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寒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在《郎曼当代英语词典》中，“escape”(逃亡)这个词的解释是:远离一个不想待的地方，或者远离一种痛苦或危险的情况，而这种远离痛苦局面的行为，特别是采取某种方式来避免想到这一痛苦局面的行为便称作“逃亡”。实际上，当人们经受生活压力、精神痛苦和心理压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逃离的想法。是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有些人选择留下，为了展示他们愿意直面自己生活的勇气，而有些人选择离开是为了展示他们对于命运的抗争。正因为“逃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文学中“逃亡”变成一个永恒的、各国的作家学者争相议论的话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苏童作品《米》中的“逃亡”主题。

一、“逃亡”主题

苏童在他的访谈录中曾经谈到过他对“逃亡”主题的理解:只有恐惧、拒绝，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一种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好多所谓他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小说必须从形象着手，说穿了就是从某一种动作着手，有时候就是一些动作，结果成了小说的出发点或背景［1］(P262)。

苏童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先锋派作家代表之一，其《大红灯笼高高挂》享誉国内外。该作品于1991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但《大红灯笼高高挂》并不是为其赢得先锋派作家声誉的作品。发表于1987年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才是其点睛之作，也是其“逃亡”主题的开山之作。从那时起，苏童开始在更多的作品中呈现这一主题，如《米》《逃》《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三盏灯》《罂粟之家》等等，其中《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米》作为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讲述了小说主人翁是如何跟命运进行抗争，怎样为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命运所折磨，最后不得不在心理上扭曲自己去适应命运的。

在《米》中，各个角色都经历其“逃亡”到“变异”的过程。

五龙，一个从遥远山区来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仅仅只是为了不挨饿、不受穷而从家乡逃亡到城市;而在这种通过不断逃亡来满足自己的过程中，他将自己从一只纯洁的小白兔变成了麻木不仁甚至心狠手辣的恶棍。其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其怎样一步一步地陷入深渊，也忍不住为其转变而扼腕叹息。他不断产生的欲望成为他一次又一次“逃亡”的诱因，而一次又一次的“逃亡”又将其渐渐拖进命运的旋涡，不能自拔。当他逃离饥饿，解决了食欲这一基本欲望时，他陷进了对性的欲望之中，织云的勾引使他辗转反侧;当他解决了性欲这一生理欲望，织云也到手之后，他又开始对米铺垂涎三尺，又陷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和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之中;当他变成了一家之主，他又开始陷入对权势的欲望之中，开始成立帮派，杀人越货。五龙的一生，就苏童的话来说，是永不放弃逃亡又永不满足的人生，他越逃离陷得就越深。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管他挣扎得多厉害，他始终得不到好下场。苏童在《米》的前言中说道: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命运就是轮回:一个农民坐火车逃亡，逃离饥荒，回到家乡仍然是坐火车;五十年在外飘荡，结果最后死在回乡路上［2］(P153)。五龙“逃亡”了几十年，到最后还是没能逃出命运的安排，临死还是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起点。而他花在“逃亡”途中的那几十年看起来毫无意义、没有价值，剩下的只有一大帮的仇人，甚至他的妻子和儿子们都没真心对待过他。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五龙来说，成也“逃亡”，败也“逃亡”。因为他在不断的“逃亡”当中，他对于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会付出感情使不用说真;在他心里，除了家乡，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除了他母亲，也没有任何人是自己真正的家人。

此外，《米》中的其他两个角色，织云、绮云也没能逃离“逃亡”这一主题。织云，米铺老板的大女儿，正如苏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女性角色一样，漂亮、风流、大胆、堕落。她的风流多情和敢作敢当让她似乎看上去和“逃亡”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她之所以变成淫妇是因为想要逃离一成不变的普通生活，想要过上丰衣足食、穿金戴银的生活。有了这种欲望，她的行为便不难解释和理解了。她为了一件貂皮大衣而出卖了自己，这是她踏入“逃亡”的第一步，想要逃离自己原来的生活;第二步便是和六爷的保镖阿保发生私情，她是想要逃离与六爷保持情人关系的厌倦感;而阿保死之后，她又转向五龙;在与五龙结婚后，又为了逃离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情愿进入卢家当小妾。她的“逃亡”与“变异”看起来似乎没有五龙那么明显和巨大，但是其本质和五龙却毫无差别，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绮云，米铺冯老板的二女儿，在性格上和苏童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有很大不同，她尖酸刻薄、铁石心肠、愤世嫉俗。她生活的唯一重心就是怎么保住她父亲的米铺，而她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行为上没有“逃亡”的主要角色。她总是通过言语来攻击和伤害那些她讨厌的人，却从未阻止过事情的发生。她看到五龙的脸就恶心，最后还是嫁给了他，生了三个孩子。但读者却不难看出，虽然绮云从来就是逆来顺受，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在心理上“逃亡”的想法从未改变也未消失。多年以来“逃亡”思想的积累与现实无法改变的矛盾，使得绮云心理产生“变异”。

