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文史教研室，山东 聊城 252000）

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群众路线之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所包含的儒家民本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原本并非连写的一个词。“民本”这一概念始见于 《尚书》中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对于民本思想的形成脉络，当前理论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民本思想渊源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朝代的更替，民本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并且在明末清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当前的国情、党情与群众路线首次提出时的时代背景相比较，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于我党一贯坚持的 “群众路线”的重申、强调、发展和细化。因为群众路线的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但其外延十分广泛，可以涵盖很多方面，诸如从严治党、治理腐败以及民生优先等问题。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重提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某些领域的问题依然严重。尤其是当前突出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

我党的群众路线是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有鉴于此，针对当前存在的脱离群众，偏离群众路线的问题，我们仍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本思想中去寻求启示，以期对当今社会发展有所助益。

王夫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在他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极端腐朽，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他的思想具有摆脱封建束缚的明显倾向。他的民本思想也就包含着批判封建制度的新内容。”［1］26因此，梳理王夫之民本思想所包含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的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如重民、利民、爱民、教民等思想对于当前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王夫之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当代启示

（一）王夫之 “察民情”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夫之在阐述民本思想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解民情。他说：“尽民之情曰察。地大民众而不得民之情，民必不附。”（《张子正蒙注》卷七）不了解民情，怎知民众之需求，不知民众之需求，又怎能解民忧、得民心。因此可以说，了解民情是得民心的首要因素。

群众路线的首要任务就是 “从群众中来”，而要做到 “从群众中来”，就必须 “查民情”。重视且善于体察民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执政者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看来，领导与群众之间，中央与基层之间，信息的传递渠道基本是通畅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在制定方针政策或做决策时，不顾群众的感受，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对群众的想法置之于门外，闭门造车，拍脑袋做决策，这种决策方式、工作方法是违背群众路线的，会损害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甚至会给党的事业带来致命的损害。

要解决以上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要畅通信息渠道，并且确保反映上来的信息真实有效。其二，要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充分听取群众心声。其三，要善于从网络中获取一些真实的舆情信息。

我们只有真实地了解民情民意，才能对民生问题有全面的把握，也才能真正解决群众面临的困难，回应百姓关切的问题，做出合乎民意的、科学的决策。

（二）王夫之 “严于治吏，宽以养民”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官吏与民众的关系上，王夫之主张 “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他提出 “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2］309在这句话中不仅强调了 “严于治吏，宽以养民”并非权宜之计，在任何时候都要这样做，而且指出二者是密不可分、并行不悖的。王夫之的这一思想对于当前治理腐败、民生优先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严于治吏

对于管理官吏的重要性，王夫之深刻地指出：“传曰：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3］527在这里，王夫之通过引用《左传》中的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说明了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邪恶、失德，是因为宠臣公然贪贿，历朝历代都应当引以为戒。在此基础上，王夫之提出：“严以治吏”的主张： “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盛。”［2］309意指如果不从严治吏，则广大老百姓将会遭殃。并且，王夫之通过纵览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史，看到官员的贪污问题呈现出普遍性，并且治理起来经常难见成效。对此，王夫之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历代专制王朝并非不惩治贪腐，然而，其惩治的重点则是针对下级官吏的，对于高级官吏的贪污，经常是置之不理。对此，他指出惩治贪腐的关键在于 “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首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喙息而不敢逞。”［2］1100王夫之提出的这一系列整顿吏治的主张，对于今天我们走好群众路线、惩治腐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就是 “一切为了群众”，而要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首先必须扫清障碍——彻底治理官员腐败。

其一，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群众的领路人，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言行，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他们的表现和作为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各级领导能否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是决定我党能否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因素。

其二，“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首令”。王夫之的这一思想，对于当今的反腐败工作也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因为当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高层官员的贪腐行为被揭露、发现和查处的几率都相对较小，有时即使发现或被揭露出来，在查处的时候，也往往会受到干扰，最终不能依法查处。如果不能坚决果断地查处高官的贪腐行为，对于基层的防腐倡廉工作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也会使整个反腐工作的成效大打折扣。振奋人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 “要坚持 ‘老虎’、 ‘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高层官员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又要切实查处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化问题。由此不难可出，中央高层对于反腐败工作的治理力度和决心。所谓打 “老虎”，就是说只要触犯法律，即使是位高权重的 “大人物”，也要坚决出手惩治、绝不姑息迁就。这与王夫之提出的 “严于上吏”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2、宽以养民

在主张 “严以治吏”的同时，王夫之同时强调了 “宽以养民”。他在 《读通鉴论》一书中说道：“宽者，养民之纬也。”认为只有施行宽柔的政策才能赢得民心。

其一，反对严刑酷法，重视教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 “极于死而止矣，枭之、磔之、之，于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扼腕啮龈之忿而怖人已耳……。一怒之伸，惨至于斯，无裨于风华。”［2］699他清醒地看到，残忍的刑罚不可能起到制恶的作用，反而足以滋长世间的不正之风。在 《四书训义》中，王夫之写道：“故当极贫弱之日，必先结之以恩，示以诚，孚之以教，使民与上相信也，民与民亦相信也。”在 《读四书大全说》一书中，又提出 “今曰 ‘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则固指教而言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主张，统治者对于百姓应当以德教为主，而不能完全依靠严刑峻法，才会达到民风淳朴、社会安宁的理想状况。

当前，我们也应重视对于民众的道德教育。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的状况，很多负面问题的出现都与之相关。对此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健全法制，另一方面，要加大道德教化的力度，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键问题就是要做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融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内化于国人的灵魂之中。这将有助于在人民群众之间普遍性地形成助人为乐、因结友爱、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风尚。

其二，轻徭薄赋。关注民生，最重要的是要从经济上减轻百姓的负担。“唯轻徭薄赋，择良有司以与之休息，渐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辑宁尔”［2］710，“宽之恤之，使自赡之”。［2］711王夫之认为繁重的赋税徭役是百姓生活贫苦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 “人君爱养斯民之道有三：一曰恒产，二曰裕民力，三曰修荒政。”他认为，民有恒产，生活宽裕，政通人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也才能稳定。

王夫之的这一思想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亟待解决，如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只有把这些事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夯实幸福民生的基石，而这也正是 “一切为了群众”最生动、最直接的体现。

总之，我们通过梳理王夫之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并赋予其全新的理论意义，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1］谷方.论王夫之的民本思想［J］.江汉论坛，1982（11）.

［2］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读通鉴论［M］.长沙：岳麓书社，1992.

［3］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黄书·大正［M］.长沙：岳麓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