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国

那是1980年的一个深秋的一天，几个同学兼好友凑在甜茶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甜茶，望着外面大街上满地的黄叶，觉得十分的无聊，便生出些冲动，冲动的结果就是十分想往的旅行。在此之前，我除了到过昌都外，西藏的各个地区都还没去过，不知那些早已熟知的地名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议论的最终结果是我们三位同学（张念生、任刚和我）决定走出拉萨市，出去徒步旅行，目标是距拉萨最近的山南地区。但首要的任务是给单位找借口请假，张念生在剧团工作，我在杂志社，我们都是给单位说下乡深入生活，那时下乡不像现在，有高级越野车，没有车就不下。那时是单位只管同意与否，其它一概不管，工作本身也不多，领导巴不得你多下去，所以，我们俩很容易就获批准。麻烦的是任刚，他在公安部门，工作还比较繁忙，想来想去，给领导谎称家里为其在山南找了一女朋友，需前往相亲。这个借口果然不错，领导欣然准假。接下来就是准备行装，那时的旅行装备远没有今天这样齐备，这样专业。比较奢侈的是我有一台上海产的120海鸥照相机。张念生从家里找出一个帆布提包，装上几个水果罐头、军用压缩干粮，两斤水果糖和几包香烟、烟丝，两盒战备用的防风火柴，塞进几件换洗内衣，武器方面是任刚自己的配枪和我带的一把英式步枪上的刺刀，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装备了。手提不方便，用绳子捆成背包状，背在背上就出发了。我们觉得在公路上走没意思，所以从拉萨出发的时候决定坐长途公共汽车。拉萨到各地区的公路都是通的，只是路况很糟糕，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我们从位于拉萨布达拉宫旁的长途汽车站上车，现在只用三个小时的路程，那时我们颠簸了几乎一整天。

西藏的城镇规模都很小，那时就更小了。一个地区所在地，就一个十字街，而且大部分是土路，一过车就扬起一团黄尘。我们凭单位介绍信住进山南地委招待所。因为是第一次去，没什么熟人，也不知都有些什么去处，打听了一下，据说琼结县有很大的藏王墓，墓地总是让人感到神秘，于是决定去看看。那时候我们连琼结县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问了大致的方向，便开始了我们的徒步旅行。

一早，我们背起行李，从地区所在地泽当镇出发，往南，穿过乃东县，沿着雅隆河谷，向琼结进发。后来我们知道，雅隆河谷是藏族文明的发祥之地，早在1000多年以前，藏族先人就将在此孕育的文明成果播撒到全藏各地。吐蕃王朝的数十位国王在此建功立业，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感受到的西藏文明，不管是文化的还是宗教的，无不与吐蕃王朝紧密相关。从公元前200多年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开始，历代赞普率领子民，从雅隆河谷开疆拓土，建了第一座宫殿、开辟了第一块良田、兴建了第一座寺院，由此创建了辉煌的吐蕃文明，到32代王松赞干布时，达到了全盛。在兼并诸多部落，统一全藏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吐蕃王朝，其疆域北至吐谷浑，南至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东与唐朝相邻，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在与周边列国的角逐争霸中，常常占据上风。历史上的吐蕃，其民间信仰以本土宗教苯教为主，其风情民俗自有一套，直至佛教传入，佛教思想理念慢慢融入民心，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使西藏成为一处无不显示释迦牟尼思想的佛土。在丧葬习俗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西藏人死后是实行土葬，这从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已得到证实，而藏王墓以及全藏各地大量的墓葬的存在就是最有力的明证。至于延续至今的天葬，则是佛教在西藏占据统治地位以后的事。

雅隆河谷，从北面的泽当镇入口，沿香曲河往南缓缓上行延伸，两旁大山耸立，宽阔的河谷地十分肥沃，其间散布着村庄和农田。正是深秋时节，田地里的青稞和冬小麦已被农人收割干净，满地是灰白的麦茬。除了庄稼地之外，还有不少的荒地，地里长满了蒿草，这些近半人高的植物刚刚褪去了它们的绿色，满怀紧张地僵直着身子等待着严冬的来临。虽说仅是一条河谷，但在这个季节，却显得十分的开阔，偶尔，在平阔的原野上，可以见到一株株巨大的榆树或柳树，它们依然绿荫如伞，在这个已经并不炎热的季节里，因为跋涉而需要歇息的我们有了理想的停留地。我们坐在树荫下，打开军用水壶，一边喝着水，一边望着漫无边际的河谷，推断前面的路还有多远。这时，我们看到了雍布拉康。

雍布拉康坐落在河谷东面的一座小山包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西藏的第一座宫殿，只当它是一座庙宇，既是旅行，当然值得一看。到了跟前，才发现还要爬好高的山才能上去。往山上有一条盘旋的小路，年久失修，大概也很少有人走，路面上全是山体滚落下来的石头，我们爬上了山头，这座建筑的主体在这座小山包尖尖的山顶上，通过一个不大的木门进到里面，发现只有一间屋子，分两层，内中空空如也，在一层座东向西的墙根，一个破旧的佛龛里供着松赞干布的泥塑像，屋角有一陡直的木梯通到二层，上面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回廊，廊壁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壁画，在回廊的一角，我们发现了一位正借着从屋顶天窗射进的阳光翻找羊皮衣里虱子的老人，他对我们的出现，显得多少有些惊讶，他惶惶地站起来，忘了穿衣，羊皮袍堆在脚下，光着的上身瘦骨如柴，我们赶紧让他穿上衣服。经过交谈，我们知道他是这儿的看守人。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一座宫殿，而且有着久远的年月，好像还讲到了它辉煌时的盛况，可惜这些对于那时的我们，压根没什么概念，稀里糊涂地听完，索然无味地出来，再看看这座建筑，实在很平常，在我们眼里就像一个普通寺庙，没什么特别。倒是从山顶俯瞰河谷，辽阔高远，别有一种风景。下到山脚，我们一边懊悔上去一趟耽误了时间，一边继续沿着河谷匆忙赶路。

