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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忘却的记忆

2015-08-19吴艳

大理文化 2015年6期
关键词:杨杰蒋介石军事

吴艳

大理古城广武路中段,远离南城门景区熙熙攘攘的游客带来热闹的喧嚣,寂静幽深的小巷里,白族院落挤挤挨挨地连在一起,这其间有一座荒芜的小院,虽然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白族民居,却仅存过厅及左右两厢,阵阵秋风吹动屋瓦上的枯草,玻璃破碎的门窗发出吱呀的低吟,仿佛在萧瑟落寞地诉说着无尽的故事。如今小院无人居住,在连片的民宅间虽然略显清冷寂寥,但依稀可见当年的繁盛景况,这里就是大理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杰将军故居。云南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曾亲自到此拜访在大理家乡省亲的杨杰,向其求教军事战略战术。这处居所原为杨杰将军祖父杨宣所建宅第.1917年11月杨杰将军父亲杨汉章病故,杨杰将军回大理奔丧后,又为其祖父举办八旬大寿,在原住宅后新扩建一院“四合五天井”的大理白族民居建筑,后曾作为小学教室使用,多年来由于失修,故居前院的大门、两厢、后院主房已毁。现仅存前院两层楼房正屋及后院左右两厢楼房各一幢,大门也改为后院出入。

历经百年沧桑岁月的小院,是缅怀和凭吊杨杰将军的重要场所,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要的革命纪念性建筑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它的故事,要从大理一位土生土长传奇人物,杨杰将军说起。

杨杰,字耿光,白族,1889年1月25日出生于云南大理,先后毕业于云南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日本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先后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办公厅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国民党陆军中央大学校长、欧洲军事考察团团长、特命全权驻苏大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等职,国民党陆军上将,近代著名军事家、战略家,白族人民的杰出代表,曾被斯大林和英国国防大臣誉为“卓越的战略专家”、“军学泰斗”,与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同为军事巨擘,在军界有着“北蒋南杨”之美称。

杨杰与蒋介石曾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北伐战争期间,杨杰深得蒋介石赏识和重用,也为蒋介石统一国民党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在出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期间为国民政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杰在争取苏联援助方面更是功勋卓著。然而,身为国民政府军界屈指可数的人物,最后却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反目成仇,最终为蒋介石的特务所暗杀,杨杰将军的一生可谓历尽传奇,可歌可颂!

杨杰出生普通人家,祖父杨宣是一名裁缝,父亲杨汉章以行医为生,母亲徐氏是勤劳善良的白族妇女。杨杰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895年,年仅六岁的杨杰进入私塾读书,一路上到中学。少年时期杨杰思路宽广思维敏捷,对事对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好思辨。苍山洱海间的这片热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他忠义耿介,嫉恶如仇的性格,目睹晚清的政治腐朽,社会黑暗,杨杰胸怀救国大志,积极接触维新运动和革命新思想,在进步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开始萌发军事救国的想法。

1905年,16岁的杨杰中学毕业,胸怀远大救国理想的他离开了家乡大理,与同伴徒步十多天前往省城昆明,因报考京师大学堂未果,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并被录取,从此迈出了军事救国的第一步,开启了他与军事紧密相连的传奇的一生。

1921年7月的一个黎明,一艘客轮在海浪中起伏颠簸。船头,站着一位身着戎装的英武军人,他目光深邃地望着一片黑暗的茫茫大海,陷入了沉思。

他就是已晋升中将军衔的杨杰,此行是受云南都督顾品珍委派,以云南省留日学生监督的身份带领一批讲武学校青年军官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这是杨杰第二次赴日,物是人非,不由感慨万千。第一次赴日情景还历历在目,彼时的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此时的他却在岁月的历练下,于成熟中有了几分世事沧桑,于凝重中平添了几分惆怅。十多年间的往事一幕幕清晰而深刻地浮现在眼前。

1907年,凭借着在云南陆军速成学堂的优异成绩,十八岁的杨杰被选送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进入了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学习。在这里,杨杰受到了正规专业的军事训练,并以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公费赴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学习的机会。

