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压舱石”，这句话常被人们提起。互利的经贸往来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也为两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然而，由于美国长期不愿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采取双重标准甚至歧视政策，致使中美经贸关系摩擦不断，甚至形成常态化、政治化的趋势。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企业游说是维持良好中美经贸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美两国企业都在对方国家开展游说

游说是指一种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活动，主要由政治利益集团、公民组织、族群、商业联合会、公司等来完成。在“平行的三权分立”、“垂直的国会与州”以及“循环的两党和利益集团”政治环境下，游说集团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公司游说主要是指公司作为利益集团主动影响政府内外政策的一系列活动。

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美国公司游说群体，主要由波音、 摩托罗拉、 卡特彼勒、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等美国财富500强的大型公司组成。主要组织形态有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美国贸易紧急事务委员会、美中贸易委员会等。它们一方面提供资金雇佣游说公司和制作广告宣传来对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施加影响，另一方面组织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中小企业共同游说，从而实现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魏斯曼（Robert Weissman）所谓的两个目标：确保美国市场面向中国商品的开放;确保中国市场对于美国投资的开放。”

同美国有商业关系的中国公司为了进一步地打开美国市场、减少贸易摩擦、收购相关美国公司，在遵守美国国外机构登记法案的情况下，通过雇佣游说公司和广告宣传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一系列活动，就是中国公司游说。其中美国中国总商会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最大的商会组织，下设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六个分会，拥有会员1800多家，遍布美国50个州。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和中国公司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企业如百度、华为、中国银行、中海油、阿里巴巴等，开始在游说公开法案（Lobbying Disclosure Act）上登记，并雇佣顶尖的游说公司为它们服务。据美国阳光基金调查显示，在从2005到2010的短短五年间，中国公司在华盛顿的游说花费增长了一倍多，已经成为在美国游说花费最高的外国商业游说活动，仅2010年就花费26亿美元。

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游说仍欠成熟

与中国相关的公司游说活动虽尚未在齐格勒和伯德特咨询公司所做的有关在美各国游说集团的排名榜上耀居前十，但其作为后起之秀，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中国公司游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公司，通过游说美国议员和政府官员，以及用广告宣传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历史上，他们曾在游说克林顿政府保持中国最惠国待遇和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菲利普莫里斯、美国电话电报、约瑟夫西格拉姆、联邦快递、贝尔南方、通用汽车、雪佛龙等大公司的花费都在100万美元以上，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甚至高达390万美元。

中国公司也逐渐开始利用游说活动走进美国市场，大大增加了中美经贸往来。如，阿里巴巴公司在2011年雇佣了杜波斯坦集团为其收购雅虎服务，中国银行以每月85000美元的价格雇佣公共战略公司为其在美国公开募股，华为公司以50万美元的价格雇佣福莱公关公司（Fleishman-Hillard）和战略联邦事务（Strategic Federal Affairs）来为其走进美国市场进行游说。

作为一支新兴的游说团体，中国公司企业在复杂的中美关系情境中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首先，中国游说集团在游说的战略和战术上仍欠成熟。中国公司虽已意识到游说的重要性，却并未学会如何进行有效的游说。一方面，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布鲁门萨尔所说，“中国公司游说在总的资金投入和雇佣游说公司中仍显不足”;另一方面，游说的时机和方式往往把握不当。如中海油在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遇到政治阻力时，才临时抱佛脚地雇佣美国公司为其开展游说，最终未能奏效。其次，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常态化和政治化、中国政府反垄断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企业同行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高盛投资、通用电气、谷歌等美国公司逐渐失去了在华市场，也最终脱离了中国游说阵营，甚至走向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对立。第三，美国相关政策的变化不利于中国公司游说。一是通过制订相关法案限制美国退休高官（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驻外使节及部长）成立游说公司来帮助有关国家进行游说活动，中国就在所限国家之列。二是在审议中国企业背景和在美投资意向时采取双重标准甚至歧视政策，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对很多在美中国投资企业采取的“国家安全审查”政策。

新形势下要如何做好中国公司游说

中国公司游说不仅在维护正常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应对美国的遏制政策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然而要想在新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充分发挥其作用，仍需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重视中国公司游说的作用。理论上，游说集团有着广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必要性，便是要重视国内政治以及软实力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可能性是指，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强于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中国企业游说提供了可行的环境。思想上，要去除对游说的偏见，不要把游说看成一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弗兰克·韦曼所说，“游说在美国是一种常见的政治表达方式，其主旨是向政府表达民声，提供信息，以帮助政府做出正确决策，同时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其次，加强对美国游说活动相关法律、章程和规则的研究，在其框架内充分发挥中国公司游说的作用。由于以前对美国游说活动的认识不足，经常造成游说活动的不当，既浪费了资源，又产生了很多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中国公司必须加强对美国相关文本、文献的研究，也要加强对在美其他国家公司游说集团活动的研究。

第三，在游说的方式方法上做出相应调整。要加大对中国公司游说集团的资源投入和专业人才培养。把游说作为公司在美投资发展的重要一环，戒除仓促游说。在重视美国各大游说公司的作用同时，也要兼顾各大媒体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雇佣美国游说公司进行游说，另一方面利用各大媒体做宣传。

最后，既要注重中国在美公司的游说，同时也要兼顾在华美国公司的游说。既要重视对美国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的游说，也要兼顾对各州议员和官员的工作。作为美国的地方州，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不同，发展模式也不同，对华经贸往来的程度、方式、层次存在差异。在相互依赖如此复杂的当下，加强对各州的游说活动是很有必要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要加强与美国农业州的交往，充分发挥农场主利益集团、农业州议员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议案中的作用”。

（作者为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