此外，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有各自的“逃亡”行为。比如:冯老板通过鸦片逃离自己无聊的生活;柴生为了摆脱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而迷上蛐蛐和赌博;米生因为瘸腿没办法逃离自己家，而到最后精神失常了。

《米》就像一座精神病院，里面的精神病患者们各有各的“逃亡”想法和方式，他们时时刻刻算计着怎样逃出这个地方。“逃亡”就像这些角色天生就有、血液里带来的本性，揭示着人类最黑暗、最丑陋的天性。苏童为什么要描绘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这些角色为什么想要“逃亡”?为什么他们的“逃亡”都没有成功?接下来，本文将就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二、“逃亡”主题的构成因素

在苏童“逃亡”的故事中，存在一种惯常的模式，一种常用的架构。他的“逃亡”经常都发生在一个贫瘠、荒凉、遥远的小村庄，其正经历着或刚经历过大灾难，其中的角色或多或少在性格方面都有一定的缺陷或者心理上有黑暗的一面。此外，苏童也会为其“逃亡”故事设置一个物质象征，这一象征将角色联系到一起并促进故事的发展。

(一)时间因素

逃亡故事通常都发生在混乱时代。在《米》中，根据角色的穿着打扮、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推测其发生在1920－1940年。比如:五龙转过脸去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画，肥皂、卷烟、仁丹和大力丸的广告上都画有一个嘴唇血红搔首弄姿的女人［3］(P2)。其中的“肥皂”“卷烟”“大力丸”都是辛亥革命之后和日据时期的流行之物。此外，黄包车、码头帮派出现的时间也都是在1920－1940年。因此，尽管苏童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背景，但读者不难看出其所处的时代是在大革命之后和新中国成立之间。

苏童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混乱时期是因为如果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人的生活便会处在一成不变、自给自足的状态中，便谈不上温饱问题、生存问题，更谈不上“逃亡”的必要。正因为时代的混乱，政府、社会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于无秩序可循的状态:互相厮杀、互相蚕食，毫无安全感可言;彼此欺骗，毫无信任感可言;不是西风打倒东风，就是东风打倒西风，今天我不杀你，明天你就会杀我。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心理走向变异的可能性要比和平时代要高出许多，因为所见所闻都是血腥残暴，因此，这一时期的人在心理上来说要更加冷血残忍，为了生存会更加不择手段。活着就是目的，解决了生存目的，就会为了权势金钱而拼命，因为没有权力就会被其他人欺负、奴役，没有金钱便会生活得连狗都不如。这一时代特点正好体现在五龙的身上，正因为这一时代给他的感受促使他不断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状况进行“逃亡”，才会对收留、可怜他，甚至救他的人，没有一点心存感激之心。《米》中角色的心理异常其实是由这个时代造成的，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一批不正常的人，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事，最后这些不正常的命运都没有正常的结果。这又印证了苏童设计人物命运时的“轮回”模式——恶性循环模式。