沿途我们经过不少村庄，但都没有停留，只是埋着头往前赶。因为胶卷有限，带的照相机也不大舍得用，也不知道拍点风光啥的，光是自得其乐地拍摄我们自己或者狼吞虎咽吃干粮，或者躺在地上休息的狼狈样。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进到了县城。县城坐落在雅砻河谷狭窄的南端，在西面的山下，有一片村落，县城就挨着村子，村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冒起了炊烟，使我们更觉得饥饿难耐。打听到县政府食堂，管理员对我们的来意颇为猜疑，尤其是听说我们是走路来到县里的，顿时严肃起来，盘问了半天，我们说采访、深入生活搞创作之类人家根本听不懂，拿着我们的介绍信翻来覆去地看，还煞有介事地说这里地处边防，听他那意思我们几个好像是特务，那时还没有旅游一说，像我们这样徒步跑到乡下又没什么公干确实让人想不通。我们只好说车在地区坏了，一起的公安同学亮出工作证，说是为了一个案子的事，事关重大，不得不走路到县里了解几个重要情况回去汇报云云。经过好一番自我表白，总算混上一顿晚饭。饭很简单，就是职工晚上剩下的几个发黄的馒头和一盘炒莲花白。炊事员可能是觉得我们好歹也是从拉萨来的吧，想了想用小白菜为我们烧了一个汤，虽然汤里面只有点儿盐和几滴油星，但我们觉得香极了，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送给他一包我们自己都舍不得抽的“春城”牌香烟。吃完饭，已是夜幕四合，县城里响起了喇叭声，曲调昂扬的革命歌曲在昔日吐蕃王朝的奠基地上空回响。陌生加上疲劳，使我们没有去转一转的心思，到了县政府的招待所，登记了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五张床，我们一人一张还有余，没有电，点上一根蜡烛，听着大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用报纸卷着“红双喜”牌的烟丝抽烟聊天，计划着第二天的活动。

睡了一个懒觉，出门的时候已快到中午了。打听了一下藏王墓的所在，便直奔而去。藏王墓就在县城的对面，东面山下的河谷地里，沿着河谷中心干枯的河床，走了大约10多分钟，我们来到据说是吐蕃王朝第32代藏王松赞干布的墓地。松赞干布是吐蕃时代最有建树的一代明君，他的时代创立了文字，统一了全藏，建立了国土辽阔、在亚洲颇有名气的吐蕃王国。和唐朝联姻，娶了唐高宗的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发展了汉藏关系，首次大规模地引进了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藏文化。时光虽已过去1300多年，但他的历史功绩至今还在被人们传颂。他的墓地坐落在河谷中央的平地，是由一个巨大的封土堆垒起来的，大约有20米见方的样子，10多米高，上到墓顶，有一所破败的小石屋，很可能是守墓人住的，但现在屋子空空，没有人居住的迹象。从墓顶上看，雅砻河谷尽收眼底，往南，是河谷的上端，虽然还是农舍阡陌，但更加狭窄了，西面是县城所在地，北面是河谷的下端，我们就是从那儿走进来的。东面起伏的山峦下有更多更大的墓地，据说都是历代藏王的。吐蕃王朝在公元9世纪后半叶爆发了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胜利者随后将历代的藏王墓作为财物进行了瓜分，据史料记载，大多数墓都曾被掘毁，只有松赞干布因为其伟大的业绩受到人们的崇敬而陵寝得以保全。从松赞干布墓上下来，我们又去爬了几座墓，有的墓很大，其中一座的墓顶十分宽大平整，接近一个足球场大小，本来期望发现点儿什么，结果除了找到一些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从海底翻上来的贝壳化石外，什么也没有。我们还发现一些刻有文字的石碑和镇墓的石狮，大都是横七八卧，看来也是没人管理。深秋时的阳光热度不高，但几次三番地爬上爬下，还是把我们折腾得气喘吁吁。四野寂静无声，收割后的田地呈现的是一片黑灰色，有几头牛马在地里艰难地寻觅食物。站在河谷中央，身后是巨大的墓地，前面是毫无生气的村庄和农田，让人不禁感觉到有些惶然。这种感觉使我们不想在这里久呆，我们匆匆返回住处，拿上简单的行装就告别了我们徒步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往回走就觉得轻松多了，我们从县里得知从地区所在地泽当到这儿的距离是将近40公里，按说，现在往回走肯定得赶夜路，但因为路已经熟了，心里有底，便没什么担忧。来的时候我们是顺着河谷的西侧进来的，为了体会新鲜的感觉，回去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顺着河谷的东侧往回走。事实证明这种选择非常糟糕，首先田园和村庄因为要接纳阳光，基本上都分布在河谷的西南面，道路自然也在西南面，东北面完全是荒滩，长满了刺草，刺草有一两尺高，总是不停地拉扯着裤脚，躲也躲不掉，有些地方还长着些不知名的灌木，有半人多高，影响视线，走着觉得很吃力，再就是我们出发已经比较晚，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天就开始暗下来了，一路上又没有人烟，总是担心别从灌木丛中窜出个什么野兽来，天还没黑就这样子，天真黑下来这路就更难走了。经过合计，认为还是应该顺着河谷南面的乡间道路走稳妥一些。于是，我们急忙横穿河谷，到了西面的路上，看见了村庄、看见了农田，感觉到了人的气息，心里总算踏实了。

