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部分大病发病率高且增长迅速，以恶性肿瘤为例，广西扶绥县的男性肝癌发病率居全国农村之最、男性鼻咽癌发病率也位居第二；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平均增速是每年3%，而甘肃在2005年就达到3.57%。虽然医学进步会提高大病存活率，但高昂的治疗费用依然给西部普通农户带来沉重负担。缺乏医疗保障的年代，农民动用储蓄、借贷、减少开支、变卖生产资料及财产勉强应付大病。[1]新农合使农民规避大病风险有了正规途径，但程度有限，贫困农户还得靠自身资源、扩展家庭和关系网络等非正规机制缓解损失，[2]因病致贫的威胁依然存在。当前西部新农合规避病风险的效果与东部差别很大，除了因为补偿水平不同，农民规避风险的机会不均等和缓解损失的能力差异也是重要原因。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机会和能力作为权利在实现健康成就上的重要性，对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大病风险规避困境和创新民族地区大病保障制度极具启发价值。

一、透视风险：可行能力与农民摆脱大病劣势的关系

森认为，异质性使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判断方法存在局限，两个人即便选择行为相同，效用也不可能完全等同，性别、年龄、残障、健康等差异还会使他们面临不同的机会，福利状态也就不同，进而提出用体现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来判断福利状况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