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日本步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通过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的胜利获得的巨大利益,更加激发了其疯狂扩张的野心,日本开始奉行富国强兵的国策,举国上下都沉浸在飞速发展的白信中。

对于积弊已久的中国来说,能走出国门看世界,挽救国家于民族危亡之际是国内诸多青年才俊、有识之士必要而迫切的途径,清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大批量地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杨杰非常珍惜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不忘使命,废寝忘食地学习,两年后考试合格,顺利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习。期间,除了学习,杨杰还格外关心国事,在这里,他被一种全新的社会景象所吸引,不由得在关心时事的同时,仔细观察深入研究日本的社会状况。他深有感触地说:“五六十年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它吃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苦头后,就派伊藤博文到欧洲留学,学到西洋人的本领,经过明治维新,把日本推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要想御侮图存,也应该向西方学习,发展工业,富国强兵。”迷茫中,他迫切地需要一盏思想的明灯指示自己前进的方向。在日本,杨杰接触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深表认同并大受鼓舞,此后他开始认真阅读和学习孙中山的著作,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并于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坚定了投身民主革命的信念。

1911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杰,满怀激情踏上归国的旅程,誓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这一年10月10日,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学成归来,深受革命进步思想熏陶的杨杰立即投入革命的洪流,加入辛亥革命的军队,投身战场。先后任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不久就被提升为援黔唐继尧部骑兵团长,获陆军上校军衔。

1913年,贵州局势混乱,云南都督蔡锷派唐继尧率兵支援贵州,恰逢原来的贵州都督杨柏舟领兵万人反扑,杨杰从容不迫地向唐继尧分析战局,准确无误地把握住战斗的核心关键地区,通过口袋阵伏击敌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黔东大捷”,在军事指挥上崭露头角,得到唐继尧的赏识,并以此功获得陆军少将军衔,年仅24岁。

1915年,唐继尧任命杨杰为弥勒县县长,同年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爆发了护国战争。军人出身的杨杰,立即响应蔡锷的号召,放弃安稳的官职,加入护国军,被编入挺进军黄毓成部,出任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针对黄毓成的部队是由地方团警、新招募士兵组成的杂牌队伍组成,纪律松散,组织涣散,武器装备简陋的情况,杨杰对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加强了军事训练,使官兵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转战滇、川、黔地区的一支劲旅,屡次打败北洋军,在护国战争中屡建功勋。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杨杰凭军功于1916年晋升陆军中将,获三等文虎章。1917年1月,杨杰以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调任北京黎元洪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本想一展宏图,实现军事报国志愿的杨杰,不想陷入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府院之争,辞职回到云南,出任靖国联军第四军参谋长。8月,黄毓成率靖国军第四军进驻泸州,任命杨杰为靖国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

滇军进驻泸州不久就受到四川地方军阀的进攻,丢失泸州,节节败退。杨杰亲临一线,督师反攻,川军遂退回泸州,加强长江两岸沿江工事以固守。杨杰借用“诸葛草船借箭”之计,混淆敌军视听,一举攻克泸州城,转败为胜,再次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展现无遗。

1918年,杨杰成为靖国军年仅29岁的高级顾问,任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官,继续他对军事理论和实践的追求。黔东大捷和泸州战役使杨杰锋芒初露,赢得了军中声誉的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他开始思索军事之于国家、军人的意义,他迫切地需要提升军事理论,加强中国军队的建设,以军事的力量挽救国家前途于危难之中。

1921年,云南都督顾品珍为了增强实力,决定考选一批现职军官、讲武堂学生、中学毕业生赴日本学习军事,成立了云南陆军留日学生预备班并聘请杨杰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兼预备班主任。对于此行,杨杰深感任重道远,自日本学成归国已十年,回顾这十年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却又陷入各方军阀混战的局面,而民国的成立也未换来国家的鼎盛富强,积贫积弱已久的国家走向自强的道路还很远很长,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何方?他开始反省盲目学习西方的意义何在。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要完成国民革命,就要彻底铲除依赖外国人的劣性根。“我们需要自发的生产力、生活力、生命力、战斗力、机械力。”这一切“操之于人则亡,操之于我则存。”在困惑和迷茫中,杨杰摸索着,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了解,需要学习,这也是他这再次赴日的目的。

