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

《顾随全集》书信卷收有顾随致周作人的一封残信：

晚饭后得吾师手书，又语录三章，如大热得美荫，积困为之一苏。题王君画及题弘一法师书二章已见过，但师跋语中“鱼沫相呴”一语，弟子所感实深。一体苦住，故能感受。但道有浅深，吾师出语，雍雍穆穆。若弟子则不免有浮气燥气，至少亦有愁苦气也。

此信落款日期为“五月廿五灯下”。要为这封信系年，不妨从信中提及的“语录三章”入手。“题王君画及题弘一法师书”，即周作人的两条题跋，作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全名为《题王显诏山水画册》及《题弘一法师书〈华严经偈〉》。这两则语录作为“药草堂题跋”中的两章，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北平《晨报》上。除此二章外，同时发表的题跋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录〉书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灯下）、《寄甘山》（二月二十一日）、《寄法明》（三月六日）、《〈三不朽图赞〉题记》（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由周作人标记的写作时间可知，这六条题跋中有四条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所作。没有标明年份的两章：《寄甘山》、《寄法明》，性质略有不同，与其说是题跋，不如说是书札。法明是雍和宫的一个和尚，周作人的弟子废名曾和此人同住。“甘山”何许人也？先看这则书札的内容：

手书诵悉。承示文章，颇有兴趣。昨晚偶读余澹心《东山谈苑》，随笔写一小文，另纸录呈，以发一笑。无兴趣亦无闲暇写长篇文字，随手作百许字题记，聊可自娱，但苦于不能惬好，大抵不难于巧而难于拙，阁笔自思，往往惭愧与快乐夹杂也。上午方录好一纸，开元师兄（笔者注：沈启无）来便尔持去，饭后重抄，恐字益草率矣。不具。二月二十一日，药堂白。

周作人每日随手写就的书札不在少数，为何要将这则《寄甘山》公开发表？且发表时，不标明年份，又与几条无关痛痒的旧文混在一起，似乎此信也是“七七事变”前所作。

然而，这不过是文人的障眼法。《寄甘山》的写作年份不难考订，信中云“昨晚偶读余澹心《东山谈苑》，随笔写一小文”，此文即与上述《药草堂题跋》同日发表在《晨报》上的《读〈东山谈苑〉》。而《读〈东山谈苑〉》作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灯下”。据“昨晚偶读”云云推断，《寄甘山》落款处之“二月二十一日”，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抄寄“甘山”的《读〈东山谈苑〉》并非周作人“随笔”写就的读书札记，而是有所为而作的辩词，故“不难于巧而难于拙”。文中引《东山谈苑》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周作人表彰倪云林之“一说便俗”，其实是为事变后自己所持的“不辩解说”辩解。

查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周作人日记，“发信”栏中有“苦水”之名。“苦”对“甘”，“水”对“山”，“甘山”即“苦水”，原来此信是写给顾随的。有意思的是，“苦水”与“药堂”这两个别号的呼应关系。周作人沦陷时期的文集名，多与“药堂”这一别号有关，如《药味集》、《药堂语录》、《药堂文集》、《苦口甘口》。而顾随一九三八年作诗云，“苦水是药”、“药是苦水”。

回到《顾随全集》收录的那封残信，由“题王君画及题弘一法师书二章”的发表时间及信中暗示的时代氛围推断，这封信应写于北平沦陷后，更确切地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周作人跋语中“鱼沫相呴”一语，即基于沦陷下知识人的共同处境。据沦陷八年困守北平的常风回忆，“七七事变”后他常去苦雨斋拜访，觉得周作人“当时似乎有点寂寞”。有一次常风说起他和大学时代的哲学系教授邓以蛰住得极近经常来往，过几天就接到周氏来信，问邓以蛰住在何处，“说需要相濡以沫”（《记周作人先生》）。常风的这段回忆，可为周作人“鱼沫相呴”一语作注脚。顾随信中“一体苦住，故能感受”云云，亦是回应北平沦陷后周作人的选择—将“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用佛家的说法，“乐行”不如“苦住”也。

