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

二0一四年，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最高级别教席“斯特林”教授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出版了新著《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 从宏大与美到美国独立》（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From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o American Independence）。伯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现代政治的发展更是有着深远影响，伯克的思想因为包含诸多看似矛盾之处而更显丰富和耐人寻味。现代读者往往将伯克视为反对革命和政治创新、维护贵族传统和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者，这一观点不只忽略了伯克作为辉格派议员，强烈要求限制王权、巩固议会的自由宪政理念，也简化了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深刻历史和哲学内涵。事实上，伯克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创始者之一，其政治思想和实践远比一般读者想象的要更为强调社会公正和公义等问题。在赞赏贵族精神的同时，伯克始终关注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强烈反对武力主义。布罗姆维奇的传记摆脱了诸如伯克是“现代保守主义之父”等教条的束缚，他对伯克思想的细致梳理，围绕伯克认为“政治原则乃是道德原则的放大”这一核心观点展开，阐明了伯克的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原了一个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者的形象。布罗姆维奇认为，伯克的政治观念和现代任何党派的纲领都有所区别，而所有政党又都可以从伯克的著作和思想中汲取智慧的养分。

布罗姆维奇对伯克作品细腻敏锐的剖析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之前多种伯克传记中相当罕见。文学研究出身的布罗姆维奇曾是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的高徒，在美国学界是浪漫主义批评与诗歌以及十八世纪政治和道德哲学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是欧美知识界伯克研究中最具洞察力的学者之一。细读文本的深厚功力，加上丰厚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洞见，使布罗姆维奇可以深入伯克思想的精妙之处，积微成大，陟遐自迩。

本书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于把伯克解读为一个道德心理学家，既着眼个体心智，又关注社会秩序，而伯克对道德心理的洞察也是他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布罗姆维奇通过分析伯克两部早期作品— 《为自然社会辩护》（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和《关于宏大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为理解伯克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有用的注脚。伯克对“宏大”（sublime）这一审美体验的阐述尤其关键。Sublime中文常译作“崇高”，但用在伯克的作品中并不准确，因为伯克将其作为一个描述性用语，野兽的咆哮、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笔下黄泉之地的恶臭都可以唤起“宏大”感。“宏大”的审美心理反映了人们喜欢寻求超越常规和习俗的新奇事物的情感刺激，这种倾向和好奇心一样，都具有非社会性和非道德性（有别于不道德）的特征。但伯克同时认为，激烈的情感能量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需要回复到平静和均衡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人们会慢慢形成自我节制和相互尊重的心理和思维习惯。这种习性虽然限制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却是社会生活的黏合剂。伯克强调风俗和习惯在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和休谟、亚当·斯密、亚当·福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观点相近。然而，布罗姆维奇指出，伯克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总能看到人性中的两种力量及其如何相互影响：热衷模仿和刺激是比人的社会性和道德性更原始的本能，是各种可能的生命形式的动力，而风俗和习性则为已有的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模式。

布罗姆维奇将伯克对人性的洞察和莎士比亚对比，并细读了伯克本人在作品和演说中多处引用或指向的莎翁诗句，这一独特的视角尤显伯克思想之丰富精妙。与莎翁一样，伯克对任性冲动和专断孤行等行为心理既明察秋毫又充满警觉。野心、贪婪、征服欲，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真情和本性的漠视，在伯克看来都是公共生活的诅咒。然而，伯克除了深深质疑人性中强烈的占有欲之外，也由衷欣赏自我牺牲的勇气，伯克被《李尔王》中肯特自始至终、不离不弃追随李尔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认为这种足以战胜自私算计的慷慨精神既常见又不失伟大，他也力图让人们敬慕历史和生活经历中这种抹杀不掉的忘我冲动。

对人性的识见直接影响着伯克的政治哲学。伯克思想最具争议之处，莫过于他对贵族阶层的袒护。伯克本人并非贵族出身，为何像他这样充满睿智和怀疑精神的秉性会认同和赞赏贵族阶级，认为一个国家的“激活毅力”（vital stamina）存在于这个阶级的成员中？毕竟这一观念包含着对特权的支持，而特权总会妨碍我们客观地考量公共利益。用现代“政治正确”的平等观来批判伯克并不难，也是欧美学界伯克研究中屡见不鲜的批评立场，但布罗姆维奇对伯克的理解似更细致入微。他结合十八世纪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风貌，从精神品质和政制架构两个层面剖析了伯克对贵族阶级的复杂态度。需要澄清的是，伯克不否认贵族阶级享有特权，也深知其腐朽衰颓的一面。在他晚年《给贵族大人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 中，曾淋漓尽致地讲述了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伯克说过：“我不是贵族的朋友，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贵族。”伯克此言既重申他不是贵族成员，也暗示他对贵族的理解另有深意。对伯克来说，贵族意味着“绅士精神”，它赋予社会一种非自私的自我尊重，这种尊重也是公益所需的博大情怀的源泉。他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写道，欧洲文明的文雅植根于它的“绅士精神”，同时，“绅士”一词暗含一种让人目光长远的人文熏陶。伯克深知，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教化远未在贵族阶级以外普及。虽然对很多贵族而言，“绅士”无非是一种尊贵的社会身份或名号，然而他寻求的慷慨精神和温文尔雅最有可能出现在“绅士”们中间，因为经济上不依附王权、人格上不畏缩或自我质疑有助于形成一种贵族品格。布罗姆维奇还指出伯克的批评者经常忽略的一点，那就是伯克坚信，虽则绅士精神源于特权，但这种精神若以无私或宽宏的行为做榜样，当会感染其他社会阶层的大众。