顺着乡村的机耕道往北走了不远，我们看见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村子被暮霭笼罩着，从民居顶上冒出的炊烟增强了暮霭的浓厚感，使整个村子像是浮在烟霭里一样。一阵喧闹声从村庄的边缘响起来，这种声音在这空荡荡的原野对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下困顿的脚步，看看即将黑下来的天空和河谷两旁无言的大山，决定在村中住宿。走近村子才发现，在村头的一片空地上，已经聚起了大堆的人，在空地的边上，有几棵大树，人们利用其中的两棵拉起了一个小银幕，放映员正在一遍遍地抽动着皮带带动一台小小的柴油发电机。空地上有几堆麦草，小孩子们不时在草堆里钻进钻出。大概是天暗的缘故，人们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好奇，正在我们踌躇着不知该是看电影还是先安顿下来的时候，有两个大人凑到了我们身边，他们毫不客气地用手电筒照着我们，发出了一连串严肃的询问。我们在手电筒的光芒照射下，出示了我们的介绍信，但他们看不懂汉文，反着正着看了一番依然毫不放松地盘问。我们跟他们实在是解释不通，说从县里来，他们根本就不信，说从地区来，方向显然不对，这时我们身边已围上来一堆大人和小孩，人们叽叽喳喳，那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来路不正，有可能是逃犯之类。这时，放映员已将发电机启动，镜头对好银幕准备放电影了，我们这边的吵闹声把他吸引了过来。放映员是个中年人，他拿过我们的介绍信看了以后，有些疑惑地问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们觉得总算是碰上了明白人，赶紧向他解释了一番，又说他和我们都是文化系统，属于兄弟单位，我还说出了他们地区文化局领导的名字。很快，他的态度友好起来，并向周围的人很有水平地解说了一番我们的工作性质，然后热情地邀请我们看电影。当他得知我们要在村里借宿时，他跟旁边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就有一个人高声喊“卓玛！卓玛！”随着喊声，一个年轻女人从人丛中挤了过来，放映员告诉我们，这是村里的新娘子，结婚不久，家里房子大，你们可以住在她家。卓玛始终不说一句话，但她一直在笑，看不清她的容貌，只看见她两排洁白的牙齿在暗夜里放光。我们千恩万谢了放映员，本想先进房子休息吃点东西，但放映员执意要我们看电影，我们不好拂了他的好意，再说，这场电影对我们也许不重要，但对于卓玛来说可是一年半载才可能等来一回啊。我们欣然跟随着卓玛来到一堆麦草跟前，卓玛麻利地在麦草里掏了一个能够容下我们四个人的草洞，我们一起挤靠在草洞里，开始看电影。

电影放的是《洪湖赤卫队》，我们都看过好多次了，我们议论起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情景，我说我看这个电影是在西藏军区大院里，是在前两年，这个片子刚从“毒草”丛中解放出来，我穿一身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和家住军区的同学一起，冒充军队家属混进军区大院，在人山人海后面爬上篮球架，这场电影看得我激动得要命，差点儿从篮球架上掉下来。主人公韩英在敌人牢房里的唱词“娘啊娘，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让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再见家乡红太阳”，更是让我热泪盈眶。我们兴致勃勃地说着，忘记了饥饿和疲劳。而卓玛则一声不吭，早已沉浸在电影里，我肯定她不一定全部看得懂，但她知道好人坏人，她随着电影情节的进展而高兴、紧张、难过，不时发出各种笑声、叹息和哭泣声，她毫不掩饰和做作，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存在，看到她这个样子，我们忽然觉得自己很无趣，于是都闭上了嘴巴。在西藏乡间的这个夜晚，这部电影传递给这个村庄的人们不知道会是什么，但回响在高原夜空的来自遥远年代的遥远故事和异样的歌声一定给卓玛带来了某种心灵震荡，我相信这一点。麦草散发着好闻的清香味，看着深蓝的夜空和繁星，不知不觉，我们三个人都进入了梦境。

是卓玛把我们唤醒的，钻出草堆时，放映场地已是空荡荡的一片。这时有一弯月亮从山巅上冒出，借着月光，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卓玛，发现她长得很漂亮，她大概是刚从电影的情景中出来，一双眼睛异常明亮，她开口说话了，语调中透露出些许的兴奋，她用藏语讲说我们该回去了，接着从嘴里迸出一个汉语词汇“睡觉”。我们跟着她一边往村子里走，一边问她电影好不好看，她使劲地点着头，说：“民兵好”，表示对影片中赤卫队的肯定。