现存顾随致周作人的八封信中，还有一则短札，年月不详，也应是沦陷时所作。信中云：“比来写字之余，时时为小诗自遣，兹挑录一章请正。吾师兴致何似？译书外，有新制否？”可知沦陷时期师徒二人的关系，除登门晋谒、书札往还外，还借诗词唱和来维系。

顾随曾将他沦陷时期的诗作编订为《倦驼庵诗稿》。据说这份诗稿并未刊行，全稿已散佚。编《顾随全集》时，辑得沦陷时期的诗作一百五十余首，其中竟未见顾随与周作人唱和之作，不知业已散佚，还是存而未录。唯有《一九四五年元日以病不出门，试笔得小诗四章》其三中出现周作人的身影：

将心杀境境难空，扶得西来又倒东。

梵志当年翻着袜，至今惟见药堂翁。

“药堂”即周作人沦陷时期常用之别号。“翻着袜”典出王梵志诗，顾随此处化用周作人一九四0年底作的一首打油诗：“居士若知翻着袜，老僧何处作营生。”这首一九四五年元日试笔，说明周作人“落水”后，顾随并未与其撇清关系，这种“鱼沫相呴”的师徒关系一直维持到沦陷末期，甚至是抗战胜利以后。这首诗化用的典故“翻着袜”，更含有对周氏处世姿态—“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的认同。

若将周作人沦陷时期的《苦茶庵打油诗》与顾随同一时期的《倦驼庵诗稿》两相对照，单就诗中所咏之事而言，不难发现一些微妙的呼应。如《苦茶庵打油诗》的第一首：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此诗录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作人附注云：“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亡之矣。今忽记起，因即录出。”如何用炒栗子来寄托故国之思，不是此处分析的重点，碰巧顾随《倦驼庵诗稿》中也有一首咏炒栗的七绝，就题为《书〈老学庵笔记〉李和儿事后》：

秋风瑟瑟拂高枝，白袷单寒又一时。

炒栗香中夕阳里，不知谁是李和儿。

《顾随全集》将此诗系于一九四三年，不知有何版本依据。从用事及用韵上看，“不知谁是李和儿”仿佛是“伤心最是李和儿”的回声。

仅凭零简断章尚不足以还原沦陷下顾随与周作人如何“一体苦住”。《泰山学院学报》二0一五年第一期上刊布的一批新材料：《新发现的顾随呈“药堂翁”诗六首》，有助于重新审视师徒二人的互动关系。可惜发现者没有交代新材料的来源，对这六首和诗的考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论文中称“药堂师所示游僧诗现无可查考，且就和诗而说之”。正因作者没有追查周作人原作，单从字面上考索顾随和诗，导致释读上的偏差。周作人的“游僧诗”怎会“无可查考”？且不论早已结集出版的《知堂杂诗钞》（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老虎桥杂诗》（河北教育出版社二00二年版），一九四四年上海《杂志》上刊载的二十四首《苦茶庵打油诗》，其三至六即所谓“游僧诗”。

周作人的“游僧诗”最初公开发表在上海《宇宙风乙刊》一九三九年第八期上，总题为《偶成》，共五首，包括三首“游僧诗”和两首“元日感事诗”。从内容尤其是韵脚上判断，这组“偶成”即顾随所和的原作。《宇宙风乙刊》上周作人“偶成”诗后附有沈尹默的《和知堂》，注云：

一月廿五日得知堂兄见寄新诗，读罢怏然若有所触，不得不答，辄依韵和之，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唯览者自得之耳。

