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对外发布，这被解读为“红顶中介”摘帽子迈出了关键一步。与此同时，拿掉那些戴在头上的行政级别“官帽子”，恢复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应有角色，也成为了日渐强烈的社会呼声。

研究院高校医院等单位，头顶“官帽子”已成为公众身边随处可见现象。在单位内部，行政级别往往决定着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多年来一直饱受诟病。明明是钻研专业的学术或艺术，偏偏“行政级别”成为社会“亮相”的第一形象。人们啼笑皆非的同时，也不由心生疑问：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何时才能摘掉？

“官帽子”满天飞，多少荒唐无奈

人们不难发现，此次脱钩方案充满“干货”，中央对于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态度坚决。方案明确要求，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同时，还将调整行业协会商会与其代管的事业单位的关系，并入的注销法人资格并核销事业编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合署办公的，逐步将机构、人员和资产分开。

其实，超出人们想象的那些“官帽子”不仅普遍存在各类协会商会，还普遍存在研究院、高校、医院等有关企事业单位中间。干部超职数配备，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吏治腐败，也成为了社会痛点。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许多专家教授更习惯被人称为院长、主任等“官衔”。记者还曾遇见不少“奇葩”，一些“名人”在名片上印着多种头衔，某某厅局下属协会会长、某某研究院院长、某某秘书长等，看上去“官味儿”十足，让人一时不解其真实身份。

隐藏在“官帽子”背后的是权力“越位”腐败“暗门”

“‘官帽子满天飞，背后暴露出的无疑正是机构臃肿、干部超配、权力‘越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士军说，单位内行政级别往往决定着对资源配置的话语权，行政化对业务掣肘的现象不断显现，甚至滋生出腐败和寻租的土壤。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表示，当前由于缺乏针对非领导职位数量的明确规定，形成了干部超配的“空间”。同时，“官帽子”戴的多摘的少，也是因为领导干部只要没有大问题，“能上就不下，容易进不容易出”的行政治理结构所致。

同时，对于学校行政化“官帽子”难摘的现象，大学校长们感受最深。“明星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根叔”李培根在去年离任校长时曾遗憾地表示“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这一句感慨曾一度引发社会对于摘“官帽子”的迫切期望。

其实不难发现，一些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不愿摘“官帽子”，也多是因为顾虑着如何与政府等部门对接，没有了“官帽子”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等实际问题。一些学校主要领导曾多次表达另外一种困扰，比如说，一位大学校长到一个地级市去，这个地级市的政府领导就要盘算：这位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我该派哪个级别的官员接待比较合适。

专家分析，长期以来，不少“红顶”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在运行中与政府部门明脱暗挂等问题，戴着“官帽子”来“收票子”，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同时，尽快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恢复高校医院等单位机构的应有角色，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自我开刀”“制度倒逼”，摘掉“官帽子”不容“存退路”

“红顶”协会商会陆续被“摘帽子”，这是社会期盼所在。同时，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中央要求已经逐渐明确。中组部正在加快整顿超配干部问题，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早已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罗教讲认为，干部超配问题尤须尽快解决，明确“编制清单”，是推进摘掉“官帽子”行动的重要一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建议，从“戴帽子”的单位内部来说，以岗定责，以责定人，推动建立单位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关键。

同时，人们也应清楚的看到，取消一些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稳妥有序进行。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淡化和剥离附着在行政级别上的各种利益和好处，推动改革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以制度设计倒逼“行政化”的转变。（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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