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申利云++左续慧

摘要：本文在文学批评多元化趋向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理论中创作与批评的相关知识，结合当代藏族汉语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最具代表性的藏族汉语诗歌批评者及其批评文字，来探讨多元批评视野下所呈现出的冰山一角，即宏观、微观以及二者相结合的现代诗歌批评特征及其策略。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藏族诗歌批评的现状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藏族诗人的创作心理及其作品所折射出的高原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

关键词：藏族汉语诗人；诗歌批评；宏观与微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的转换中，文学批评的体制与机制也随之转型，并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国内复杂的多元化诗歌背景下，藏族作家和诗人面对不断出新的文本创作，在坚守本民族的文学资源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国内的、世界的文化元素，紧跟时代步伐，形成了西藏文学多元化发展趋势，成就了藏族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新局面；当代藏族诗坛作者趋向广泛化，除由一些重要诗人持续创作外（如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等），大部分是由非专业诗人创作；诗歌体裁越来越散化，以适应大众阅读需求，致使诗歌趋向个性化私人情感表达。创作环境、创作主体、创作方法呈现多样性，必定会促成批评主体自觉地探索较为科学的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必然会带来批评模式的多元化。

本文在文学批评多元化趋向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理论中创作与批评的相关知识，结合当代藏族汉语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最具代表性的藏族汉语诗歌批评者及其批评文字，来探讨多元批评视野下所呈现出的冰山一角，即宏观、微观以及二者相结合的现代诗歌批评特征及其策略。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藏族诗歌批评的现状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藏族诗人的创作心理及其作品所折射出的高原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

第一章 批评视角的历史流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以文艺和批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宗旨和目标，文学和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五、六十年代的藏族汉语诗歌作品主要是歌颂党、毛主席、解放军带来的新生活新气象，而与此相对的诗歌批评则以“一曲光明颂”的感情基调契合诗歌所反应的社会政治主题。因此，当时的批评视角比较单一，批评方法不够多样化，如此随着诗歌当代史的不断推进，批评几近机械复制，进而走向僵化。七、八十年代之后，特别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为批评视角的转换提供了内在动力机制；而“全球化”、“多元化”的视域和语境为批评视角转换提供了外部动力机制。当时学术界提出的“整体文学史观”和“重写文学史”的提议引发了九十年代以来以宏观叙述为主的批评实践活动的繁荣态势，诸如耿予方的《藏族当代文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西藏50年·文学卷》、吉米平阶的《<西藏文学>三十年》、李佳俊的文学评论集《文学，民族的形象》、次多的《藏文创作的当代藏族文学述评》、道吉任钦的《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等。尽管不是专门的诗歌批评，但是其中几乎都已涉及到对诗歌的整体评价与概况，并为其指明了方向。当代藏族汉语诗歌批评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由社会政治视角到人性人情视角，其次是审美视角，其后到文化视角的单维向多维的转换，而实质是一场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藏语与汉语词汇的交融与整合。鉴于此，当代藏族汉语诗歌批评在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借鉴了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审美批评、生态批评等多种批评理论，而其对本土性与现代性、宗教情结、民间立场、藏族作家的流浪心理、文化身份建构、空间化写作等现象的阐释，不仅丰富了当代藏族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而且为多元化批评的建构开拓了新的视野。

批评主体面对新的发展形势，自觉顺应文学发展潮流，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诗学理论和批评策略，发掘诗歌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批评。正如丹珍草所说的：“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因为拥有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队伍而分为藏语创作和汉语创作两部分，它们如同鸟的双翼，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守望着本民族深厚的语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拓展着守望的意义，自由穿行于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藏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汲取多种民族文化的养分，用全新的表现形式，描述和展示藏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1]反思藏族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学的新诗体，且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二元对立的批评视角中不断实践又徘徊，文章《双重文化语境中的“鸟”意象——班果诗集<雪域>探微》[2]和《阿来的诗：穿行于异质文化间的身心之旅》[3]正是从微观角度展开批评实践的。