可见周作人赠诗的范围，不限于沦陷北平，亦不止顾随一人。这里不得不附带提及顾随与沈尹默的关系。一九四三年顾随致周汝昌信中自称“近十年中作诗与作字，确实为默老烧香”。“默老”即把顾随从地方中学安置进燕京大学的沈尹默。“烧香”系佛门术语，指宗门嗣法弟子住山后，为其传法师烧香。就师徒关系而论，顾随在书法及诗法上对沈尹默的尊崇，或许比对周作人更进一层。

新发现的顾随和诗，缘起于“药堂翁以一绝见示，谓是游僧诗，戏和二首”。发现者据诗题中“戏和”二字推想：“那首游僧诗定是写得相当诙谐;也可以想见当年师徒二人读诗时，那气氛可能是相当轻松。”这一大胆的推想，非但曲解了“戏和”之义，更似对沦陷下知识人的处境与心境不甚了然。无论顾随的“戏和”，还是周作人的“打油诗”，都是表明心迹的“述怀”，绝非轻松诙谐的游戏之作。

周作人赠与顾随的这首“游僧诗”，即《苦茶庵打油诗》其三：

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

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

这首诗作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氏跋语云：“古有游仙诗，今日偶作此，岂非游僧诗耶？”所谓“游僧诗”是接续道教“游仙诗”的传统。“游仙诗”的写作动机，多源于时空上的压迫感。面对转瞬即逝的生命，或封闭空间的迫厄，而采取一种超时空的模式，借“游仙”以述怀。周作人的“游僧诗”，同样是用“方外”世界对抗“方内”秩序。

“粥饭”、“钟鱼”是出家人的日常生活，“非本色”则点出苦住庵中的这位“老僧”不过是周作人扮演的一个角色—“‘暂’将袍子换袈裟”。“劈柴”、“挑担”乃僧门日课，在这里却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或代指事变后周氏背负的心理、生计兼道义上的重担。

“掷钵飞空去”展现得道者的神通，起到时空转换的功能，坐实了“游僧诗”的“游”字。但不是漫无目的的四海云游，而以“东郭门”为落脚点。东郭门是周氏故乡绍兴的一个水城门，在他追忆往昔生活时，总出现在这种色调的镜头中：“待得缓缓归，天色近黄昏。”对于不如归去却又无法归去的游子而言，东郭门实在是悲哀之地。

见到“药堂翁”的这首游僧诗，顾随“戏和”了两首七绝：

南来北去充行脚，东疃西村侭化缘。

输与牵风青荇里，小鱼跳出浪痕圆。

坐卧不曾修胜业，奔波枉是结尘缘。

禅心欲问天边月，何似遮头箬笠圆。

顾随这两首和诗，如沈尹默所云：“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唯览者自得之耳。”“行脚”、“化缘”云云，指事变后顾随为维持生计四方“乞食”的经历。“输与”二字是转拐，由现实处境遁入带有禅意的诗境。“牵风青荇里”系化用杜甫诗句“水荇牵风翠带长”。“小鱼跳出浪痕圆”出自张炎《南浦》词，顾随以为张炎词如中晚唐人诗，只有“俊扮”，无“丑扮”，“如‘鱼没浪痕圆’，真好，但写沉痛写不出来”（《驼庵诗话》）。

之所以说顾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因其喜以禅入诗、以禅解诗。一九四三年顾随应辅仁大学之邀，为国文系同学讲演，声称禅与诗的相似处只在“不可说”这一点—“非不许知，乃是不许说”。顾随对“不可说”并非“无”而是“真有”的领会，近乎同时期哲学家熊伟对“说”与“可说”、“不可说”与“不说”这两对概念的辨析：“可说”与“不可说”都是“说”，“不可说”乃其“说”为“不可”，非“不说”也。故“可说”固须“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说”而始“不可”（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一九四二年第一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的“不辩解”，非“不说”，乃是以“不可”为“说”。

一九四二年顾随和沈尹默诗曰：“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游僧诗”唱和中的“禅机”，隐伏于沦陷下知识人“不可说”又不得不说的那部分经验。