海平面太阳初升前的光亮打断了杨杰的思绪,这一线微弱的曙光让他看到了希望,此行赴日比第一次赴日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坚定的目标,迎着初升的朝阳,一抹微笑绽放在他坚毅果敢的面庞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接手了德国在中国青岛和胶州湾的权益,利用西方各国战时无暇顾及商业竞争的空子大赚了一笔。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会议上获得了西方列强进一步的赞誉和信任,跻身资本主义强国。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更深地刺激着日本,尤其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妄图通过侵略战争转嫁国内矛盾的军国主义势力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身为军人的职业敏感使杨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保持着警惕和提防。通过第一次的留学经历和战场实战经验,杨杰深刻地认识到学习日本先进的军事技术与理论以保卫家园的重要性,同时深谋远虑,始终强调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操守应该是一名军人必备的素质。对于日本的发展形势和对中国的野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来日本学习,若单注意专业之修习,忘却这个国家之未来发展及其对邻国之野心,虽然学成回国,亦难适应国家未来的需要。”作为留日学生监督,他不断督促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租界领馆遍布沿海及腹心内地,浪人间谍横行大陆,而我国人醉生梦死,毫不觉醒,军阀割据,政治腐败,而帝国主义经济及买办阶级,形成为虎作伥之吸血鬼魔……我等毕业返国,应本‘五四运动之伟大精神,唤醒同胞,促进统一,以抗拒深入腹心、永无止境之强大敌人。”

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杨杰也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为此,他不惜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降为中校军衔并顺利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十五期深造。

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四年中,杨杰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以其独特的见解在实战指挥中表现突出,其出众的才华深得校方欣赏,也赢得了日本军界的钦佩和尊重。有一次,法国著名军事家约瑟夫·霞飞元帅到该校参观时,杨杰被学校选为接受咨询的学员之一。在与霞飞元帅的交谈过程中,杨杰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霞飞元帅听后大为赞赏,感慨道:“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1924年冬,杨杰以全班第一名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受到日本天皇御赐宝刀的嘉奖。日本当局仰慕他的军事才能,以高薪聘请他留日工作,杨杰毅然拒绝,坚决回国报效。

杨杰刻苦的治学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愫,使他通过两次日本的军事学习将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自己的未来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1924年,杨杰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军官教育团教育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跟随军长程潜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为第十八军,杨杰出任军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杨杰率部参加了南京方面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一举肃清了孙传芳残部。蒋介石对这位老同学印象深刻,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颇为赞赏。龙潭战役后不久蒋介石就任命杨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正式进入国民政府军界高层。

1928年4月,蒋介石对杨杰委以重任,以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参加“第二次北伐”。途经济南时,日本因害怕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便以保护其侨民为借口,对济南发动武装攻击,要求第一集团军全面撤退。蒋介石畏惧日军的势力,举棋不定。杨杰见此情景,力主己见,深入分析,陈述要害,成功说服蒋介石率部绕道北上,以全北伐之功,最终部队顺利进驻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率部退往关外,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实现政权的统一,北京易名为北平。杨杰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的北平行营主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

1929年12月5日,蒋介石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郑州举兵反蒋,蒋介石任命杨杰为第十军军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讨伐唐生智。杨杰率军出征,在河南大败唐生智,为稳固蒋介石的地位立下战功,随后出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

1930年5月至10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的军队和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李济深的联军混战夺权。在这场战争中,杨杰倾其全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多次扭转战局,为中原大战蒋介石的大获全胜立下汗马功劳。期间,杨杰的夫人赵丕欣在上海病故,他也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深感痛心。蒋介石多次安慰:“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意,古今少有,你对国家尽到了义务,没能对家庭尽到情义,是忠义两难全。望白我保重,无为悲伤。”还与宋美龄亲白前往悼念,表达哀思。

