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斌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退去后，知识分子生存方式出现了分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坚持文艺的启蒙战斗色彩，并逐渐认同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最终成为共产主义在上海的党报刊物。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也不得不创办《努力周报》，谈论政治。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呐喊之声无人回应，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都没有归宿感。与之相较，周作人的选择充满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意味，他的文学自觉意识表现为用“笔”(文艺)去写《美文》，十字街头去建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隐逸气，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从此不关心世事，而其“塔”也只是起到“临时性”的“避难”作用。

一、周作人思想的道德性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点理想而已……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朋友们称之曰平淡或闲适而赐以称许或嘲骂，原是随意，但都不很对，盖不佞以为自己的文章的好处或不好处全不在此也。”［1］(P174－178)

周氏认为自己的文章做不到平淡和闲适，以为自己的文章的好处或不好处全不在此，如果是，这也仅仅是他的理想，而他自认的文章的好处，则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文字多是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