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娟

（邵阳学院，湖南·邵阳 422000）

引言

空间概念在近代哲学中始终被排斥在边缘位置。20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概念突破了人的意识尤其是内向生命意识体验的束缚，逐渐与社会、历史纬度共同构成哲学视域下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向之一。恰如福柯的预言：“当前时代首先是空间的时代”[1]。基于此，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文化认同的反思，正是借由对于自身空间历史记忆追寻，重构了空间结构中权力与民族想象，彰显出空间正义论的实践价值。

一、当代美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空间正义理论的基础与建构

（一）空间本体论的正义追寻

少数族裔文化批判的空间正义理论，建基于福柯、列斐伏尔、索亚等哲学家的空间性话语实践。在福柯看来，空间是按照权力意志建构起社会关系，空间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列斐伏尔窥见到“主体性的黄昏”[2]，将福柯的空间政治提升到空间性的高度。他指出，社会空间体现着社会关系以及人的主体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空间不仅是目的、载体和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中介，更是符号和价值的综合体。索亚区分了空间性（spatiality）与空间（space）概念，提出了空间本体论。他认为，空间不仅局限于自然容器存在形式或主观精神建构向度，上述两个空间“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2]后还存在着彰显辩证张力与权力矛盾结构的“第三空间”，也即“一个极为开放的空间……在那里，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能够同时被讨论而不会扬此抑彼”[3]。显然，索亚的“第三空间”类似于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其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价值为少数族裔文化想象研究提供了实践逻辑与理论理性。空间正义问题是“第三空间”中权力、资源与利益分配的问题。对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发展的文化意义而言，少数族裔文学创作群往往陷入文化空间、话语权被动局面，即便文化空间对所有人开放，作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斗争场域，其旨归仍不在于重构性社会实践，少数族裔群落受制于城市进程的霸权话语理论，失却了主动性和话语权。与此同时，资本交换在少数族裔区域流动，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边陲”的二元结构被“第三空间”解构，既往的边陲蜕变为文化殖民的对象，强化了少数族裔文学空间的张力。

（二）空间生产当代发展的文化逻辑

当代空间生产范畴的文化发展具有辩证法逻辑。对少数族裔文化理解，要从少数族裔的空间中的生产与空间自身意义的生产两个角度入手，探索少数族裔文化和地域特色多元性维护的空间命题。实际上，空间生产的历史逻辑与少数族裔民族本身历史逻辑紧密相关。后者通过前者表现出来，前者是后者的特定表征，二者具有根本一致性。而空间生存与资本发展的历史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并促成了空间生产的发展，并通过自身的壮大而出现对于空间生产逻辑发展的超越，表现出不同路向的历史进程。这在另一个层面说明，类似于美国少数族裔所处的资本主义体制不能实现空间生产与资本生产的有机融合，而且在上述区域正义、环境正义领域中必然呈现出异质性特征。由此，少数族裔文化在坚守既有民族特色文化话语体系基础上，必须加快观念话语、文化创新与结构升级，提升空间生产的层次和水平，不断增加话语权。

二、基于空间文化视野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书写模式

（一）异域化的空间想象

异域空间想象作为空间文化理论的表征，回应了少数族裔空间正义的理论诉求，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得见异域化的空间想象。例如，非裔美国文学代表艾里斯·沃克、欧内斯特·盖恩斯等作家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犹太裔美国文学代表索尔·贝娄、辛格、辛西娅·奥齐克不断得到学界认可，他们的创作都展示了少数族裔文化融入美国文化空间的艰辛历程。实际上，异域化空间想象塑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族群文化，强调了自觉自发的文化生成。美国少数族裔异域文化想象表述，既离不开少数族裔地理空间格局变迁诱因，也依托少数族裔民族地域差异架构，展现出少数族裔族群历史记忆的地区差异。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少数族裔文化交融并不十分清晰，异域空间阻隔造成了少数族裔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然而，美国文化体系又得益于各个少数族裔环境独特的文化构成，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标本性质的价值意义。在少数族裔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少数族裔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类似于索尔·贝娄、辛格等少数族裔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少数族裔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

（二）对少数族裔风情与文化习俗的想象

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异域化的空间想象，也包含了民俗文化的人文阐释。如果说异域空间想象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会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作用重大，[4]少数族裔作家通过对于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原始情感特质。当然，这种描述有时也包含批判态度。比如，刘裔昌在《父亲和光宗耀祖的后代》中将中国传统习俗视为“老掉牙的破烂”、把中国人描写为“毫无感情的机器人”。[5]黄玉雪《华女阿无》介绍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华裔家庭、社区，特别是旧金山唐人街生活。两者都对华裔社区、种族带有一种批评态度。然而，它们的负向态度也激励少数族裔文化从边缘走向复兴。另一方面，文化习俗的苦难书写展现出人性反思。少数族裔的历史变迁、民族苦难是作家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成为作家创作的底色，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少数族裔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