借助杨杰在军事上的辅佐,蒋介石仅用三年的时间便解除了肘腋之患,统治集团内部已无人能与之抗衡,由此掌握了国民党全国统一大权,杨杰也由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成为蒋介石的军事智囊和高参。

对于杨杰来说,得到当权人物蒋介石的倚重意味着走上了最高的平台,可以大展拳脚,实现白己的抱负。然而,蒋介石和杨杰的关系很快急转直下,因为治国理念的不同,他们很快因为对日政策的分歧而罅隙丛生。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不顾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的危险,调集重兵,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展开围剿。凭着军人的敏感和一腔爱国的热忱,杨杰力主一致对外,抵御侵略,并屡次劝说蒋介石应集中力量进行国防建设,但蒋介石仍以一己之私一意孤行。杨杰愤其所为,难以从命,便找借口离开部队避居上海,拒不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为了稳住杨杰为己所用,蒋介石任命杨杰为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发挥专长为国民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陆军大学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最高学府,它招收中尉以上,少将以下的军官入学。不能驰骋沙场,指挥前线作战的杨杰只有退居二线,专心培养军事人才。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后,他着力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以“救国之签识,御外侮之本能”为学员必备的素质。他认为,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特别是指挥官和高级幕僚,肩负国防重任,必须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经验。陆军大学的教育宗旨应该是使高级指挥官及幕僚人员成为“智能兼备之士”,培养学员的目的是“为养成优秀将校与幕僚,以备国家干城之用,不特党国命脉所寄,而民族兴之与其负”。

在课程设置上,他博采众长,既广揽有实学的教官讲授古代战史、各国战史、陆军战术、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军队教育、后方勤务等课程,又聘请德、意、法、苏等国教官,讲授海空战术、装甲兵战术、化学战、筑城学、谍报勤务等现代军事课程。此外,他还聘请我国著名学者人校讲学,如马寅初讲经济学,萨空了讲社会学,夏鼐讲法学等。杨杰白己则亲白讲授《战争诀要》、《大军统帅学》等课程,并且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反对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在教学中广引世界上各著名战例,他说:“我国如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白心裁之战术,必不能白适其生存。”同时重视对学员的实战训练,反对纸上谈兵。多次亲自参加指导陆大每年春秋两季的现地战术作业并亲作讲评。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实地结合地形进行战术作业。有一次在上海,他指着杭州湾北部的金山卫对学生说:“一旦战争爆发,这里将是敌人看中的登陆地点,因为我对这里的潮汐、水位、地形都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果然,1937年11月5日,淞沪会战中,日军在不受重视的金山卫成功登陆后长驱直入,上海最终沦陷。后来,每当谈起此事,当年的学生无不佩服老师的真知灼见。

从1931年12月任陆军大学校长至1937年8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苏联工作为止,杨杰是陆大历史上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这六年间,陆军大学名声大震,杨杰苦心孤诣地为蒋介石培养近千名中高级军官,他们大多数成为国民党军中上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抗日战争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杰在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期间,除做好实际工作外,还撰写了《战争诀要》、《总司令学》、《保留城垣意见书》、《军事与国防》、《国防新论》等多部军事论著,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以“满洲国内部问题”为借口,进犯与东北毗邻的热河省,并出兵河北省长城一线。

1933年3月,杨杰被蒋介石派往北平任古北口方向的总指挥,率部狙击向长城一线的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军事要地进攻的日军。这是杨杰第一次使用大兵团与日本侵略军对阵,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效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进程。随后他在军事会议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为了歼灭敌人的主力,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杨杰以前方敌军不断增加为由,要求增援。然而时任军政部长的亲日派何应钦却向蒋介石电告说杨杰谎报军情。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愿大力支持援军抗日,顺水推舟以谎报军情罪撤销了杨杰总指挥的职务。此后不久,长城守军因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被迫撤离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就这样失败了。长城抗战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终,协定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日本步步进逼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内部的软弱退让,让杨杰愤慨不已,刚直不阿的性格让他无所顾忌地痛批当局。为了消除对日主战派的杨杰在国民党军内的影响,1933年10月,蒋介石调虎离山,免去杨杰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以出国考察为由,任命杨杰为欧洲军事考察团团长,对欧洲二十个国家进行考察。

