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乐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吉林长春 130024）

版本之称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刘向校书之时，于其著作《别录》之中便已提及古书的异本问题，此后历代学者儒士在其著述、笔记、杂抄等文献之中也多有涉及。真正重视版本，讲求版本，并有系统的注意记载古书版本的，则始于南宋，盛于清代乾嘉。但其著作形式多为版本目录、善本书志或各藏书题跋，如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毛扆《汲古阁秘藏珍本书目》，丁敏忠、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及其《后编》，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室藏书志》等，此时版本之学尚附着于目录学、校勘学之中，多只言片语，零篇碎简，不成系统。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则首次将版本之学与目录学和校勘学并称，真正从理论上较为全面的系统的做出了论述。他在《书林清话》中说道：“而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齗齗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1]所以此书一出，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缪荃孙在《书林清话》的序中便对叶氏之造诣给予极高评价：“焕彬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穿，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1]李致忠先生对此评价说：“但他把目录、版本、校勘三者提出来，并谓‘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根柢’则在实际上提出了目录、版本、校勘三者之关系，这对我们研究什么是版本学又不无启发。”[2]当代学者严佐之先生也评价说：“《书林清话》出版近百年来，翻刻重印，络绎不绝，凡学古书习版本者，没有不读或不知的”。[3]可见叶氏《书林清话》在版本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后学的深远影响。

一、叶氏《书林清话》的成书及其编排特点

叶德辉《书林清话》编纂之缘起，在书后叶启崟的跋中可得知：“是书之作，盖因宗人鞠裳讲学撰《藏书纪事诗》，唯采掇历来藏书家逸闻轶事，而于镂版缘始，与夫宋元以来官私坊刻三者派别，莫得其详。于是检讨诸家藏书目录题跋，笔而录之。”[1]由此，在《书林清话》中便不涉及各藏书家的生平事迹，藏书情况。

叶氏一族，书香门第，藏书颇丰，尤其是宋版元版图书，且叶德辉本人亦专心致力于藏书校书刻书，嗜书成性，平日看书之时，就“随笔书之，积久成帙”。[1]

《书林清话》全书分为十卷，共126个小标题，以古代目录学、藏书志、题跋集等前人文献著作为依据，加之自己多年治学藏书之经验，较为系统翔实的论述了古代书籍发展的源流，正如叶启崟在其书跋中所言：“于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撮其要领，补其阙遗。推而及于宋元明官刻书前碟文、校勘诸人姓名，版刻名称。或一版而转鬻数人，虽至坊估之微，如有涉于掌故者，援引旧记，按语益以加祥。凡自来藏害家所未措意者，靡不博考周稽，条分缕晰。此在东汉刘、班，南宋晁、陈以外，别自开一蹊径也。”[1]叶氏之“蹊径”在于极其重视历代尤其是清代的各种公私书目中所记录的丰富的书籍资料，并认真选取其重要的于己研究有益之处，加以条别。

《书林清话》采用传统的笔记体的写作方式，在编排体例上并不完备，严佐之先生认为：“《书林清话》的篇目序次、卷帙分合还算是有所考虑，如卷一专作刻板缘起及其名称概念的考证，卷三卷六专述宋代刻书，卷四金元刻书，卷五卷七明代刻书，卷九清代刻书，活字版、套印书、绘图本、类书丛书书刻本等归并于卷八。然而《书林清话》在构建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方面，仍然无法挣脱笔记体例的束缚和限制，虽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于版本细枝末节，尤多考覆，但终究未能明晰构架出版本学的学科结构体系。这是《书林清话》笔记体例的先天不足之处”。[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叶氏的身份、地位，其绝不可能建立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版本学学科体系，严先生之论未免过于严苛了。

