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241)

“良知坎陷”说贯穿于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体系，构成其终生念兹在兹的一个理论创见。该学说一经提出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批评者有之，推赞者有之。当前学界对“良知坎陷”说的研究，成果虽多，但致思向度多集中于对其评价方面。偶有探讨其内在结构者，却又将存有义的坎陷与坎陷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打为两橛。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隔断了牟子的文化意识与哲学思考之间的内在联系。牟子曾言:“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难之化解。”［1］(P2)民族——文化——学术，透显出牟子由民族磨难进至文化反省，由文化反省而进入学术建构，并力图以学术建构解决民族和文化问题的强烈意识。学术——文化——民族构成其思想体系展开的内在脉络，且其哲学体系是顺上达下开、由德开智之理路［2］(P193)。如是，笔者以为“良知坎陷”说是一架构性存在，①程志华先生认为牟宗三哲学为一结构性存在，笔者在此承其说。参程志华著《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 页。本文即拟以此视角梳理其理论架构，并尝试对其理论展开提出新的观点，以期对更好地理解该学说有所助益。

在牟子，良知有主观、客观和绝对三义。主观义即“知是知非，是知它自己所决定的是非”。［3］(P212)客观义即“良知之活动同时是心，同时亦是道德的理。……一说到理，良知便是客观的、普遍的及必然的”［3］(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