卓玛的家在村子的中间，左邻右舍紧挨在一起，我们陌生的脚步声引得各家各户的看门狗们群起而吠，让人心里突突的，直到进到卓玛家的院子，一颗心才算落下来。没有电，卓玛先进到一间屋子，点亮了油灯，然后叫我们进去。这间屋子应该是卓玛家的卧室，除了一张卡垫床，还有一张大木床，床头上摞了七、八床被子，一个四方的藏桌上放了五个八磅大暖瓶，显示出一户富裕人家的模样。在我们坐下来刚安顿好，卓玛从外面端着脸盆进来，她打开床边的柜子，从里面翻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们让我们洗脸。草草洗了一把，卓玛又提着酥油茶壶进来，又是从柜子里翻出崭新的瓷碗放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倒上酥油茶。她在做这些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过话，但我们却被深深地感动了，毛巾和碗肯定都是她结婚时人们送的礼物，她根本舍不得用，但却拿出来给我们使用。村庄已进入了寂静的睡梦中，只有我们一边抓着糌粑，一边喝着茶，弄出些细微的声响，卓玛含笑站在一旁，不时地为我们倒茶。我们突然想起她丈夫应该在的，问她，她告诉我们丈夫到泽当交公粮去了，要过两天才能回来呢。吃饱喝足，卓玛收拾了一下，让我们就在这个房间里睡觉，我们问她怎么办，她说她有地方睡觉。

第二天醒来，已是阳光灿烂的早上了，我们听着院子里、厨房里响着各种声音，知道是卓玛在忙碌，我们细细地打量这间屋子，才发现非常整洁，除了我们弄乱的地方，到处都是一尘不染。来到院子里，卓玛早已备好了糌粑和茶，在我们用餐的时候，院子里来了一堆看热闹的大人小孩。我们拿出水果糖和香烟，给大人散烟、小孩散糖，大家嘻嘻哈哈，好不热闹。临行，我们说要跟卓玛照个相，她十分高兴，转身回到屋里，我们想她可能要打扮一下，不料再次出现的她让我们大吃了一惊，只见她腰扎皮带，肩挎武装带，手上还提着一杆油光发亮的半自动步枪！这时我们才醒悟过来，卓玛原来是一名基干民兵。合影完了，我们也该走了，没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卓玛的，只好送她几个罐头，几块压缩干粮，好在都是军用的，卓玛非常喜欢。

当天下午回到泽当，我们觉得这次的徒步到藏王墓的旅行并不过瘾，除了在卓玛所在的村庄看电影有点意思外，没什么刺激。虽说走得脚有些疼，但完全可以克服，议论的结果是走回拉萨，而且要走一条完全陌生的路。

第二天一早就出发来到了雅鲁藏布江的扎朗县渡口，渡口就在公路边上。扎朗县的渡口是传统渡口，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一来二去，这里便形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村落，村中人大多以做渡口生意为生，兼种地。过去，从这里往来于雅江两岸的船只主要是西藏传统的牛皮船，而且也只是在春冬两季通航，夏天雨季，江水暴涨，水深浪大，小小的牛皮船根本无法顺利航行。现在通行的船只虽已改为木船，安上了柴油机助推的螺旋桨，但夏天一旦发大水还是不敢贸然行船，因为江水混浊，看不清河道，撂在江心里也是有可能的。冬天水小，岸边结冰，行船困难。我们要过江的这时正处在深秋，一江碧水，江面上空空荡荡。江边有几排低矮的土房子，外面几乎没什么人，我们心里不禁发慌，生怕停了船，钻进一间屋，才发现满屋子都是等待过江的人，这间屋子实际上就是“候渡室”，里面的设施类似于拉萨的甜茶馆，不过卖的都是酥油茶。跟人打听了一下，说是船已经渡过江去，过来以后还要往对岸开一班。心中踏实了，便也跟大家挤在一起，买了一暖瓶酥油茶喝着等船。房子里虽然有不下一、二十个人，但却很安静，人们不慌不忙地喝着茶，声音低低地谈论着些家长里短，只是偶尔，有男女戏谑的欢声爆发。一会，外面响起拖拉机的声音，我走出门，看到又一车农民到了，大概是到江对岸的桑耶寺朝圣的。他们一边从车上取下行李，一边大呼小叫的。在他们的行李中，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这种东西藏语叫作“遛”，是用粗羊毛编织的，大约有近一公分厚。颜色基本是本色，但中间有几条红的和黄的杠，长约一米五、六，宽在一米左右，既可以铺又可以盖，还可以当雨衣用。这种东西是后藏农民在农闲时节用传统织机在家里自己织的，一般只是供家用，至于当商品卖是以后的事了。我走过去，问一个农民，他的“遛”卖不卖，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一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西藏农村的人向来缺少商品意识，所以，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的“遛”，嗫嚅着不知说什么。这时我的旅伴念生和任刚也从“候船室”晃悠着出来了，他们对我要买这个东西表示不屑，说没什么用。但我还是坚持要买，其他的农民看我这么喜欢这个东西，便起哄，有的说卖一百，有的说卖一千，接着便大笑。我没理他们，仍跟这位农民说我想买他的“遛”，大家看我真要买，便认真起来，开始讨价还价，这是一个难题，他们没有出售过，我没买过，都很难做出一个价格判断，我只好试着掏了50元钱递给他，他十分惊异地看着我，旁边起哄的人也一下没了声音，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唐突，还来不及反悔，钱已到了农民的手里。那时，50块钱是我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随即，其他的人也在自己的行李中翻找出“遛”，都抖落在我面前，直在我眼前晃。我一概不理会，我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吃亏感觉。但已无法挽回。我抱起已属于我的“遛”走到一旁，摊在地上再次细细欣赏，似是想找到它价值50块钱的依据。结果不仅没有令人欣慰的发现，还找出了个破洞，这令我十二分地沮丧。

