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巧玲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可谓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其后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圭臬。在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赋、比、兴的艺术思维模式不仅是“诗学之正源”，更是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的“法度之准则”。在《诗经》中，赋、比、兴是三个独特的话语系统，关于赋，学界鲜有争议，而比、兴问题是诗经学长期以来争讼难决的问题。应该说，《诗经》中比兴手法的使用不胜枚举。比兴艺术思维如源头活水般的生命力也体现在各种文艺创作之中。因此，还是有必要从故纸堆中“重拾旧山河”，回过头来细品比、兴思维的妙处。

一、《诗经》中的比兴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类，扬言以切事者也。”通俗地讲，所谓的“比”即是比喻之意，是将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借助于联结点的相似性来做比喻、打比方，从而使得原本抽象复杂的道理或情感能够借由浅显的事物予以展示，增进对之的理解或是使得这种理解更为鲜活、形象、生动抑或具体。《诗经》中一种是纯乎比体的诗，有《硕鼠》《螽斯》《鹤鸣》数篇;一种是为起修辞作用而在赋句和兴句中用比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也可以说，这种比体更多地体现为隐喻(metaphor)。而所谓的“隐喻”，即是借助以具体的事物来描述、谈论原本抽象的事物。作为人类思维中认识、组织以及归纳客观事物的重要媒介，隐喻是根植于语言和思维本身的，也是一种常见的日常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