(二)地点因素

苏童“逃亡”主题故事的出发点通常都是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而且是正在经历着灾难的小山村，可能是洪水，可能是干旱，可能是瘟疫，也可能是战争;并且村里面的人们一直在贫困线以下为着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在《米》中，五龙逃离枫杨树村，是因为那里五百亩的田地和美丽的村庄都被大洪水淹没了。如果家乡没有经历灾难，生活可以很平静，即便是生活得不够富裕，但也不会促使人们背井离乡去寻找出路。“逃亡”的目的在于生存，家乡已经不适于生存了，便会“逃亡”。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宝年为了逃离穷困抛下自己的新婚妻子，离开枫杨树村;在《逃》中，陈三麦的逃亡故事也是开始于枫杨树村;在《罂粟之家》中，沉草因为土改而离开枫杨树村;在《三盏灯》中，整个雀庄的村民都因为战争而四处逃亡。像莫言喜欢把高密乡作为他故事的发生地一样，苏童也喜欢把他的“逃亡”故事设在枫杨树村。枫杨树村被他设计来作为其逃离故事的起点，一个曾经很美丽但是却不太富饶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丑陋;一个善良与良知还未泯灭的地方，因为逃离的角色们都在离开之前将自己的良知留在这里。

(三)人物因素

在“逃亡”故事中的人物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和阴暗面，而且在苏童的笔下这些缺陷和阴暗面被无限放大。在《米》中，五龙太过偏执，对于任何事情只看得到其阴暗面;织云过于追求虚荣，而没有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绮云太过执着于父亲的米铺，而看不到放弃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其中，就五龙偏执的性格，苏童做了如下的描述:冯老板让织云给五龙买一双结实耐穿的鞋，不要买皮鞋，因为他是干活的人。而五龙却听出了深层的意思:不买皮鞋就是买草鞋，草鞋不值钱;米店里没有人真心对他好，他所知道的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浅薄而虚假，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这些人都是利用他，把他当工具，他只想到仇恨，而这种仇恨就像铁器，永远坠在他心里［3］(P34－35)。苏童之所以在“逃亡”故事中设置心理有一定问题的人的原因在于:太过执着追求一种东西的时候，人往往会被一叶障目，活在偏见或者盲目之中。家乡因为某种原因没办法生活下去，而活下去是“逃亡”故事中大多数逃亡的人物之所以逃亡的主要原因，他们可能一开始只是简单地想要活下去，但是慢慢这种简单的愿望会因为这些人本身性格上的缺陷 (贪婪)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对于金钱的欲望是为了活下去，对于权力的欲望也是为了活下去，但是这种欲望和之前那种简单的渴望已经相去甚远;而这些欲望又会促使人们不停地逃亡，进入逃亡的轮回之中。

(四)象征因素

正如前面提到的，苏童在他的“逃亡”故事中加入了象征主义的色彩，那些被附上“逃亡”标志的东西向读者展示了人物为什么要“逃亡”，他们逃亡为了什么。在《米》中，仅仅通过其题目便可以看出“米”就是这个带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五龙逃出枫杨树村是为了它，他在米店门口连续待了三天是为了它，他忍受冯老板和女儿们的鄙视是为了它，他瞎了一只眼断了两根脚趾也是为了它。五龙把“米”看成是生命之源，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只有跟米一起他才是最安全和安心的。他对于米的疯狂甚至表现在满足性欲方面。他不允许他的妻子孩子浪费一颗粮食:每餐饭后他都要检查他们的饭碗，如果有一颗没吃完就会生气。这可见五龙对于米的崇敬程度，他觉得米给他安全感，给他财富和权利。如果没有这个象征意义的“米”，五龙的疯狂“逃亡”行为似乎看起来就不合理而且也没有意义了。这一象征其实加深了“逃亡”故事发展的合理性，也能帮助故事朝着作者想要引导的方向发展。当然，除了“米”之外，苏童其他“逃亡”故事中也有类似的象征事物，比如: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是“竹子”，因为逃亡的人是一群手艺人;在《逃》中是风筝，因为陈三麦自己没能逃出去，将“风筝”比作他，代表他，让他“逃”出去。

“逃亡”这个主题是苏童最喜欢运用的主题之一，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话题;此外，使用这一主题其实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境和经历。苏童的“逃亡”故事大都发生在1920－196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也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时期。1966年，苏童四岁。虽然那时的混乱对他来说只是一些零碎的记忆碎片，但等长大后，他再次想起了那段历史，“历史”激发他写出人们“逃亡”的故事，逃离那些让他们伤心、痛苦的地方。

［1］苏童，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C］//苏童散文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2］苏童.救急的讲稿［C］//寻找灯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3］苏童.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