船来了。人们挨挨挤挤地涌上船，卖给我“遛”的农民自然也在上船人的行列，我看得出来，他抑制不住地高兴，他一直都是满脸堆笑，还不时地朝我瞟一眼，但我确实没有看出他有幸灾乐祸的样子，他只是觉得自己今天很幸运而已。船渐渐滑往江心，视野忽然开阔了，扑面而来的江风已让人感觉到寒意，适才在江边听起来震耳欲聋的马达声此时彷佛大半消失在了水里。江水虽然碧绿，柔软如一幅丝绸，但仍是深不可测的样子。因为已接近夕阳西下时分，阳光照在江面上，看起来还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桔黄色，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暖意。船并不是直直地横江而过，而是顺着深深的水道，时而顺水而下，时而逆流而上，呈“之”字形前进。坐在船上的人，感觉不到船的行进，刚上船时的欢声笑语慢慢沉寂下来，人们大多把头埋在胸前开始打盹。对岸的码头遥遥在望，但好像总也到达不了似的，彷佛在进行世纪旅行。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忽然感到了发动机的轰鸣，一看，到岸了。

从渡口通往桑耶的路是一条十分简易的土路，左侧是山，右侧是江，向东蜿蜒。西藏已进入干旱时节，道路被拖拉机碾得破烂不堪，路面上一层浮土，偶有车过，便会扬起一团团浓浓的白灰，把道路上的一切裹在里面，灰尘散去，人畜车马全是一身灰白。道路实在不像样子，行走起来比在旷野还要吃力。那时我们的西藏历史文化知识几乎还是空白，对藏民族的民俗风情掌握也不多，所以走到哪儿（除了自然风光）都没觉得有太大的意思，所谓的徒步旅行，只是一种闲得无聊的冒险行为而已。后来知道，这条路其实很有意思的，路边山脚下有一座在藏区随处可见的白塔，这座白塔的不寻常在于它和在藏地传扬佛法的关键人物莲花生大师有关。莲花生是公元8世纪印度僧人，博学显密经教，是西藏早期藏传佛教密宗的开山祖师。据说他法力无边，佛教在西藏传播遇到阻力，吐蕃王墀松德赞遂邀其入藏，莲花生施展法力，一路驱神降鬼，来到此间，和魔鬼展开较量，最终荡平孽障，建成了集佛法僧三宝齐全的典型佛教寺院。信徒们在此修塔，视为往生之门。据传，在此塔下，阳间众生均可修房筑屋，以供去了阴间时使用。于是，信徒们走到这里，都要为自己修个小房子，再默默祷告一番，心安理得地离去。所以，在塔的四周，全是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为自己修的“房子”，这些个房子就地取材，用山边的岩石片修造，大多如一个砖头大小。我曾请教过别人，为什么房子修这么小，不是说在阳间修得什么样，在阴间就住什么样的吗？何不修得像样一些，又不费什么劲。别人答说，修房子只是个象征，只要虔诚，放块石头在那儿都可以；再说，圣地就一处，前面的人总不能把地方都占完了，这也是检验你的慈心吧。我觉得这后一条比较重要，它是佛教思想的精髓，反映了佛的利他精神。当时路过这里，对这些却是无知的。第二次再经过这里时，已是好几年之后了，多少知道了一点相关的典故，更重要的是同行的几位藏族艺术家，走到这里，都表现得极为虔诚，也十分自然地、很用心地为自己修造“房子”，我被感动，紧挨着一位女舞蹈老师的旁边，为自己也修造了一间“房子”，虽是一时兴起，但“房子”的样子却记得很清晰。

从渡口到桑耶的10公里左右的路，比往藏王墓的30多公里还要累人。路面尽是浮土，又是大太阳，走起来很吃力。到达桑耶时，天都快黑了，寺庙只能看出一个轮廓，周围全是乡村民居，我们一户户地询问，好不容易找到乡政府，同样是查看了一番介绍信，盘问一番，然后把我们带到伙房，免费给了几个干馒头。勉强充饥后，三个人在烛光下拿出百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来细细研究。这是一张当时绘制不久的新地图，也没公开对外发行，我们是通过同学从西藏测绘局弄来的。整张图很大，我们只带了标绘着山南地区的那一小块。从图上可以看出，从桑耶寺后面，有道路通向拉萨，但我们忽略了山口的海拔高程。实际上，那时我们年少气盛，对于海拔并没有多少概念，只是知道氧气少点，但对缺氧所产生的后果还处在无知状态。

第二天，我们先匆匆绕着桑耶寺转了一圈，我们三个都穿着那时还不多见的羽绒衣，装束多少显得有些奇异，很快就引起了注意。不一会儿，我们的身后就有几个人跟着，看我们有想进寺庙的样子，跟着的人就凑上来，态度倒是分外地恭敬，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要参观吗？我们说只是随便看看，他们马上抢先打开一个个的殿堂大门。我们感觉到不对，便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乡上的干部，以为我们是从拉萨下来了解寺院情况的，很想反映一些情况。我们想说不是，似乎也不妥，主要还是怕引起些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说我们虽不是专门来调查的，但可以把他们反映的情况带回去。他们一听十分高兴，十分尽心地领着我们逛完寺庙，又把我们请到乡政府给我们汇报情况，汇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寺院年久失修，很多地方十分破败，经常有小偷光顾，寺里的文物被盗等等。我们觉得他们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要，很认真地都一一记在本子上。当时当地，我们确实有着一种使命感一样，而且自忖有这个义务和条件，起码我和念生都还是文化系统的人，方便的时候可以跟局里反映一下。汇报完，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他们热情地留我们吃饭，那时即便是接待上面来人，也没什么好吃的，无非是一盘土豆丝和一盘莲花白炒牛肉，但我们知道这已是这里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心存感激吃下了这顿饭，互相嘱咐一定要回去把他们的问题反映上去，实际上回来后我还真为此事写过一个报告，给了文化局社文处的领导。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政府也没什么钱，文物保护维修还提不上日程，所以也就石沉大海了。他们以为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还吩咐要给我们找一间好房子，当他们知道我们下午就要走，而且是从后面的山上走路回拉萨时，他们非常惊异，我们只好编一大堆瞎话应付，然后匆匆告辞，我们真担心他们生出什么怪念头把我们扣下，那可真是有嘴说不清。

