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

6月28日至7月8日，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简称“世界遗产大会”）在德国波恩举行，大会因中日韩本年度申遗都各有所获而备受舆论关注，中国土司遗址、韩国“百济历史遗迹地区”和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均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然而，本次日本申遗伴随着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引起了中韩对历史伤痛的回忆，从而使问题的焦点超越了世界遗产大会发放的“大礼”。在日本申遗过程中，日韩外交纠葛贯穿始终且余波未了，中韩与日本的不同历史观在“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碰撞。

寻找理由、精工细作、外交努力

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全称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工业革命遗产·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大体涵盖日本1850年至1910年的工业革命遗址，遍及长崎、福冈、佐贺、熊本、鹿儿岛、山口、岩手、静冈等八县，包括煤矿、造船厂、钢铁厂，如日本长崎县军舰岛“端岛碳坑”、三菱长崎造船厂等23处遗址。日本此次申遗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寻找“适当的”申遗理由。5月4日，日本向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申遗，从日本方面给这个项目最初拟定的名称，即“九州、山口的近代化工业遗产群——非西洋世界的近代化先驱”中即可看出端倪，即使在其修订后的申遗文本中，也直言不讳地强调日本是“非西欧地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因此申报这个项目具有“世界史意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013年9月1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解释申遗理由的：“（遗址）体现了日本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历史，并且涵盖了岩手县釜石市的遗产，若申请成功将对（3.11大地震）灾后重建援助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