无法浴血沙场的杨杰只有把注意力转移到对世界各国的军事考察上。此后一年的时间,杨杰先后到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等国考察,充分了解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军事国防和工业发展。同时,他也客观地观察和了解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不同性质及其利弊。看到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充分发展白己的所长,拼命地进行工业建设、兵工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深深地刺激着杨杰,使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深深的危机和忧患意识。

1934年9月,杨杰结束了欧洲各国的考察,认真地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欧洲考察之所见》和《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送呈蒋介石,提出兵工业根本建设计划和富国强兵的主张。这次欧洲的考察之行对他有许多启示,使他具备了宽广的国际视野,成为国民党的著名军事理论家。

在长达300多页近10万字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里,杨杰详细分析了欧洲各国军事工业发达、国防稳固的原因,得出了“无论任何国家,其形态差异如何,政治结构如何……莫不以机械动力之多寡、精细、强弱以为标准”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振兴中国国防的四条原则:“整个国家之活动,均置于国防所要求之条件之下,拟定一整个的精密计划以作中心:依据此种计划,限期完成国防上最急迫的、最有力而又最经济的工具;厉行工业革命,增加机械动力:极力将理论科学及实用科学两极之距离缩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坚强意志,团结精神,用跑步的方式,用实干、快干、硬干的法则,迎头赶上”的强国主张。他无比真诚地向向蒋介石建议:要赶快进行重工业建设,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军工建设,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弊端,力求自强,建设独立自主的兵工业,不然,等到对日战争一开始,日军封锁各出海口,军火就不能得到保障。

面对杨杰耗费巨大精力完成的报告和其中饱含强烈爱国激情的强国主张,蒋介石也不能不心悦诚服。他当即批准了杨杰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组织全国性的防空机构:规定全国性的防空警报系统:筹建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增加陆地测量队和购置航空测量飞机:完成必要的兵要地志等等。

回国后,蒋介石委任杨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代理总长、中央陆军大学教育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仍旧主持陆军大学的教学T作,晋升陆军中将。

1935年初,杨杰奉命检查航空委员会新购入的几架飞机,却发现其中有九架居然是用报废的飞机充抵的,杨杰非常气愤,不假思索地将此事呈报蒋介石。不想此事牵涉宋美龄、何应钦、陈立夫兄弟等人,杨杰由此得罪了四大家族,也使蒋介石十分尴尬。关于此事,蒋介石避而不见,大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一气之下,杨杰辞去了防空委员会主任一职。时隔不久,四大家族中一些要员们向蒋介石反诬杨杰在修筑南京城防工事中贪污公款,蒋介石立即逮捕并枪毙了杨杰手下的军需处长和副处长,随后又撤了杨杰的代理参谋总长和城塞组长之职。此事让杨杰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堕落,对于蒋介石的包庇纵容倍感寒心,从此,蒋、杨之间越发貌合神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加速了侵华的步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也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在这一形势下,杨杰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准备在抗日战场上一展身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对当时的战局做过精辟的分析,以他对日本的了解和深入分析,日本侵华必须采取快速推进,速战速决的战略,而日本国内政局也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只要团结一心,诱敌深入,持久抗战必能取得胜利。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杨杰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对日作战计划,明确提出了“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步削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主张与蒋介石所需要速战速决战略相去甚远,均没被蒋介石采纳。

1937年8月,考虑到杨杰与苏联曾经建立的友好关系,蒋介石任命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苏联争取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物资援助。

