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思童/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晏阳初：从巴山之子到世界平民教育家

赫思童/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定县平民授课

晏阳初骑驴下乡

对大部分人来说，晏阳初也许是个陌生的名字，即便不是完全陌生，恐怕也不甚了解，只是有所耳闻罢了。或许有人会问：“晏阳初是谁？”“他是干嘛的？”“他厉害吗？”这大概是我们在读一本书之前一定会问的问题，生怕将时间和精力枉费了。那么我想说，晏阳初是一个值得你去花心思了解的人，无论是他本人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所做的贡献，还是他个人的品格与情怀，都是配得上后人对他的怀念与景仰的。

晏阳初（1890～1990），原名兴复，又名遇春，小名云霖，字阳初，寓意“复兴国族、旭日之初”。晏阳初从小聪慧勤奋，熟读经典；后来又接触西学，笃信基督。从巴中县到保宁府，从香港到美国，他屡遇贵人，但也困难重重，虽然不易，也算步步高升。他本可以凭借自身条件谋得一生优渥之职，可他最终选择了平民教育这条艰难的路，也由此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坚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认可。

因为成长于书香世家，晏阳初四五岁便跟随父亲去其任教的塾馆读书。父亲美堂先生是塾师，兼谙中医学，能看病开方，乡人称他为儒医。他性情温和，儒雅慈爱。晏阳初五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启蒙，开始习字读书，慢慢接触儒家经典。他最初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后来又进一步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就是“四书”。晏阳初每日从学塾回家以后，父亲晏美堂先生又尽可能地将若干重要章句涵义详细讲说譬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名句对他更是有深刻影响。也许平民教育、乡村改造运动就是在那时播下的种子吧。背诵、理解，然后身体力行，这些代表着儒家经典的古书，就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悄悄地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一粒微妙的火种。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孕育，他终于领略到了这火种存在的意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终于化作了无限的动力，引导着他为中国和世界的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改造实践燃起光照天际的熊熊火焰。

如果说父亲给了他仁爱的启蒙，那么母亲则给了他保住这份仁爱的法宝。母亲吴太夫人是个传统的女性，不识字、小脚、持家勤俭、教子严明。她深知儿童教育需要威德相辅相济的道理，对儿女们慈爱中包含威严。儿女们日常生活起居都有一定的规律，必须遵行，对最幼小的晏阳初也从不溺爱。晏阳初一生生活谨守规矩，做事严肃笃实，对人守礼而不失原则，这些与母亲的严格教导是分不开的。母亲虽是普通妇人，却非常开明，从不要求他承欢膝下，而是一再鼓励他向外发展。

20世纪初，内地会在巴中县开设了一个福音堂，晏美堂被聘为那里的中文教师。在与一位相熟的传教士的来往中，他听说在保宁府有一所基督教会办的西学堂，这位传教士朋友劝他送晏阳初去那里读书。在与传教士的交流中，晏美堂体会到古书之外另有世界，社会将有改弦易辙的可能，西学必定是潮流所趋。因此在商议过后，全家一致同意送年幼的晏阳初远离家乡，去西学堂就读。西学堂的校长是姚牧师，也是主要的教师，他是个外国人，可却毫无在华洋人的骄横之气，而是态度谦和、朝气勃勃，在生活、仪态、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他的讲道，学生们不太听得懂，他也不摆出道貌岸然、庄重神圣的样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用来形容姚牧师的以身教感人。在他的影响下，晏阳初接触到了基督并深受其精神感召，最终领受洗礼，耶稣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也伴随了他一生。对此他信仰虔诚，至老弥笃。姚牧师对他的影响不仅限于信仰方面，在姚牧师的教导下，他开始形成科学、民主的思想，渐渐地有了重视科学的意识，这对他后来的事业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

晏阳初（1890～1990），原名兴复，又名遇春，小名云霖，字阳初，寓意“复兴国族、旭日之初”。

1923年，晏阳初的长子出生，他特用姚牧师第一名字William命名，可见其在晏阳初心中的分量。说到在西学堂的收获，还有一样不得不提，那就是晏阳初在这里养成了唱诗的习惯，这成为了他一生的兴趣爱好，也同他的信仰一样一直伴随终老。一位阳光清秀的少年在晨光中昂首高歌，就这样一直唱到两鬓斑白，夕阳西下。