纵观《书林清话》大体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对版本相关概念及其学术源流的考辨分析。如卷一书之称册、卷、本、叶、部、函，书有刻板之始，刻板盛于五代，板本之名称，版片之名称，刊刻之名义等，卷二书节钞本之始，巾箱本之始，书肆之缘起，刻书有圈点之始，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等，对书籍制度的发展源流，考辨精准。二是以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为基本脉络，以时代发展为序，分朝列代展开叙述，内容涉及宋、金、元、明、清五朝，史料丰富，记录翔实，为全书的主体。对官刻分别谈论了宋司库州军郡府县学书院刻书、州府县刻书（卷三），元监属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卷四），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卷五），内府刊钦定诸书（卷九）等。于私刻和坊刻则详述宋元明清四朝著名私宅和书坊及其所刊之书，如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一、二（卷二），元建安叶氏刻书（卷三），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一至七（卷七），明锡山华氏活字版、华坚之世家，明安国之世家（卷八），清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一二三（卷九）等论述十分详细，对于其他私刻、书坊也都作罗列叙述。在此之中，叶氏还着墨于各代刻书的用纸、字体、墨色、装裱等版式特征。三是对各刻本之优劣、工价等进行了比较、考证、分析，如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卷六南宋补修监本书、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宋蜀刻七史、宋监重刻医书、宋刻纂图互注经子、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宋刻书多讹舛、宋刻书纸墨之佳；卷七元刻书之胜于宋本、明时书帕本之谬、明南监罚款修版之谬、明人不知刻书、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明人刻书添改脱误；卷八唐宋人类书刻本、明以来刻本之希见；卷九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等。四是记录书林轶闻掌故并做考证，如卷二对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及其二人的考辨，卷十对宋元祐禁苏黄集本，明王刻史记之逸闻，朱竹垞刻书之逸闻等轶事的评述，此外卷十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伪，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等又涉及到辨伪之学。

《书林清话》虽均独立成章，但所谈各个方面，都是围绕版本之学展开的，如果按照现代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将其分为书史编、版刻编和鉴定编也未尝不可。可见，叶德辉在版本目录学上的精深造诣。

二、叶氏《书林清话》在版本学方面的独特创见

（一）重视刻书，并论刻书之益。封建儒士多昌读书有益之论，而叶德辉对此看法则更为精深，《书林清话》卷一开篇便明确提出观点，并“总论刻书之益”，他推崇司马温公“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之言，更引申说：“‘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1]叶德辉本人嗜书如命，读书爱书，自然之事，而其刻书也自有缘由，他在书中说：“按此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家，或数百年板本流传，令人景仰。”[1]然后他引用张之洞《书目答问》之语：“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1]可见，刻书之人可以流传百代，名彪青史，而且刻书之举也在客观上传播了文化。

（二）重视版本，提出版本之学的概念，并对其源流进行考证。《书林清话》卷一中，叶氏对版本诸多概念进行了一一论述，谈及版本源流，他说：“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1]说出了“板本”的最初含义。其后，谈到“版片之名称”，将“板本”过度为“版本”。叶德辉十分重视版本之学，认为是目录学、考据学、校勘学等学科的基础，“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何可鲜视？昔贤尝以一字聚讼纷纭。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异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4]清代学者更甚至于将此学术视为“身心性命之事”，他在《书林清话》中则更进一步说：“此种学术,将来且光被东西,裨助文化,岂止儒生占毕之业哉。”可见，版本之学在众学术中的基础、重要地位。

（三）批判“佞宋”之风，要求重视明清刻本。古之藏书家、校勘学家，言及版本，莫不以宋元为贵。更有甚者，以“佞宋”为业，夸示于人，如黄丕烈自号“佞宋主人”，陆心源以“皕宋”为其藏书楼之名等，面对这种不良风气，叶德辉提出“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1]的观点，并引用王士禛《居易录》二云：“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1]此种类例还有很多。卷七中，设立“元刻书之胜于宋本”一节，举例论证宋本在一些方面不如元本。此后，叶德辉不吝笔墨，用大量篇幅来谈论明清刻本，并设立“明人刻书之精品”（卷五）,“明以来刻书之希见”（卷八），“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卷九）等众多章节来阐述明清刻书亦有精善的观点，要求时人及后学之士重视明清刻本，不要盲目追求宋本。但叶德辉此举并不是完全否定宋本，而是认为版本之学要“从善本耳”。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叶氏的“善本”思想，似与黄永年先生所认为的“学术性善本和文物性善本”[5]有相通之处。

