去，见姥娘只穿着薄衣，蜷缩在冰冷的地上，嘴唇被冻得青紫，已经奄奄一息。或许是她夜里从炕上掉了下来，或许是她下来方便晕倒在地，再也没能爬上炕。

我爹赶来，给她打了退烧针，可是已经没用了。挺到下午，姥娘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姥娘下葬时，积雪仍未融化，我跪伏在坟前的雪地里，长声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