从围绕着桑耶寺的村庄出来，顺着乡间道路向北，一路缓缓上行，开始还不时见到有高大的乔木和大片的田地，以及坐落在坡地上的村庄。越往上走就越显荒凉，没有了大树，只看得见稀疏的灌木丛，村舍也零落了许多。不知道路，只好一路走，一路按地图上标的地名询问，真可谓“摸索着前进”。每到一个村落，人们都要围过来，我们在山南时买了许多的水果糖和饼干，这时派上了用场，我们给大人小孩子发糖发饼干，村民们热心地给我们指路，还从家里拿出煮的清茶让我们喝，然后又灌满我们的水壶。当夜色降临，我们再不敢往前走，看见有人家，就走进去。我们投宿的人家就在山路的近旁，是一座外表看起来显得很破旧的小土房，虽然家里只有老俩口，我们三个人进去当屋一站，房子一下就十分拥挤，跟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十分爽快地答应我们在他们家住一夜。我们向老人再次核对了我们所在位置与地图上标示的名称，终于基本上安下心来。聊天中我们知道他们的儿女都还在夏季牧场，要等天再冷一些才会下山回家。而我们明天的行程将是漫长的山路和海拔近6000米的山口。拿出罐头，两位老人抓好糌粑，我们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觉得很香的晚饭。

担心第二天的行程，天还未亮，我们就起来了。我们不知道路究竟有多远，也不知道沿途会遇到什么，问到的所有人包括两位老人都只能说个大概，这个大概的意思只有一个内容：从这条路可以走到拉萨。离开老人的家，走到路上，望着前面迷蒙的山路，我们的心里开始有些不安了。从旅行的角度讲，我们实在是太过冒失了，一切都因为我们还太年轻。

晨曦初现，但阳光被山岗遮住，迟迟不见，天亮了好一会儿，才有一抹霞光洒在山路上，升上天空的太阳虽然已经是亮晃晃的，但光线却是红润润的。向东的山坡渐渐明亮起来，朝西的山峦依然阴暗，形成对比强烈的两大色块。这两个色块随着阳光的移动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但这种变化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寂静的山谷和高低起伏的灌木丛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感。路旁的怪石越来越光秃，脚下的路越来越窄，路面全是从山上滑落下来的石块，因为少有人走，石块有棱有角。不知不觉，我们的脚掌下都打起了血泡。鞋透气不好，鞋子里面湿滑不堪，这给我们的前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行进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我们挑选了一块有大石头的空地坐下休息，第一个动作就是解开鞋带，数脚掌的血泡，互相一看都吓了一跳：每个人两只脚上，都挂着两、三个“紫葡萄”。我们讨论究竟是把它挑破了好还是不挑破好。说了半天也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任刚一咬牙挑破了一个，疼得直吸溜，见状，我和念生再不敢尝试，只是把脚凉了凉又重新穿好鞋袜。按理，走了这点路脚上是不应该打泡的，错就错在我们从藏王墓回到泽当以后，脚上的鞋有了破损，便将其扔掉穿上了备用的新军用胶鞋。就在我们靠着大石头啃压缩干粮的时候，突然发现距我们不到20米的对面山坡上灌木丛一阵乱晃，“獐子！”我抑制不住地喊了一声，对这种动物我太熟悉了，在昌都农村我们曾多次狩猎过。也许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吧，我的这一声喊并没有把獐子吓跑，它反而从灌木丛中探出了大半个身子向我们张望，这么近的距离，我们连獐子嘴角露出的两颗门牙都看得一清二楚，显然，这是一头成年的公獐。那时我们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首先的反应是猎杀，脑海里接踵而至的是架起篝火，烧烤野味的浪漫画面，我和念生不约而同地催促任刚掏枪，任刚从羽绒衣下的裤腰上挺费事地解下“五四”式手枪，好在獐子还没跑，我们满怀希望地看着他，“砰”，枪响了，但只见獐子跳了一下，依然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失望地看了一眼任刚，期待着第二枪，第二枪仍然没有打中，獐子明显地感到了危险，很快隐身于灌木丛，一阵沙沙的响声之后，没有了踪影。我和念生自然是对着任刚一通埋怨，甚至吵吵着要解除他的武装，任刚虽然也是无比沮丧，但公安战士的觉悟还是有的，除了抱怨平时打靶机会太少，缺乏训练外，枪是死活不转他人。这个小插曲使我们再次振奋起来，收拾好行装情绪饱满地上了路，期望再次有猎物出现，我们似乎忘记了疲劳，一路上不停地东张西望。山里面太寂静了，鸟叫声也听不到，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磨擦声，极少有动态的物体，既看不到人，也看不到牲畜，我们怀疑是不是在枪声所及的范围把动物都吓跑了。又走了好久，我们开始见到一群群的麻鸡和太多的兔子，但无一例外地都是空紧张、空欢喜。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严重地打击了我们的快乐心情，不良反应很快在全身扩散，首先是脚，血泡磨破了，脚底粘乎乎的，疼痛难忍。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针尖上一样。其次是感到呼吸不是那么顺畅了，这时我们才发现，不知不觉间，灌木丛已经消失，山势已经没有了嶙峻的气势，趋向平缓，根据地貌看，应该是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地带，我们已经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脚下的道路渐趋模糊，满地都是风化的砾石，我们行走时，体态已经难以保持正常，有些歪斜了。我背着帆布提包，里面的罐头滚来滚去，重量不均衡，还硌得背疼。最关键的是路已经看不清了，我们要不断地判断方位，这样，行走的速度更慢了。太阳虽然还高高地挂地西边的天际，距离天黑还早，但我们已经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休息。