新发现的顾随和诗中，除了“游僧诗”唱和外，还有一首题为《二十八年元日有感呈药堂翁》。整理者据诗题推断这首诗是一九三九年元旦所作。实则此乃顾随有感于“二十八年元日”之事而作。换言之，这首诗是“感事诗”，而非泛泛之抒怀，所感之事即一九三九年元旦周作人遭枪击一事。而遇刺事件是“苦住庵”中的“老僧”决意“出山”的转折点。顾随此诗虽非次韵和作，但内容上对应于周作人的两首“元日感事诗”。

周作人的“元日感事诗”，一首作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此时尚沉浸在“遇刺幸免”的震惊体验中;另一首作于一月十四日，已带有自我排解、自我疗治的意味：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

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找得杜樊川。

就在这两首“感事诗”的间隙，一月十二日周作人接到伪北大的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所谓“事实上”不能去，只是拿遇刺后出行不便做挡箭牌。事实上，从一九三九年一月起，周作人已逐月领取伪北大图书馆的薪金。

所谓“忍过事堪喜”，未必真能隐忍，若“忍”的功夫不到家，由“喜”生嗔，反酿成横决不可收拾的局面，把平日躲在“绅士鬼”身后的“流氓鬼”引逗出来。故深谙周作人心性的钱玄同赶紧去信劝他“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臆加意排解摄卫”。

由周作人“元日感事诗”的写作时间推断，顾随之“二十八年元日有感呈药堂翁”，并非作于“二十八年元日”，而作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以后：

二十年来隐旧京，幽斋小院拥书城。

万言难补国治乱，举世谁知身重轻。

纵使飞空看圆月，可堪忍已到无生。

世尊不作冤亲别，翘首人间一动情。

“纵使飞空看圆月”对应于周作人“游僧诗”中的两句：“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这首“游僧诗”又题为《遇刺前偶作》，周氏加按语称：“廿八年元日遇刺客，或云掷钵诗几成谶语，古来这种偶然的事盖多有之，无怪笔记上不乏材料也。”

末句“翘首人间一动情”，则呼应周作人“游僧诗”续作中“流水斜阳太有情”。六十年代周作人致鲍耀明信中说，这句诗道出他留在华北的“気持”（心境）：“国势如流水东去，‘斜阳’欲落，但仍是不能忘怀。”此种“不能忘怀”之情，即事变后周氏致废名信中所云：“觉得有此怅惆，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舍去也。”对于周氏之“动情”及苦住，沈尹默在和诗中反问：“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顾随和诗中与周作人“元日感事诗”直接对应的两句，一是“可堪忍已到无生”对应于“但思忍过事堪喜”，二是“世尊不作冤亲别”对应于“回首冤亲一惘然”。周作人在与弟子的书札往还中，常戏称“尊”或“粥尊”。“冤亲”之别关系到周作人当时对行刺者身份及动机的判断，此处不展开辨析。

“可堪忍已到无生”中的“无生忍”，亦称“无生法忍”，是佛教术语。“无生忍”的“忍”非一般意义上的忍受、忍耐，对释子而言，是“智”的别称。《大智度论》卷五十云：“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大乘义章》卷十二谓：“理寂不起，称曰‘无生’，整安此理，名‘无生忍’。”简言之，“无生忍”在大乘佛教中，系对“无生”这一“实相真如”的认可。

周作人自称平常喜欢“和淡”的文字、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苦茶庵打油诗》中的个别作品，便颇有戾气，或说“生辣之致”。沈尹默曾批评顾随的诗“出语自然”，“但略嫌少生辣味”。顾随也承认自己性情温厚，“苦于狠不上来”，虽然“于世路上栽过几次跟头，吃过几回苦子”，“亦颇略略领会得咬牙工夫”，但尚未修炼到释家“无生法忍”的境界（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致周汝昌信）。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狱中所作杂诗中，有首题为《打油》的打油诗，可见周氏对这一文体的态度：