1937年8月25日杨杰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热情接见。早在1933年,杨杰到欧洲各国军事进行考察时,就曾被斯大林接见,杨杰所著《蒙古骑兵之性质及其使用法》一书得到斯大林的赞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称他为“战略专家”。听取完杨杰对中国抗日战争意义的慷慨陈词,深受打动,出于牵制日本,消除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威胁的战略考虑,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抗日。苏方明确表示,即使没有可供销售的后备军火,也要从现有的装备中抽小一部分援助中国。此外,苏联还同意对华贷款2.5亿美元支援抗日。杨杰以出众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赢得了苏联的支持,取得了令蒋介石喜出望外的成果,不但晋升杨杰为陆军上将,还在1938年8月,正式任命杨杰为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

在杨杰的交涉和安排下,苏联还派遣军事干部来华直接援助抗战。抗日战争期间,陆续约有3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来华担任顾问,并有四位将军先后担任中国军事总顾问。直接参与拟定作战计划,实施军队训练及指挥对日作战。更值得称颂的是。杨杰还代表中国政府成功邀请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作战,四队战斗机和两队轰炸机在阿沙诺夫将军指挥下,在南京、武汉、归德、广州、海南等地上空与日军进行多次激烈的空战。甚至远征台北,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一百多位苏联军人为此血洒中国长空。苏联的支援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驻苏联期间,杨杰利用参观访问工厂、集体农庄、军事院校的机会,认真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以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反观中国,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说明了国家政策的失当。白此以后,他无论在与蒋介石交流中,还是在与其他人的探讨中,都毫不掩饰出对苏联社会制度的高度评价。

此后,杨杰还多次主张改革内政,实行对苏友好政策,提出联苏抗战的建议和具体作战战术。杨杰如此“亲苏”的思想和言论传到国内,使蒋介石坐立不安,对杨杰的“赤化”深为忌惮,他不能容忍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如此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和“荼毒”,成为社会主义的义务宣传员。1940年初,他下令免去了杨杰驻苏联大使的职务,不安排任何实职,只授予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留居重庆。因为忠诚耿介的性格,此时的杨杰,已经从蒋介石曾经的智囊、高参,成为蒋介石所排斥的,需要隔绝出高层的军事人物。

重庆长江南岸,南山下面有条小溪沟,有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海棠溪,小溪两岸种了很多海棠树,一到花开时节,碧水倒映红花,如诗如画,“海棠烟雨”别样景致使其成为巴渝十二景之一。然而,闲居于此的杨杰却心情苦闷,郁郁寡欢,根本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美景。

从苏联归国后,国内抗日局势紧张,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上海失陷,南京陷入危机,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38年2月开始,日军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基地、动摇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集中其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的首都因此日日不得安宁,每天的空袭警报响彻云霄,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白天出城进山躲避,夜晚回城已成常态。1941年8月30日,重庆国民政府的指挥中心,蒋介石在黄山官邸的办公室云岫楼都惨遭日机空袭,呼啸而至的炸弹当场炸死门前警卫2人.4人受伤。正在开会的蒋介石与参会人员忙躲人防空洞,才幸免于难。

面对日军疯狂的轰炸,身为军人却无用武之地的杨杰悲愤不已,也不甘在这逆境中消沉,他下定决心要把多年来所积累沉淀的军事思想整理出来,使之系统化,形成适合中国的军事理论。在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和炮火轰鸣声中,他一头扎进书房,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于寓所中奋笔疾书,将满腔的悲愤化作强大的动力,将心中所思所想诉诸笔端,先后写下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抗战中的国防》、《国防的基本条件》、《国民军事必读手册》、《大军统帅学》、《战争诀要》、《人生即战》、《现代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孙武子》、《苏俄的国防政策》、《读总理遗教》、《二十五年吾人应有之感觉》、《怎样改造中国》等军事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较全面、较系统的大部头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杨杰在中国近代军事领域“当代军学泰斗”、“兵学权威”的地位,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军事家。这些论著的很多观点与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特别是进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杨杰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和董必武赞赏和信任,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和重视。

《国防新论》与《军事与国防》是杨杰作为著名军事理论家的扛鼎之作。在《国防新论》中,杨杰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他说:“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同时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政治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经济、军事、兵工业的腐败,进而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颓废,国家无御侮的能力,国防也就无从谈起。杨杰以精辟的语言和锐利的笔法,为人们描绘了理想国防的全景图,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国防的残破景象,这无疑需要足够的胆识和魄力。此书出版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半年之内3次再版。