在一面向阳的坡地，我们终于发现了一顶牧人的黑色牦牛毛帐篷，帐篷顶上往外冒着蓝白色的炊烟，处在荒野的我们，真有一种看到家的感觉，不约而同地调整了前行的方向，向这显露着生命气息的帐篷走去。帐篷外的木桩上拴着两条像小牛犊一样的藏獒，我们还没有走近，便冲着我们狂吠，我们不得不停住了脚步，少顷，从帐篷里出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穿羊皮袍的老者，他并没有立即将狗唤住，而是怀疑地望着我们。我们远远地对着他连比画带说，大意是我们要到帐篷里休息、喝水，求他把狗看住。他仍没止住狗的狂吠，直到从帐篷里又出来了一位男子，对着他说了几句什么，他这才走过去一手抓住一条狗的脖套，我们眼盯着狗，惶惶地进到帐篷。使我们略感惊异的是，帐篷里全是男人。大概有四、五个，他们对我们的出现，十分惊讶，以至于半天没回过神来，还是帐篷外的老头进来，把我们让在地上的马鞍垫上坐下，几个人的神态这才恢复到正常。帐篷里的空间还比较大，中间是一个用土石垒砌的灶，有两个火孔，一个上面坐着一口大锅，正咕嘟着，像是煮的糌粑糊糊粥，另一个火孔上坐着一把硕大的铜壶，里面往外冒着热气。挨着帐篷边缘堆放着马鞍垫和几张光板羊皮，几个人或坐或站，木然地望着我们。这种气氛使我们感到压抑，为打破沉闷，我们只好开始老一套，从地名开始，问他们是什么公社的，是一家人吗，生活怎么样等，他们回答得并不热情，反而不停地问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里来，是不是藏族等，在这问答的过程中，老人在我们面前的地上，摆放了茶碗，从铜壶里倒出了热气腾腾的清茶。从我们磕磕绊绊的藏语会话中，老人很果断地认定我们是汉族，并说了一句，“这条路五九年以后就没有汉族走过。”老人的话，让我们更觉惶然，1959年是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刚开始的年头。20来年以前，他所见过的汉人，要么是追剿叛匪的解放军，要么是发动群众的工作组，这里虽然是西藏腹地，在比较富裕的拉萨和山南之间，但却因为隐伏在连绵的喜马拉雅群山之中，交通不便，所以有点“灯下黑”的味道，这从他们还相当贫穷的生活状态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只好冒充工作组，说是来调查牧业生产情况的，几个人的态度明显好了起来。我们知道了这里是生产队的夏季牧场，他们是几个壮劳力，整个夏天都在山上为生产队放牧牛羊。我们开始煞有介事地询问他们生产队牛羊的存栏数、产羔率、社员们的生活情况等，他们的回答让我们心头暗然，他们的公社是半农半牧，而他们生产队是纯牧业，没有粮食，除了国家每月每人补助15斤青稞，其余的粮食就要靠农牧交换来解决，肉和酥油也都少得可怜。我们又问了问明天的路，得知翻过山口，就是达孜县境，我们知道，达孜县距离拉萨只有20公里。这让我们一下子感到了轻松。

晚餐我们喝到了酥油茶，而且还很浓，吃的是干糌粑而且里面还加了奶渣。这让我们十分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个人一年里也分不到几斤酥油。吃完饭，安置睡觉，他们把我们让在靠近灶膛边上，并把帐篷里唯一的一块巨大的粗牦牛毛编织的大毯子让给我们当被子，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也没盖，只是松开皮袍，蜷缩在帐篷一角。躺下之后，觉得身下硌得慌，而且冷气袭人，我们三个人只好使劲往一起挤，靠彼此的体温取暖。围绕着“59年”的话题，我们按照各自的想象，谈论解放军当年如何在这一带剿匪，设想各种惊险情节，自我陶醉着进入梦乡。