（三）对少数民族形象的想象性建构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是一种关乎现实空间与文学、政治、族群历史的文学创作。除去异域空间想象、民俗文化以外，民族形象重构也受到民族想象与族裔话语意识形态双重约束。一是民族想象的逻辑约束。空间生产注重文学表征与空间风貌的互证路向，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少数族裔民族想象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少数族裔形象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6]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既是少数族裔自身形象的确认，也是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最蓝的眼睛》 （托尼·莫里森）以及《喜福会》（谭恩美）中揭示的对于性别与种族的归属寻找。这种情感认同过程，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在少数族裔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然而，少数族裔文化存在形式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优劣区分，更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后者让少数族裔能够从乃至整个主流文化的体系中显现出来，转化为一种少数族裔自身话语被主流价值“施魅”、“去魅”、“复魅”的理论实践过程。[7]

三、历史主义视域下民族文学与文化想象建构

（一）国家认同置换族群认同

诚如上述，社会空间下的国家认同是空间政治的重要议题。少数族裔族群地方认同作为少数族裔个体种属直观性表述，凸显出个体通过族群等维度实现自我认知的基本路向。相应地，少数族裔个体在行为、符号两套表述体系达成的个人民族态度、身份确认的同时，民族本身也实现了认同和情感归属。而空间哲学范畴下，文学、文化与空间民族存在的相互发现，成为民族形象区别的重要依据，多元文化空间存在形式却重新设置了美国少数族裔认同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除去印第安族文学是真正土著意义上的族群认同之外，亚裔、非裔、犹太裔的作家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民族文化存在形式，其根本旨归在于讨论融入美国文化的凝聚力和认同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诸如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等文化精英对于少数族裔文化的静态分析以及人性的动态观照。他们通过文学虚构以“他者”视角填补了我们关于少数族裔的民族想象，突破了少数族裔文化封闭系统的束缚，在保持“自在自为”的少数族裔传统文化属性同时，实现了与美国国家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性信息交换。

（二）民族认同与全球化过程

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8]文化空间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而美国对待移民本身具有截然不同态度，展示出美国对于自身文化身份复杂认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也成为全球化立场下自身文化身份和政治生态反思的过程。我们看到，美国少数族裔文化重构体现了亚非、犹太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传统意义上少数族裔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少数族裔作家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诚如《橘子回归线》 （山下凯伦）和《食肉之年》（露丝尾关）所揭示的少数族裔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这说明民族认同已经与全球化相互融合，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特点，内在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少数族裔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

（三）族群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空间哲学下族群政治根本特质在于“对于族群文化共同体本身独特价值的尊重”。族群政治没有停留在关乎人类历史宏大叙事层面，而是转向族群内部社会与文化交流的逻辑操作。换言之，美国文化空间规囿了国家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亚裔、非裔、犹太裔少数族裔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进而完成所属族群的主体性建构。一是传统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少数族裔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通过历史记忆的力量对民族文化意象进行重建。二是通过民族文化挖掘，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实现自身身份认同。三是通过民族文化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对于少数族裔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9]这可以看作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而上述少数族裔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族群身份建构的重点。

四、美国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空间正义生产的文化反思

诚如上述，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话语空间的拓展是其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结合的标志。从文化反思角度来说，美国多元文化空间文化回应了少数族裔对于空间正义的理论诉求，凸显了社会空间下少数族裔从民族认同转向为国家认同的空间政治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族裔精英实现自我认知的基本路向。当然，对于民族形象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而言，借助文学虚构等手段巧妙建构起少数族裔文化与国家空间政治互动关系，无疑是一种可行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空间生产事象与空间政治的内化关系强调文化地理空间符号表征的重新解读，我们将美国少数族裔文化的重构简单划分为性别、阶级、种族也只是为了更为简洁论述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在少数族裔文化精英的表述体系中，每一个文学表达对象本身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和影响。尽管我们的论述更多地从文化地理重建与民族精神关联的角度出发，并不存在衡量民族政治样态的普遍、绝对标准，任何否认文化独特性的逻辑都无法成立，任何试图固化少数族裔文化多样性的企图都无法逃脱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粗暴逻辑，任何企图用一种大而化之的弥合态度来固化各种分层形式的主张都难免陷于思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任何试图判断它种价值准则行为是否正确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行为。相反，对于文化调适的概念而言，只有在关注民族空间多样化的同时，深深植入对于民族、性别和精神价值追求的观照，才是对于少数族裔空间重建制约因素意义思考的积极路向。

[1]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Vol.16，No.1 （Spring，1986），p.22.

[2]参见（美）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J].万俊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10.

[3]（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

[4]（美）菲利克·格罗斯.公民与国家[M].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0.

[5]Barney Warf，The Spatial Tur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Routledge:London&New York，2009，p32.

[6]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71.

[7]吕拉昌.整合、超越与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生态系统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02.

[8]董 建.超越国家——从主权破裂到新文明朦胧[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220.

[9]（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