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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读书无禁区

2015-08-18

检察风云 2015年15期
关键词:三联书店禁区风云

沈昌文,著名文化人,1931年生于上海。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对中国读书界产生重大影响。著有《阁楼人语》、《八十溯往》,译作有《控诉法西斯》等。

《检察风云》:您译过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部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部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部分),可是您又是一个很注重趣味的人,为什么会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史?

沈昌文:我从1951年到1986年,整整35年都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这决定了我的学习和兴趣。人民出版社是中国第一块招牌的政治书籍出版社,在这里要站住脚,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是必需的。1954年起,我当了领导的秘书,领导中的王子野同志对我影响很大。他就鼓励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史,还同我一起学习德语。后来,我被选拔去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专门从事“灰皮书”的工作。这一来,我就同马克思主义史结缘了,直至现在。

《检察风云》:《情爱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讲情爱,有没有引起高层的声音?

沈昌文:我不知道有没有,相信是没有。一个间接证据是这本书在出版后不多年头,就被报刊评为优秀奖。说到这里,免不了要自我吹嘘几句。《情爱论》三联版删了好多,我已经忏悔过了。但是在当时,其实这是不得不删的。如果不删,又印那么多(120多万册),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有可能被非议乃至被禁。因为删去的话,大多是用明白的语言讲性爱的“实际操作”的,容易被人注意。我们这一代出版工作者,大概唯一的长处是善于从政治角度考虑事情,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坏也坏在这里,因为往往因此把文化忘记了。

讲到文化,就出版《情爱论》一书而言,其实也有一些渊源的。我在1960年翻译了蔡特金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著以后,就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等我接掌“三联”以后,我又大吃一惊:40年代三联出过好几本很有特色的有关译著,包括科伦泰的书。于是我就放心了:三联的老前辈估计不会为出这类书批一个条子下来。我当年最怕的,其实还是这个。还有,三联书店在50年代有个韬奋图书馆,收藏俄文书很多,我在那里读到过霭利斯著的俄译本,这大概是我在这方面最早受到的启蒙教育,也是同三联书店有关的。

《检察风云》:在您接任《读书》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观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但总能顺利过关。据说最关键的诀窍是您熟读马恩毛选,是这样的吗?

沈昌文: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从《读书》领导人两陈(陈翰伯和陈原)那里学来的。我每次向他们报告稿件情况,提到里面的新论述,他们都要反过来问我,关于这个问题,马列怎么说。我后来懂得,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主张,都可以在马列,特别是马老前辈那里找到根据,至少他们有不少允许后人发展和开拓他们学说的言论。例如关于出版自由,其实马已经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读书》杂志的第一期,发了一篇《读书无禁区》,惊世骇俗。其实,这一期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见附件《读书》创刊号的封面),已经是对“无禁区”问题重要的补充和说明。文章大讲马恩对待书的实事求是态度,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读。我当时还没去《读书》杂志,相信那是有意组发的。顺便说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仲民。他与我都是当年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出身的。他极有才华,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胜过我辈多矣。“文革”时其实已有《读书》杂志,那就是他在陈原领导下编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我们这一代《读书》的元老。80年代重办《读书》,何以没有由他来主编,很奇怪。可能因为他在此前已调任负责文物研究工作了,脱不开身。后来他早故,是很可惜的。

《检察风云》:1953年,三联书店怎么会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三联书店又是怎么恢复独立建制的?

沈昌文:我一点也不知道1951年(1951年8月已合并,不是1953年)那次合并的情况。相信那时当家的各位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相当到家了,同类性质的全国性出版社只能有一家,既然已有人民出版社,就不必再有三联书店,于是“三联”就并入“人民”。我也从来没有听前辈对此抱怨过。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在“文革”中,不知什么原因,三联书店遭到很大的冲击,“革命群众”对三联表现了非常大的火气。因为“文革”的冲击,使许多老前辈蒙冤,连邹韬奋都被诬蔑为“资本家”。所以,到拨乱反正的时候,一大批老革命家要求为“三联”恢复名誉,后来又提出恢复三联书店这个单位。其中我记得有胡绳等老人。当时在人民出版社里边,还专门设有一个“三联书店筹备小组”,范用任组长,许觉民是副组长,我是组员(我在行政上是人民出版社内的“三联编辑部”主任)。1985年年底,三联书店被批准于1986年年初独立建制。

《检察风云》:《读书》是怎么创刊的?当时发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后,是不是也受到一些压力?

沈昌文:《读书》创刊时,我还没有进入有关的圈子,情况不了解。《读书无禁区》发表不久,我参与进去了。我的职务是编辑部主任。尽管不是主编,但由于在我之上的各位,不是兼差,就是非党员,所以关于这篇文章,就由我代表《读书》杂志到上面做检讨。

奇怪的是,我去参加了两次出版总署召开的有关会议,带了发言稿去,总是轮不到我讲话。会议主持人是杜导正先生,是不是他网开一面,我不知道。后来交了一份书面检查,似乎也未见下文。就当时的情况说,要检查的不只这篇文章。例如那时还发了批评海关扣书太严的文章,海关抗议很凶,大意说他们实行的都是国务院的规定,你们这不是在批评国务院?接着而来的,便是上面要《读书》停刊的消息。

正在忧心忡忡之际,忽然听说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关于通俗读物的讨论会,会上胡乔木讲话,专门讲到《读书》杂志,特别强调这本杂志要继续办下去。不久又收到上级机关在1981年11月14日发来的文件,指出根据乔木同志指示,这杂志还要办好,并作了一些人事安排。于是,这就算“解放”了。我不了解其中任何内情,除了在两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

《检察风云》:1980年您是怎么分配到《读书》编辑部的?主要还是陈原先生主持大局?什么时候你开始正式独立主持《读书》大局的?

沈昌文:我在1980年年初希望调离人民出版社,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打了报告,忽然范用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走,还在人民出版社,但可以从原来的部门调到新建立的三联编辑部当主任,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我同意了。大概在1980年3月正式到那里工作。《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出版总署研究室办的,班子设在人民出版社。倪子明、包遵信是研究室的派驻人员,史枚、董秀玉、吴彬等是专职干部,范用代表人民出版社,还有像冯亦代这样的兼职专家。陈原名义是主编,实际上主要工作在商务印书馆。我喜欢编译稿,编杂志是外行,慢慢地从头学起,实际上是当“万金油”。好在我是出版社的“老土地”,人头熟,好歹做下来了。1981年升任副主编,1986年为主编,直到1995年12月。

但不论我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但凡遇《读书》的事必向“CC”请示报告。“CC”谁人?《读书》杂志创办人陈翰伯、陈原是也。

《检察风云》:《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地区的文化现象和思想,是否有这样一个共识,还是说只是大家不约而同都来谈这方面的思潮话题?

沈昌文:开头的时候,是冯亦代老人带领我们大家往这方面开展稿源的。这位老先生真是编辑方面的奇才,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是“以文会友”的典型,“海派作风”的模范,这种“四海”的作为,有些学院派的学者不以为然,那是他们躲在书斋里十分孤陋的缘故。至于当初形成关心海外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还是不约而同吧。

《检察风云》:您是怎么会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当时您怎么创办《读书》杂志读书服务日,并提出“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口号的?这样的读书服务日是不是就相当于沙龙性质的聚会?当时经常来的有谁?

沈昌文:目的就是搞沙龙,只不过换个好听的或不被有的人过分注意的名字而已。总之,我们当时做事,力求大家心领神会而又不事张扬,如此而已。至于名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列不出来的,因为太多了。

采写:河西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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