在《军事与国防》一书中,杨杰通过论述国防和军事问题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消灭了人剥削人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国防。他说:“社会生活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因素决定的。产生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所发生的大变革……使战争和国防与人民的关系日渐密切: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不能进行;没有人民的参加,国防就无法建设。”“由军人的战争到人民的战争,由军人的国防到人民的国防,这便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人民,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这些认识和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可以说,杨杰的军事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影响。他的这些军事思想理论,严重地挑战了蒋介石的片面抗战理论和反共思想,在蒋介石眼里,杨杰已经从思想上背叛了白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杨杰继续发表时事意见,他尖锐地指出:“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的行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革命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这些言论令蒋介石更加不满,开始派出特务对杨杰的言行进行监视,曾经亲密合作的两人从此离心离德,分道扬镳。

抗战胜利后,杨杰对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悍然发动内战的行为极为不满,他洞察全国军事形势,抨击蒋介石的言论不切实际,多次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说指责专制独裁的言论,呼吁“各党各派摒弃成见、精诚合作,惩治豪门贵族、贪官污吏,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安辑流亡,优抚抗日阵亡将士遗属和复员将士,兴办建设,实现总理遗教。”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迂回南京后,杨杰因对蒋介石不满,拒绝去南京,仍然住在重庆海棠溪,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坚信新中国必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因而在反蒋的道路上更加坚定,更加充满信心。

面对曾经的得力干将与白己离心离德,渐行渐远,蒋介石也曾试图拉拢杨杰。他亲自召见,希望杨杰出任云南省主席,以解除云南龙云的势力,却被杨杰当场拒绝。随后杨杰干脆以养病为借口,迁居昆明。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由青年学生发起并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一二·一”民主运动,成为国统区内民主运动的标志,昆明也由此成为大后方的民主之乡。杨杰回到昆明之后如鱼得水,更加积极地开展国民党民主派反蒋斗争,公开站到了反蒋的战线上,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率先公开反对最高当局者的“叛逆者”。

1946年春,他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郭春涛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主任委员,团结国民党在云南的民主派人士张天放、杨春洲等人,通过组织“星期五聚餐会”和“丙戌聚餐会”(每逢丙戌日60天一次)两个经常性的座谈会进行一系列的反蒋爱国运动。座谈会集合了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思想进步的大学教授、学者、新闻记者、编辑、作家,还有工商界、金融界和中小学教师中的反蒋进步分子,探讨时局,分析形势,鼓舞大家坚决反蒋的信心。在座谈会上,杨杰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反对独裁卖国、反对内战的进步主张。同年冬天,杨杰以这两个聚餐会为基础,在昆明发动了共有14000多人参加的“万人签名反对内战”大会。杨杰在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内战,民主团结建国》为题的长篇演说,他说:“内战使炎黄子孙白相残杀!这个黄帝的不肖子孙和人民的罪人是谁?不是共产党,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如果不悬崖勒马,四万万同胞必将起来打倒他!”

杨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不仅进行军事宣传,还积极从事分化、瓦解国民党武装的T作,为推翻蒋家王朝推波助澜。1948年1月1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他密切配合国内革命形势,积极进行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还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秘书长李挽澜等人去四川、贵州、西康等省联络反蒋的国民党军事将领,鼓励他们进行武装起义,站到人民解放军一边来。

在民革中央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杨杰的努力推动下,以原滇军第六十军军长万保邦的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武装反蒋的队伍——滇黔人民白卫军,向全省印发《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号召西南地区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反对内战而斗争,并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共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为促进云南人民的觉醒、推动卢汉的起义、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一举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摇摇欲坠,日薄西山。这使得杨杰深受鼓舞,活动更加频繁。

1949年6月,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务长杭鸿志积极准备起义,邀请杨杰曾经的陆大老校长、现在的反蒋先锋去给留在重庆山洞的陆大部分教、职、学员二三百人,分析当前形势,鼓舞斗志。

