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学先

再见金志国，是在阔别二十多年后的西藏迎宾馆。他刚从那曲、山南转了一大圈回到拉萨，略显疲惫的他一见面就感叹：今非昔比了，这次在那曲，血压一百八就没下来过。我不由得感叹，大家都老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踢足球、斗鸡、甚至玩麻将，他都没有服过软，总是兴致最高的一个。

由于工作的原因，十几年前金志国离开深爱的西藏，调往北京。环境改变了，职务不同了，但谈起西藏，他的眼神就犀利起来，语气中满是凝重。

“我十岁就随父母进藏，一待就是三十多年。是西藏养育了我。在北京工作了这么久，但只要闲下来，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西藏的白云、蓝天、湖泊、草原、雪山，我对西藏的感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到了骨子里，我尊重西藏的宗教和民俗文化，更重要的是，我理解。只要想起西藏，我就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

“按时间推算，你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来西藏的，那时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条件简陋，一定吃了不少苦吧？”我是一九八零年进藏的，从甘肃柳园搭便车到拉萨，整整在路上熬了七天。来之前对西藏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部黑白电影《农奴》、一部小说《五彩路》，当时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忐忑不安，对未知环境的恐惧，至今还刻骨铭心。

金志国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梳理着头绪。

“这么说吧，当时的西藏条件确实艰苦，但当时的内地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从沙发上起身，给茶杯加满水，然后捧着茶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仿佛在寻找最准确的表达方式。

“刚参加工作时回内地休假，前来看望的亲朋邻里眼神里满是怜悯、语气里满是同情，我感谢他们的善良，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有强烈的优越感，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想想看，那时的人基本没有流动，每天听到生产队的钟声就集体出工，天黑了就蜷到被子里，有的人的活动范围终其一生也不会超过方圆五公里。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你看看我们，从世界屋脊下来，口袋里有钱，长长的假期，可以周游全国，无论从见识还是境界肯定比他们高多了。比较一下各自的苦与乐，我只有自豪，没有自卑。”

我深有同感，就是在今天，还有不少人谈西藏色变，视进藏工作为畏途，其实其中的乐趣，真不足与外人道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志国是西藏文坛的风云人物，他的短篇小说“梦，遗落在草原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曾被“作品与争鸣”转载，褒者说小说展现了西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贬者说通篇的小资情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具体表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界的评论丝毫没有影响金志国对文学的追求，“独屋”、“两个位置”等一系列小说以其构思精巧、意境优美、文笔简练称誉文坛。

说起对文学的狂热，金志国讲了一段趣事。他说那时还在那曲文化局工作的吴雨初来拉萨开会，随身带了一本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他看到后爱不释手，被泰戈尔的才情倾倒，留连良久，他忍不住向吴雨初索借，因为吴雨初三天后要赶回那曲，因此限定三日后归还。为了拥有这部诗集，金志国花了整整两天两夜，将这部诗集完整地抄了下来。

“那时对好的文学作品的渴求，就像藏红花遇到了水，一下就弥漫开了，沉醉其中。”回首往事，他依然一片痴情。

我们探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藏文学井喷的缘由。对此他显然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归纳。

“现在有些评论家谈到当时西藏文学的崛起时，往往过度地放大了个人的力量。在我看来，是形势使然。作家的个人天赋固然重要，但他就像一粒埋在土里的种子，要发芽，必须得有适宜的养分、温度和湿度。”金志国掰起手指头，如数家珍地说起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西藏后，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一批生逢其时的文学青年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在自由的空气里大胆探索，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雪野诗、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理性主义等纷纷登台亮相，使西藏文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准确地说，当时西藏文艺的复兴是全面的，美术、音乐、摄影等等，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们是幸运的，没有被扼杀，别忘了，那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刚过去几年，是时代造就了这批作家。”

谈起自己的作品，金志国低调得近乎苛刻：“现在看来，我的那些东西算不了什么，也没有达到什么所谓的高度。因为境界的局限，我那时对西藏缺乏深刻的理解，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物的命运缺乏足够的关心。太注重自我的感觉和表现，篇篇都是抒情，充满浪漫色彩，其实是苍白而幼稚的。”

“时代的局限并不能遮盖那时显露的思想的光芒。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现在读来不过尔尔，但那时的读者却读得如醉如痴。这并不代表那时作者的浅薄或者读者的愚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这可不能玩穿越。”我像是在安慰，又像是在打趣。

“真的，我知道自己作品的缺陷，那时的蒋子龙已经在写改革开放，陈世旭在写“陈奂生进城”，我的小说却不食人间烟火，连柴米油烟都很少涉及。”金志国停顿了一会，接着说：“那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还议论过益西单增的小说，认为写得又土又俗。现在看来，这种评价是不对的，人家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是有追求的。”

我理解金志国此时此刻的心情，也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但我不敢苟同。大千世界，有托尔斯泰就有卡夫卡，有金戈铁马、战旗猎猎就有小桥流水、花前月下，本质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他的自责，一方面来自他的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西藏的深情厚意。他总想为西藏做得更好一些。

“我那时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待到醒悟时，已被推到了另外一个角色的位置上，时间、精力都不允许我有大块时间写作。留下了许多遗憾。”他继续在自己思维的轨迹上奔跑。

“你现在还有创作的冲动吗？”我知道现在的他很忙，但觉得还是有问一下的必要。

“当然有。我有很多东西可写，也很想写。但我写作有一个毛病，必须进入小说里的完整情境，语言、表情、神态、环境都要连贯起来，容不得丝毫分心，现在事情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只好放弃。”

“到北京后，事务性工作更多了，还常回西藏不？”

“我不但每年都要回西藏，还时刻关注西藏文学的起起落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作家们有的内调、有的下海、有的改行从事行政工作，整个文学氛围一下就散了。经过一段沉寂后，西藏文学又复苏了，我很欣赏现在的西藏作家，接地气，有思想，文学素质也高，比我那会强多了。”他时刻忘不了谦虚一把。

“如果有机会，你还会拿起笔吗？”

“肯定会，退休后，我一定要好好写写西藏。”

金志国的语气很坚定。他暂时离开了西藏，却把梦留在了西藏，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重回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拿起手中的笔，为他的文学梦、西藏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