幼年的晏阳初已显示出了坚忍的个性。小时候他随大哥离开家乡去保宁府读书，那时的四川没有一寸铁路，半数以上的县城不通公路，处处都是崇山峻岭、深沟险壑。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顺着田间的羊肠小径，左右迂回前进，一不小心，就会掉到田里，变成泥人。路上，他们与贩盐的劳工为伴，那些劳工每人背负一二百斤的盐袋，爬山越岭，气喘不休，黑紫的疤痕布满肩背，脚和腿上的筋脉突出得像是一条条青龙，洗脚的水一会儿就变成了泥浆。那是他第一次与“苦力”们共同生活，第一次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和坚忍，他对“苦力”有了一种朦胧的认识。就这样，走了五天，共400里路才终于到了保宁府。到学校的第一晚，因为面对陌生的环境而感到害怕，晏阳初夜间竟哭得使老师和同学都无法休息，于是第二天姚牧师就劝大哥把他带回去，过两年再来。年幼的晏阳初面对这样的状况感到羞愧难当，心想不能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于是要求再试一晚。这一晚，他虽同样想家，但忍住了没有哭，终于留了下来，对于初次离家的小孩子来说，实属不易。

1913年，经朋友史文轩的介绍和帮助，晏阳初决定赴香港读大学，在这之前要先在圣史蒂芬孙学院进行补习。他的英文基础还不错，可数、理、化的水平却很低，校长告诉他可能要在那里学习三年才能参加香港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心想，自己在家乡是顶尖人物，到这里怎么就低人一等呢？于是，他不认输、能吃苦的精神又一次发挥了它们的能量。暑假期间，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回家或去度假，而是用辛苦积攒的十二块大洋请老师补习功课。三个月后，香港大学举行招生考试，他想去参加，可校长和老师都觉得他不可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考上，还告诉他不要浪费报名费。他不服气，还是决定试一试。结果，他考了第一名，作为新生状元，他可以获得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共1600元。这对那时的晏阳初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得到这个奖金的前提是获奖者必须是英国属民。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毅然拒绝了这个条件，当然也就与这笔“巨款”失之交臂了。入学后，他靠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他的自立自强也使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为他提供赚钱的机会。古语说：“自助者，天助之。”这也是他不怕困难、努力进取的回报吧。他结识了一些优秀的同学、师长，增长了见识，思想也日渐成熟。1915年1月2日，在港大学生宿舍做功课的晏阳初突感烦闷异常，百忧攻心。眼前的书，一片模糊，怎样也无法集中精神。后来他得知，那一日，史文轩在战场上主祭亡者时身中飞弹，当场牺牲。那是怎样深厚的感情能让人有这种心灵感应啊！为了纪念这位挚友，晏阳初开始用他的名字James，此后，他的英文名字就是Y.C.James Yen。

史文轩去世后，晏阳初闷闷不乐，想换个环境，于是打听到美国有一个奥柏林学院很有名，而且可以半工半读。1916年夏，当一切准备就绪，他便与好友一道乘轮离港。船上，他遇到一个美国人，名叫莱夫，两年前毕业于耶鲁大学。因成绩优异，他被“中国雅礼会”（Yale in China）的执行委员会选派到长沙的湘雅医院服务，此次是回美国度假。他为人热忱，相熟之后，他建议晏阳初去耶鲁大学读书，认为那里更适合这个中国青年。他介绍说耶鲁大学是个非常开明民主的学校，也没有种族和阶级的偏见，尤其欢迎中国学生。香港社会的阶层观念使晏阳初深恶痛绝，他格外向往民主与平等，“海轮愈往西行，我心愈朝向耶鲁”。抵达旧金山的前两日，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从此开启了他的耶鲁生涯。人生的际遇有时就是这样阴差阳错，难于用理性解释，却又实在地影响着人的生活。

在耶鲁读书期间，晏阳初看到美国的繁荣安定，想到自己祖国的贫困落后，在美华裔屈居人下，心痛不已。于是他立志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救苦难的中国。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但未派一兵一卒，在欧洲战场的华工，因为语言上不通，经常与军官产生误会。华工听不懂外语，军官又不懂中文，彼此沟通不畅。当时在美国的青年学生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组织叫做“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战时工作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在美国有许多中国的学生，他们兼通两种语言，是现成的翻译，何不号召他们去欧洲战场为华工服务呢？于是，在这样的号召下，1918年6月初，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晏阳初就踏上了去往欧洲战场的旅途。在那里，他与华工一起生活、一起活动，为他们读报、讲时事、写信。读报还好说，可是写信的工作却越来越多，一个月后，每天就有几百个人求他帮忙写信，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教大家识字，自己写信。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伟大事业的开始。就像他自己所说：“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在教学过程中，他总结方法，积累经验，从读到写，教会了一批又一批华工识字写字。随着华工们阅读能力的提高，晏阳初还创办了《华工周报》作为课外读物。