杨杰不顾危险,欣然前往,演讲一个多小时,深入细致地分析局势的变化,他批评蒋介石政府政治上毫无办法,军事上士气颓败,大败是意料中事,并断定当时的江防部队阻止不住解放军的渡江。针对有的学员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的思想顾虑,以苏联对帝俄时代旧军官重用和优待的事实劝解大家。经过耐心的分析阐述,终于帮助陆军大学教职员T丢掉包袱,下定起义投明的决心。1949年12月1日,陆大全体人员在重庆宣布起义并带动陆大优秀学员在四川各战略要地起义,有效加速了解放军解放西南的战役。

1949年8月初,杨杰曾在云南新闻界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讲话,满腔热情地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大家团结在民主进步力量周围,迎接大西南的解放。他形象生动地比喻说:“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颈项。现在蟒的尾巴、身子和颈项都被人民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解放军正在向这两只眼睛刺去。这两只眼睛是否会起到作用呢?四川这只眼睛没有统帅:广东这只眼睛也很空虚,虽有败兵之将、亡国大夫阎锡山坐镇,但民心丧尽、军心涣散,等到解放大军压境,这帮家伙非溜不可。”

针对民主人士的言行,蒋介石政府实行白色恐怖,加紧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开展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鉴于杨杰的反蒋活动给予蒋介石政府沉重的打击,深为国民政府所忌恨,中共中央对杨杰的安全十分关心。1949年6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云南地下党组织,通知杨杰迅速离开昆明转道香港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杨杰在西南的军事策反工作有了个良好的开端,他担心一旦离开,会使工作受到影响,故请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转告中共中央,要求留在云南继续工作一段时期。

1949年9月,蒋介石密令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云南进行“九九整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并亲白拟了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杨杰。

幸而,杨杰因策反工作曾多次与卢汉面谈,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深得卢汉敬重,成为莫逆之交,卢汉有意保护,数次化转危机。于是,蒋介石一面向卢汉施加压力,一面给特务头子毛人凤下达暗杀杨杰的命令,一只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杨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会的人员洋溢在喜悦的氛围中。然而,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主席沉重地向大家宣告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特许列席代表中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9月19日在香港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害”。消息一出四座皆惊,无不对蒋介石穷途末路的不择手段表示声讨和谴责。随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动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出唁电:“惊闻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设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这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一位为民主事业奋斗而遭受惨祸的中国人给予的最尊贵最隆重的礼遇!

随后,解放区各报纸头条都报道了杨杰遇害的消息。新华社在《悼杨杰》的电文中说:“中国人民在为民主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杨杰先生是位军事学者,他的明慧的天才造成了他在中国国防军事上的权威地位:他的明慧的天才也指示他走社会主义进步的道路……”

1950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杨杰的亲属在香港举行了公祭,各界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新华社的挽联是:“蒋死党水尽山穷,敌对人民屠俊彦:新中国千锤百炼,清除汉贼属将军。”公祭毕,杨杰的骨灰经广州、汉口、重庆回昆明,安葬于西山。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将军是我国享有世界声誉的军事理论家,一生热爱真理、追求真理,他忠诚耿介,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由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转变为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最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杨杰将军在胜利来临之前牺牲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富强道路上,令人扼腕叹息。作为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他是我们的骄傲,他的军事思想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不容忘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编辑手记:

近百年前的中国乱局,使我们的民族饱尝战祸的同时,也涌现了一批让我们自豪,值得我们炫耀的“财富”。在我们民族面临危亡之时,总会出现一群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振臂一呼,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他们本都是一群普通人,但做的事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伟大。有时常常去想:“是什么让他们变成这样?是什么让他们拥有如此的胸襟和勇气?”现在想来,对民族生存的忧思和对生民的关爱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本文所述的杨杰,因为这个思想,他毅然投入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也因为这个思想,他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政,直至被害。

伟大的成绩总要有伟大的思想来指引。我们今天不仅仅只来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同样还要学习和继承这些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伟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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