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溪

7月14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终于达成，长达12年的谈判终于画上句号，协议因此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形容为“历史性的大交易”。而在种种惊叹与赞誉声中，《金融时报》的观察视角与众不同，它认为伊核协议的最大意义在于一个国家首次通过外交而非战争方式摆脱了经济制裁。

的确，经济制裁始终是近代以来大国特别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在演讲中明确提到：“遭受经济制裁的国家就是一个即将投降的国家，……制裁是和平、无声而又致命的手段。”不过，现实似乎与威尔逊开了个玩笑——自国际联盟成立以来，经济制裁一用再用，但其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其中不乏引发战争的案例：1935年～1936年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并未阻止其入侵埃塞俄比亚，1940年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禁运更是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及经互会成员的战略物资禁运也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经济制裁的“效果”始终与它的“目的”相关联。大部分制裁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让制裁对象屈服”，而是削弱对手的力量，从而为军事颠覆做准备。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前，对伊实施了长期的经济制裁;1999年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前，南联盟也遭受了经济制裁;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制裁显然也是在为“拔除眼中钉”做准备。这一类制裁，其目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外交方式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