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

文风

近几年国学热，艺术界仿佛人人都是国学家，尤其是国画界，频出国学大师，其中有人宣称：不能用西方理论探讨中国国粹，否则是本末倒置。在21世纪竟然还有这等昏话，实在让人无语。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百余年来，前辈学者早就讨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经实践证明，借鉴西方理论切实可行而且十分必要。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该怎样借鉴西方理论的问题。

其实，西方学者也借鉴东方理论探索西方问题。海德格尔对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的研究便是学界美谈，而铃木大拙用英文写作的一系列禅理著作在西方大行其道，热卖了半个世纪，也是文化界的美谈。在西方当代艺术界，美国抽象画家布莱斯·马尔顿、英国地景艺术家高兹华斯，均以艺术中的佛学和禅理而胜出。只要不是偏狭固执，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借西方理论来探讨国粹？那些思想狭隘却又大谈佛理的人，应该记住佛的大度，记住佛学是舶来品，若记不住，就请谨记《西游记》的取经故事。

同理，后人也可借鉴前人，并发挥前人的思想。在美术界，气韵之说自古就有，而自谢赫以来，谈论气韵更是蔚然成风。虽然谢赫的气韵是讲人物的神态和生气，但后人转而用来讲山水画的自然生命，也讲花乌画的内在活力，这是转借，是引中和发展。用西方解构主义的话说，引中和发展是后人回应前人影响、反抗前人遮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