由于诗歌主题思想的个体生活化、诗歌韵律的自由化、诗体形式的散化呈现，批评主体必须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重新做出命名或阐释。在追求客观、科学、全面的批评目标时，难免产生对诗人真实情感误读的尴尬，甚至是权威的解构以及重建的混乱。因此，从整体而言，呈现宏观概括和微观探究相结合的批评特征。

第二章 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相结合

程光炜说：“诗的营地是语言”。1基于国内悠久浓厚的诗歌发展史，当代藏族诗歌批评主体在借鉴已有诗歌理论的同时，力图取得时代话语阐释权。在一系列的命名与阐释的话语实践中，对群体、流派、写作特质、写作形式等的命名与阐释或是对于身份确立、价值判断或学理探究的命名，最终表现为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其实质是言语空间的无限建构。借用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审美批评等习以为常的批评模式，在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对藏族当代汉语诗歌的新型解读。近十多年来，有相当部分批评者借助各种标准（如年龄、地域、族别、风格、题材等）进行归类或较为客观理性地圈定式命名，以便为形态万千的藏族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整体，这表明了批评者对诗歌写作整体考量的思维习惯与批评责任，而这样的整体考量又建立在细微探究的具体文本阐释过程中。批评主体对文本的解读有深有浅，而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有效的交流实践，可以体现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的平等，同时使得批评理论建构有据可依，更具说服力，这样的命名与阐释不仅增强了批评的现场感，而且强化了藏族诗歌创作主体与批评主体自足对话与双向互动的可能性，如此批评主体的视野得到了开拓，进一步有利于批评视角的多元化呈现和文本的多重阐释。

一、历史文化沉思——宏观审视

藏族诗歌批评主体在探寻当代藏族诗学发展的规律从未间断，在诗歌研究方面，关于宏观视角下的历史文化沉思，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李佳俊、胡沛萍、于宏等。他们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两种批评模式，而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基本特征恰好有利于批评主体高屋建瓴地宏观审视当前诗歌发展的整体概况，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文本细读研究。李佳俊的诗歌批评虽然数量较少，却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强调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认为评论者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面前，要注意捕捉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表现出应有的政治意识。李维伦这样评价八十年代李佳俊的文艺评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又不把经典作家个别词句奉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一切从民族地区文艺创作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在许多重大的民族文艺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开拓。他主张反映论和表现论的统一，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吸取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具体来说，对于饶阶巴桑的诗《世界屋脊的梁柱》，他认为诗歌深刻地揭示出和平解放在西藏历史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并寄予美好愿景：“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新西藏的进程中，我衷心祝愿藏族诗坛的一代新人永远把心与人民和祖国贴在一起，奏出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乐章。”对伊丹才让的诗《母亲黄河的恩怨》，则将民族感情放在中华民族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进行论述，并站在民族团结的政治立场上，阐释“九曲十八弯”的象征意义，生动地表现出黄河上下各民族同胞的骨肉深情，唱出了一曲中华民族的颂歌。再者，他将“社会本体论”与“文化本体论”有效地结合，其批评理念基于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上，并能为自己的审美经验以意义的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给予历史想象的参与，同时其批评态度带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李佳俊的文学批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更新。新世纪以来，他撰写了不少较高质量的评论，文章《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浅析新时期藏族作家不同群体的审美个性》[4]在论述诗歌部分时，评者首先从宏观方面对当代西藏诗歌进行“本体论研究”，然后又从微观方面进行语言、技巧、节奏、韵律等基本诗学命题的解读，并从藏族诗歌中的文化意象上分析新时期藏族诗人的不同审美个性，而《写在世界屋脊上的壮丽画卷——回眸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轨迹》[5]一文，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眸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轨迹，其中对诗歌的论述相对较少，这也关乎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低迷状态。