昔读寒山诗，十中了一二。亦尝看语录，未能彻禅味。

但喜当诗读，所重在文字。吟诗即说话，此语颇有致。

偶尔写一篇，大有打油气。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

掐臂至见血，摇头作游戏。骗尽老实人，得无多罪戾。

说破太行山，亦复少风趣。且任泼苦茶，领取塾师意。

周作人再三说自家的“打油诗”，只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若过滤掉油滑的分子，掺入忧惧之思，岂非名实不符，违背了打油诗的基本精神？打油诗自身的文类传统，迫使周作人不得不摘掉嬉皮笑脸的面具，将自己的“述怀”之作重新命名为“杂诗”。

知堂杂诗的“打油气”，还是蒙骗了许多“老实人”，或未感受到其中“掐臂见血”的痛感，或误以为是轻松诙谐的游戏之作。但若径直道破打油诗中的心事与禅机，在周作人看来，“亦复少风趣”。“太行山”事见赵梦白《笑赞》中：甲乙争太行山，甲读“泰杭”，乙读“大行”，取决于塾师;塾师偏袒读“大行”者，甲不解，塾师曰，你输一次东道不要紧，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

周作人自号其学为“杂学”，且不肯以文士自居，更不愿自命为诗人。对于知堂狱中所作杂诗，顾随以为并非打油诗的路数，而源自阮籍《咏怀》、左思《咏史》、郭璞《游仙》以迄于陶渊明《饮酒》、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这一脉的特点是“生理世情，诗情哲思，兼容并包”。在顾随看来，知堂“偶成”之诗与刻意为诗者不同，后者斤斤于声调格律之间，“无一不似诗而终不成其为诗”，而其师之学“溢”而为诗，“不必似诗而终成其为诗”（《跋知堂师〈往昔〉及〈杂诗〉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未刊稿）。

一九四七年八月顾随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题为《二知堂诗草自序》。何谓“二知堂”，一是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说，二来寓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的意思。但附记又声言，“二知”之名“此后却不拟再用，一则前人已有用之者，二则此‘二’亦确不易知耳”。取名为“二知堂”又废弃不用，与其说是因为“知命”与“知非”之不易，毋宁说这一堂号不能不让人想起此时身困囹圄的知堂。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顾随给女弟子叶嘉莹写信，以不无怅惘的笔调提及知堂老人：

南京，不佞是一个熟人没有。有个极熟的人却住在老虎桥里。你当然知道他是谁。不过他的寂寞一定更甚于你，你此刻也决不会去看他。写着写着，废话又来了。

同年十一月七日顾随日记中又出现知堂的名字：“拟与知堂师写信，亦以心情不佳未能下笔。”而顾随此时也处于时代更迭之际的彷徨与焦虑中：“生命，必须与以意义;倘无，急需觅得一个。生活，必须有一种才能;倘无，急需炼成一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顾随在日记中再度为周作人抱不平，因“‘华北’报载，胡适之在南京北大同学会涕泣陈词，自谓无颜见会知堂老人，所谓露泥脸与现羊脚耶！负盛名、达老境，真不易自处也。矧丁兹多乱之秋耶”！

关注“七七事变”后顾随与周作人的日常交往与诗词唱和，意在呈现沦陷时期的师门与师道。沦陷下的师徒关系，面临着士林内部的道义压力，尤其是周作人事伪后。赵园曾指出明清易代之际师生关系往往被政治立场、道德评判裹挟，“尤为时论所乐道的，是师弟间的互动，以至弟子的主动性—其对于师的道义推动”（《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四章）。然而在与周作人的互动过程中，顾随几乎没有表现出世人所期待的“主动性”，从他的书札及和诗里更多流露出对其师的同情、谅解而非道义制衡。透过顾随及其他苦雨斋弟子如俞平伯、废名等对周作人“落水”事件的反应及表态，可窥见在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压力下师门的庇护作用及师道的维系与变形。

（《顾随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