晏阳初与乡村运动领袖

晏阳初发现贫苦大众并不是像人们先前所想的“没脑筋”的人，他们同样有着无限的智慧和热忱，平民并不缺少“脑筋”，只是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1920年7月，晏阳初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准备回国，8月份到达上海，面对阔别八年的祖国，晏阳初百感交集。当时国内文盲众多，国民素质低下，贪污腐败的官僚体制仍然存在，他认为这些是中国内乱外患的根源，因此，推行平民教育来启发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国家观念是当务之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他积极参与蔡元培、梁启超、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倡导的教育改革运动，先后在长沙、杭州、烟台和武汉等地宣传平民教育，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1922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宣布“除文盲、作新民”为其根本宗旨。对此晏阳初是这样解释的：20世纪的世界是民族智识的战场，中国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三万万以上是文盲，这些同胞名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如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为了使民族能生存于当今智识竞争的世界，并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只有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尽心竭力以平民教育为天职。不久，就有18个省和32个市相继成立了平教会分会组织。从成立到1924年，平教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城市，主要对城市的平民、士兵和妇女进行识字教育。渐渐地，晏阳初认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家，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平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若不顾及农民，那平民教育就丧失了它的完整性。1924年至1929年，晏阳初和平教会的同事们在保定地区、京兆、清河、获鹿以及定县翟城村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与社会调查，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平民教育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往定县，平教会进入了定县实验的新时期，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也逐步完成了由识字运动到乡村建设的重大转折。傅葆琛、冯锐、董时进、汤茂如、陈筑山、瞿世英、郑锦、孙伏园、熊佛西、刘拓、锦纾、谢扶雅、姚石庵、李景汉、甘博等数百名知识精英为了探索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都放弃了大都市的舒适生活，随晏阳初到了艰苦的农村，为造就一代“新民”而奋斗，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教育模式——“定县实验”。

晏阳初与爱因斯坦

通过对县内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教育、民俗、户籍、人口、地亩、商业、物价等一系列情况的系统调查，晏阳初总结出农村最基本的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愚”、“贫”“弱”、“私”。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几个问题，晏阳初提出了四种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使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具有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的新民。为了推行文艺教育，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先后研究制定了通用字表（3420字）、基本字表（1320字）、词表（包括平民用词、新民用词）；推行简笔字；采集选编出版了秧歌、鼓词、歌谣、歇后语、谚语等民间读物，并编辑了《农民周报》。此外还搜集了民间绘画、歌曲、乐谱等，并自制各类乐器。推广无线电广播，修筑露天剧场，培训农民剧团并公演话剧，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文艺生活。生计教育主要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工业等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基本措施有教给农民基本的现代农业知识与技术；利用合作方式组织自助社、合作社等，使农民在破产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助；改良农民手工业；组织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卫生教育方面，根据农村的医药卫生条件，一方面宣传卫生知识，使大家具备卫生意识，另一方面创建农村医药卫生保健制度，由村到县组织一个有系统的、整个县单位的保健组织，保证农民保有最低限度的健康。公民教育，是要激起人们的道德观念，使他们有公共心和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国民常识、政治道德。为此，平教会完成了40套《历史图说》，出版了《国族精神论例浅析》以及多种公民教材来进行公民教育的推广。

晏阳初、许雅丽伉俪

出于对农村现实情况的考虑，为了使多数人都能接受教育，平教会决定通过三种途径进行这四大教育：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学校式教育主要以青年为教育对象，主要设立初级平民学校和高级平民学校。社会式教育主要是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家庭式教育主要有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等组织形式。这三种方式都以四大教育为教育内容，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连锁进行，营造出一个浓厚的学习环境，使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很好地弥补了单独的学校教育的弊端。

1937年抗战爆发，定县沦陷了，定县的实验工作也因此被迫停止。平教会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投入敌后抗战，一部分迁往长沙，在湘西南继续进行实验。1940年，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在重庆成立，晏阳初任院长。抗战胜利后，该院扩充为乡村建设学院，成为平教会的工作中心。50年代以后，晏阳初将他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推上了国际舞台，1967年，在一些国际热心人士的赞助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于菲律宾马尼拉正式建成，该学院先后在菲律宾、印度、泰国、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及加纳等国建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成为了这些国家乡村改造和人才培训的核心机构，晏阳初成为了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

晏阳初在香港大学读书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以百岁高龄病逝于美国，带着他“平天下”的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对先生的评价，世人褒贬不一，但我想作为一名教育家、一名改革者，晏阳初是值得我们尊敬与怀念的，他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他做过什么、留下了什么都真真切切存在着，不会因为过多的赞誉而增加，也不会因贬损而减少。一个人能够舍己为公、心怀天下，已经可亲可敬。也许，将先生的精神遗产传承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必纠结于如何评价，只让他永远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