青年文学评论者于宏和胡沛萍趋向于文化批评，这种诗学批评模式是从诗歌创作的某一具体的微观视角引入，进行客观理性地个案分析解读，并概括藏族文学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征。再者，《变化中的现代性渴求——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现代性追求》[6]，是从文化与审美现代性及社会的角度出发，对当代藏族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嬗变历程进行一次有限度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客观理性地探讨当代藏族文学在藏族文化逐渐走向现代化、世俗化和藏族人民追求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其中涉及到旺秀才丹的诗歌创作，认为他的诗歌属于个人化书写，其精神走向、审美选择，甚至价值判断都首先指向了自我，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和现代气息。在此，评者的思维由发掘个性上升到共性抒写，认为他们把诗歌作为人类重回家园的一种精神努力，使诗歌创作不断切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处，从而在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精神品质的追寻中，渴望让漂泊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抚。

于宏和胡沛萍的批评视野更为开阔，在当代藏族诗歌乃至文学理论尚未形成体系的背景下，他们走在时代先锋的前列，紧跟着国内外文学思潮的步伐，不甘落后，开拓创新，自觉地肩负着构建藏民族文化体系的艰巨任务。文章《藏族当代汉语文学与藏族文化心理浅析》[7]对文学创作进行文化心理方面的分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认知视角，探索性地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批评。《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流浪、追寻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辨析》[8]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其中的论点新颖，即为流浪、追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征，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呈现途径以及深刻的文化、心理动因。他们对不同环境、不同诗人笔下的意象分析得如此透彻、细腻，深入浅出，且融入了多样化批评理念，开阔了审美批评的视界。

二、语词、意象分析——微观探究

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论著《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明确提出了“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意在强调微观视野下意象分析的重要性。鉴于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客观环境，即汉、藏双重文化以及汉、藏双语碰撞交融以及影响因素藏传佛教、藏地神话、民歌民俗等，我们深知其独特的创作条件，无疑丰富了当代藏族汉语诗歌写作的词汇和意象，同时也赋予了藏族汉语诗歌的多重文化意蕴。如此便是藏族汉语诗歌批评主体又一重要的诗学研究视角。

在藏族汉语诗歌中，像“牦牛”、“雪山”、“雪莲花”、“群峰”、“雄鹰”、“石头”、“念珠”、“青稞”等词汇司空见惯，而大多数读者对此意象的接受只浮于表层。孰不知这些语词与诗人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审美情趣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深刻地解读这些意象的文化内涵，则需要批评主体的出色解读或阐释，才能最终被大众接受或传承。于宏对多杰群增《老家的青稞》中的“青稞”意象进行了精彩的批评：“‘青稞暗示着藏族人民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它又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顽强地生长，追求完美，即使在寒冷的高处也锋芒毕露。青稞从物质性的物种上升到一种文化表征，这是诗人在感受时代气氛时所生发的自觉追求。他们渴望在迎接民族未来的征途中扬起民族精神的风帆，从而让民族的文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所传承和强化，并走向完善。这正是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诗人们的一种共同追求。”[9]同这样深刻的阐释不仅唤醒了读者的想象力，而且拓展了藏族语词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论当代藏族诗歌的主要意象及文化和审美特征》[10]，从微观意象审美层面解读诗歌，首先概括出诗歌中几组常用的意象：牦牛—坚韧执拗、石头、群峰和大山、草原、鹰，着眼整体，概括共性，以小见大，发掘意象背后蕴含着的深沉文化内涵，认为可以在鲜活的意象中寻找现代社会里无法觅见到的精神力量和归宿之地。

所有人的创作，都无法摆脱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他的制约和规范。列美平措、桑丹、嘉央西热、蒋永志、远泰等藏族诗人以其真挚深厚的民族感情，透彻明朗的现代文化意识，发掘民族精神文化的精髓，表现为一种时代的、社会的、艺术自身发展之必然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强化。