（四）是书征引广博，资料丰富。叶氏《书林清话》全书二十余万言，而叶德辉自出之言却占之较少，如此浩繁卷帙自然得益于其引文的丰富，史料的广博。叶德辉为求论述充分透彻，在每一个主题下面都罗列大量资料。如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一节中，列出叶氏所能看到的，或是原书，或是从书目题跋等所得关于余氏所刻大量书籍中的圆木印记或白文木记等牌记文字，加以论证，并注明了出处。其他章节中叶氏也大量引用目录、书志、题跋等文献中的材料，上自汉代刘向《别录》,下至清末各种公私书目,靡不征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叶氏所引资料也涉及到了域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等著作。甚至于历朝历代的碟文、诏书、圣旨等也被其大量引用，如《书林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中就引用“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的谕令”[1]。其资料之详备，涉猎范围之博大，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基于此因，叶氏《书林清话》便不仅仅是一部版本学著作，更可以看作为一部目录学著作，一部资料丰富的工具书，为后世研究版本学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文献线索。“在近人所撰的研究中国书史和版本目录学的著作中，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等等，几乎没有一部不征引《书林清话》所提供的材料。”[6]

叶氏之书，征引广博，但他并不是将所记史料进行简单的罗列组合，乃是经过叶德辉认真考证、鉴别之后的成果。如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一节中，叶氏旁征博引，认真分析，在众家学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大抵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为陈起父子所开。其云陈道人者，当属之芸居。其云陈解元者，当属之续芸。至于陈思，但卖书开肆及自刻所著书，世行宋书棚本各书，于思无与也。”[1]对于陈起父子，叶德辉基于所知材料，予以区分，而对于陈思，由于资料不足，则以疑存疑，并不妄下决断，可以看出叶氏学术的深厚功力和严谨审慎的态度。

（五）对书籍版权制度的重视。《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一节，对古代书籍的翻版问题进行了叙述，可以认为是“现代版权制度的萌芽”。[7]古代刻书，书中多有牌记，牌记内容多涉及刻书之人、刻书之地、出版时间及该书相关特点等，有的则进行广告宣传。其中，有些牌记不仅仅记录本书出版的相关情况，更对版权加以维护，提出禁止翻刻的问题。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对其原因，相关牌记都进行了论述，如谈到自己收藏的“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刊。’”其后所引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旧钞本宋段昌武《从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其书前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中更是警示出了翻版的后果，“……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1]这已有了现代版权思想的雏形。

除以上特点之外，叶氏《书林清话》在书籍制度、版本鉴定、校勘辨伪等诸多方面也都有独特见解，其书更像是一部文献学方面的百科式全书。限于主客观原因，《书林清话》在一些方面也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如南宋岳氏所刊《九经三传沿革例》，叶氏认为是岳珂所为，近人张政烺先生考证为“南宋岳浚据宋末廖莹中世綵堂本校正重刻，与岳珂无涉”。[8]其他错误还有很多，后代学者多有考证，如李洣的《<书林清话>校补》、日本人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都作了详细说明；黄永年先生在其著作《古籍版本学》当中也指出：“南宋浙本和浙本系统的刻本中也有家刻，但数量远不如官刻之多。而最有名的则是宋季廖莹中的世綵堂所刻……这些书中现存的有韩、柳文即《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有‘世綵堂廖氏刻梓家塾’小篆牌记，确实刻的特别精工。但有一点要注意，并非凡有“家塾”字样就一定是家刻本，尤其建本中所谓‘×××刻梓于家塾’，‘×××刊于家塾’者其实统统是坊刻本。《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本’条把许多题为‘家塾’的坊刻本当作家刻本，而‘宋坊刻书之盛’条反把这些本子排除在外，是错误的。”[9]

虽存在上述问题,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书林清话》在中国版本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于时人及后学都有很大裨益，并开创了我国版本学学科研究的基本体例。“近人所撰的研究中国书史和版本目录学的著作，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以及近年来印行的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等等，几乎没有一部不引征叶氏所提供的材料。”[10]可见，叶氏《书林清话》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已成为习古书研究版本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1]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3]钱基博.版本通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4]叶德辉.郋园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那成英.评清末目录学名作《书林清话》[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2).

[7]王晓娟.《书林清话》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7.

[8]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

[9]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0]张承宗.《书林清话》与书史研究[J].史学史研究,19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