等我们睁开眼睛，帐篷里已空无一人。在灶膛上，三只茶碗一字摆开，一个解开袋口的糌粑袋放在一旁，一壶浓浓的酥油茶坐在灶上温着。我们满怀感激，吃喝完毕，将行装整备了一下，考虑到路程已不远，除了必备的行装，我们将多余的罐头、干粮、药品、蜡烛和衣物全部留给了他们。走出帐篷，空寂无人，连两头藏獒也没了踪影，它们也跟着主人放牧去了。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视野里除了蓝天中的太阳，前后左右全是雄浑而又苍凉的山包，整个世界一览无余。山势似乎越来越平缓，完全没有了路的痕迹。没有了路的束缚，也失去了路的指引，我们只好认准一个方向前进。阳光似乎越发强烈，但身上却越来越感到冷了，山风夹带着刺骨的寒意硬硬地迎面扑来，我们不得不高竖衣领，低着头、躬着身子前进。山包连绵不断，登上一个，视野里又出现一个，仿佛无穷无尽。这种魔幻似的情景，使我们的精神和体力一次又一次地绷紧，一次又一次地松懈，我们总在心里跟自己说，前面就是山口了，再坚持一下，但令人沮丧的是，前面仍然是山包，只好重新从精神到肉体进行一番动员，向横在前面的山包冲刺。身上的东西愈发沉重了，我们开始越发频繁地休息，但我们不敢坐下来，生怕一坐下去就起不来。只是站着喘息一阵，擦把汗，然后又向前迈步。三个人开始还时不时聊几句，后来就没有话了，互相看看，脸色都开始发青，嘴唇发紫。其间我们有一次稍长时间的休息，一边喝水吃东西，一边讨论究竟怎么办，顺原路返回也是选择之一，但我们都不愿意，结果是只能前进。念生和任刚几次都劝我将“遛”扔掉，说这东西实在是个负担，我口里应着，但心里却想，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扔的，一来花了那么大的价钱，二来怕留下笑柄。我们开始还基本上并排前进，后来慢慢地很自然地拉开了距离，念生在前，任刚在后，我居中，相距不过只有几米，但眼睁睁地就是赶不上。我觉得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挪动双脚的动作完全只是一种机械的运动，每走三、五步就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四野苍茫，天低云也低，山风无影无踪地在身旁穿梭。每有一块云将阳光遮住，身体马上会觉得异常寒冷，脸上的汗珠似乎都要冻成冰一样。当时当地，我想我们三个人都在心里后悔这次的旅行，只是大家谁也不说罢了。脚底的疼痛这时都显得无足轻重了，要命的是呼吸跟不上。我们只有背对着风，大张着嘴，毫无章法地任由肺部急剧的起伏，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冷冽的空气。

下午时分，当我们再次登上一座山包时，我们看到了雪，我们已经上到了雪线，心里多少有了一丝慰藉，这说明距离山顶确实不远了，我们已经不去想方向问题，只盼着快快登上山顶，然后快快下山。经过艰苦跋涉，在晚上8点多钟，我们终于看到了玛尼堆，这是西藏所有山口的标志。利用西天将尽的余辉，我们将相机放在玛尼石上，为我们自拍了一张“胜利登顶”的合影。

山口往下，分岔有几条山沟，我们无法分辨哪一条是我们应走的正道。我们知道，一旦走错，就可能错到很远，且难以回返。天色将暗，时间不允许我们再在山上耗下去，我们只好选了一条看起来好走一点的路，义无反顾地往下走，对于我们来说，能够下山就已不错了。我们的运气真不赖，在天刚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碰到了一群男女老幼，他们是来自昌都的朝圣者，目的地是桑耶寺。他们刚燃起篝火，准备宿营，我们向他们问路，他们十分热情地告诉了我们，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走错，顺着这条沟下去，可以直接到达达孜县城。但他们的另一番话却使我们又有些丧气，他们说，他们从达孜县城走到这里，用了两天的时间。本想就地傍着他们住一晚，但举目四野，对天当被、地当床多少还是有些顾虑，我们决定赶路。

告别了朝圣的人们，凭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亮，我们顺着山沟往下走。虽是黑夜沉沉，但好在高原的天空十分清朗，天上满是繁星，星光折射下来，还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发现了灌木林，这使得我们勇气倍增，这说明我们已经快下到农业区了，离山下也不远了。崎岖不平的山路和不时地判断调整方向，使我们不可能走得很快，但较之于上山，已是两脚生风、行走如飞了。严重缺氧的感觉逐渐消失，身体的难受劲减轻了许多，心情也放松了下来。终于远远地看见了灯火，我们信心倍增，一路向着灯光走去，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顾不上休息，也不问路，只是向着灯光更加灿烂的地方走，心想反正是向下走就行。其实我们有些冒险，西藏一个县的面积很大，即便是在达孜县境内，如果偏离了县城，不知道会走到哪里。我们运气不错，一直走到天际发白，我们终于看到了公路。一问，竟然是达孜县城。我们没有走错路，糊里糊涂地走了一条捷径。

达孜县距拉萨还有20来公里，原计划天亮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先睡上一觉，但到了公路上便有了一种归心似箭的感觉，我们再没到县里找招待所，直接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上搭车。那个年代主要是卡车，人们不管是在市内还是下乡，一般都是搭便车，极少有专车。那时在西藏搭便车是很方便的，不管和司机认不认识，只要去向一致，说一声上车就可以走。就是在半道搭车也是十拿九稳，尤其是女同胞搭车，几乎一抬手就有车停下来。所以男女同胞一起外出，为尽快搭到车，往往男同胞躲在一边，由女同胞招手，车一停便一拥而上，司机也不好说什么。但我们当时的模样实在有点像空降特务，司机们的警惕性都挺高，有的卡车老远看着要停的样子，到了跟前看清我们的模样后又一踩油门跑了，只留下一团尘土将我们包裹。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正当我们丧失信心准备打退堂鼓时，一辆军车终于停了下来，爬进车厢，我们感叹说还是解放军好。回到拉萨，念生和任刚都没回去，先到了我的家，实在是又累又困，我们连脚都没洗，挤上床倒头便睡。

这是一次难忘但却非常冒险的旅行，我们既无徒步旅行知识，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准备，只是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浪漫情结，踏上了满足虚荣的无知之行。只是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责任编辑：佘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