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芬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浙江 杭州310030）

一、“公众参与”的研究成果和不足

随着20世纪后半期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和吉登斯的对话民主理论登场，新型民主理论提出要实现“以投票为中心”向“以对话为中心”的转型。在这些理论的启发下，以直接民主为主要内涵、以行政参与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参与”引起了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者强调公众需求的中心地位，主张要打破政府的封闭模式，吸纳公众意见，提出以社区自治模式为主体构建公众参与空间。国内学者对公众参与机制的研究关注主要在其制度意义、社会基础、制度构建等方面，也不乏对公众参与运作机制的考察。有学者指出没有公众的参与至多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公民应成为公共治理领域的有生力量和政府的合作伙伴。有学者关注公众参与在立法程序中的地位，尤其在草案征集意见阶段的贡献。有学者结合行政规划、治安管理、突发事件等特定问题，微观分析公众参与对行政决策和公共服务带来的影响。就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而言，现有文献大部分把关注点放在了公众参与的程序方面，对公众参与的程序价值、参与途径和方式（如组织听证会、网络参与等）讨论较多。也有学者指出了目前我国公众参与面临的种种限制，如公众参与的自觉性不高、参与渠道有限、参与者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政府对吸纳公众参与的诚意不够，等等，并从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培育社会组织等多个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