……/哪里是我的归宿哪里是我的圣地/无数努力设想的美好境地/始终不能在我的心中显现出来/抵达的目的终不是我旅途的终极/留下的只是久久不散的惆怅/这样的周而复始渴望仍旧是虚幻的/在任何一处久住之后/总向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人在路上总想渴求奇遇和辉煌/无法安定的不是我的双脚/而是那颗永远难以宁静的心/……

———〔藏族〕列美平措《圣地之旅（组诗）·第二十六首》

针对列美平措的这首诗，当代藏族小说家意西泽仁这样评价：“诗人沉默中的萌动，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意识，这就是一个具有宏观的时代目光的‘藏人意识”年3青学者张华所认为的诗人“从总体上很好地把握了藏民族的民族精神和藏民族的民族性格”4，而列美平措则几乎是以一种蕴含着民族精神物质的、具有寓意色彩的神话谱系来完成的。牦牛、雪域、草原、庙宇、星辰、雕楼、圣地、祭师等等，这些细微的极具民族精神特质的载体，是他诗歌民族精神文化的物质构成。列美平措的心是忧郁的，其灵魂和精神是孤寂的，而正是这份忧郁、浪漫和自由的灵魂构建了一个洒满了雪域高原的阳光而同时又弥散着神秘和玄妙色彩的神话，让人回味无穷。

张永权在《意象的花瓣 诗美的结晶——略论饶阶巴桑诗作的艺术特色》[11]一文中，对饶阶巴桑作品中的意象进行了细致独道的分析。在解读《牧铃》一诗时，准确地抽取“小牛”、“竹笛”、“铜铃”、“小驹”、“摇蓝”、“木铃”一系列具有“藏味”的象征性意象，去感受藏族儿童天真的童心。紧接着，以敏锐的思维捕捉到下文“夜的战士”意象，分析出诗人运用了通感意象，赋予战士为“开放在藏族雪山草原的花朵”的象征意义。德吉草在批评丹真贡布的诗歌时，通过“草穗”和“羚羊”两组蕴意较深的意象，来探讨诗中蕴含的文化意向，即文化之根与文化精髓的守候，并将其推向了藏族传统“生命”美学的高度。

结 语

与对古典诗歌的论述不同，当代诗歌批评涉及的对象基本属于正在写作中的诗人，没有因为历史与距离等时空所产生的知识化，当下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构成一门学科中的必要知识系统，为公众熟知。加之，多元化批评的现场难免嘈杂，错综复杂的过度命名或阐释也难免会误导读者对作品的真正理解。在进行多元化批评建构的同时，更需要结合诗人的自我阐释，并在继承传统优秀诗学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以便适应变化了的诗学环境。

尽管藏族汉语作家、诗人的创作会受到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甚至会受到汉族、汉语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他们在这多元异变的大文学环境中，始终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主动吸取、融合汉文化及其外来文化的精华，致使藏族诗歌不会在纷乱复杂的文化氛围中迷失方向而继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第一版：1-2.

[2] 卓玛.双重文化语境中的“鸟”意象——班果诗集<雪域>探微.青海社会科学，2006，4：87

[3] 汤天勇.阿来的诗：穿行于异质文化间的身心之旅.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4，1

[4] 李佳俊.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浅析新时期藏族作家不同群体的审美个性[A].中国藏学，2006，1：87.

[5] 李佳俊.写在世界屋脊上的壮丽画卷——回眸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轨迹 .民族文学，1999，8

[6] 于宏.变化中的现代性渴求——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现代性追求.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26-128.

[7] 胡沛萍、于宏.藏族当代汉语文学与藏族文化心理浅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38

[8] 于宏、胡沛萍.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流浪、追寻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辨析.

[9] 于宏.诗歌中的历史——当代藏族诗歌片论[J].西藏文学，2009年4月：111.

[10] 于宏.论当代藏族诗歌的主要意象及文化和审美特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3：43-47.

[11] 张永权.意象的花瓣 诗美的结晶——略论饶阶巴桑诗作的艺术特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45-49

责任编辑：吉米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