伯克对贵族的态度也和他的宪政理念密切相关。对伯克而言，贵族是英国代议制的一个重要根基，并决定着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可靠程度。直接民主对伯克没有吸引力，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民众和议会下院密不可分，总是通过他们的议会代表行事。伯克理解的民众不要求政府直接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把政府看作一个和自己分隔但反应灵敏的机构，政府要通过自己的行为赢得民众整体所自由认可的权威。从本质上，伯克当然并未质疑寡头政治，因为他维护的代议制并非民治，而是为少数贵族阶级控制但又需要执政为民的政府。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伯克认为政府只有着眼全体民众才能获得尊重，要说他主张的不是民治政府，至少应是民享。布罗姆维奇阐明了伯克对民众既怀疑又重视的微妙态度：伯克认为民众无法直接决定公共政策，在短期内，他们甚至可能认不清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但是民众总能最准确地判断自己所受的压迫。因此，在宪政自由问题上，民众理所当然是“合法和有资格的裁判者”。民众虽不适合控制权力，但可以制约权力，伯克称他们为“权力的天然制约者”，任何意欲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都让人恐惧。

从一七六五年进入议会下院，伯克一直致力于限制日益膨胀的君权及其对议会和宪政自由的侵蚀。在他撰写的一本题为《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1770） 的小册子中，伯克详细阐述了有关权力制衡和反对派政治力量的重要性等核心思想。布罗姆维奇指出了伯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在分权思想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权力分立主张旨在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汲取不同政体的特征，包括君主制推崇的“荣誉”和共和制强调的“德性”。这种混合政体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简单多数统治原则，伯克维护多数原则并非因为多数人知道什么对大众有益，而是因为多数人明白什么对大众有害，故而宪政分权在防止权力滥用的同时，也可以保障多数人行使权利而不使少数人蒙冤受屈。伯克还对专制心理做了透彻分析，他指出，为了延续其统治，专制主义一方面要彻底削弱民众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把民众当作可畏的反对力量来对待。同时，专制的本性决定了它势必想方设法，瓦解人们对于处在政府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有识之士既有的敬意和尊重，还往往冠以改变不良风气的名义，最常用的伎俩是贬损甚至祛除那些阅历丰富的人，从而使内阁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更为得心应手。

与伯克的分权理念相辅相成的是他的政党政治思想。伯克认为政党一方面可以克服自私自利的野心，一方面可以避免政治理想主义狂躁。政党通过内部达成一致的代表性群体形成连贯的政策，这一政治模式可以做到既忠实原则，又维护利益，而原则和利益也未必总是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伯克强调，政党政治的意义在于政治反对力量的积极作用。在现实的处境里，针对乔治三世身边的“国王之友”派势力形成的隐秘内阁，伯克提出：“当小人集结时，君子亦须联合起来，否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倒下，成为一场卑劣斗争中无人同情的牺牲品。”伯克和他追随的辉格派重要领袖人物罗金汉勋爵（Lord Rockingham）秉承光荣革命的精神，认为议会是协调强势王权和弱势民众的重要中间力量，议会应该分为执政内阁和警惕的反对派力量两部分，而保持两者活力的关键在于，存在一个无须对国王负责的政党。伯克和他拥护的罗金汉一派，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反对党的作用，在美国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们始终坚持自由和宽容的精神，反对向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更反对向殖民地动用武力。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伯克在议会先后发表《论北美殖民地的税制》和《论与北美殖民地和解》等著名演说，一方面反驳英国针对北美殖民地的强硬立场和错误政策，一方面讲述一个泱泱帝国应有的宽宏大量及和平举措，成为罗金汉反对派的纲领性文件。伯克把政党定义为“一个团结的群体，通过共同努力以及共同认可的原则，促进国家利益”。伯克理解的“原则”具有强烈的道德内涵，他强调的“国家利益”并无现代政治中宣扬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是代表一种超越狭隘地域和党派政治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和道德勇气、信念、正直、毅力等品质是伯克崇尚的原则，而这种公共精神与个人修养息息相关：“要把个人生活中可人的秉性带入公共服务和管理中;做爱国之士，但首先别忘了我们是绅士。”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伯克更加深入地论述了文雅的风范对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并写下“国固可爱，始可爱国”（To make us love our country， our country ought to be lovely）的经典名句。

布罗姆维奇进一步指出，伯克在强调政党的统一行动力的同时，还尤其注重政治家的才能和判断力。伯克认为，一个良好的政府，绝非治安官和老百姓之间无休止的龃龉，而一个政治家的首要素质是清楚民众的性情和需要。在《论与北美殖民地和解》中，伯克强烈反对英国政府镇压北美殖民地，这一立论的说服力来自伯克对北美殖民地国民性的深入透彻分析。伯克指出，美国强烈的自由精神有六大主要因素：在那里定居的殖民者继承了英国追求自由的传统;美国地方政府中的共和形式;北部省份中清教徒的狂热;南部地区的贵族作风，而奴隶制更凸显自由的可贵;在美国，研习法律既受人尊重，又颇为流行;美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会受制于远在三千英里之外的欧洲权力的掌控。伯克对历史的把握和对风物的洞察与孟德斯鸠、赫尔德等十八世纪思想家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重视社会风俗和文化心理对政治生活的深远意义，而作为行动的哲学家， 伯克更深谙政治家的品格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政治的真谛往往是宽宏大度。”伯克反复强调，“泱泱大国和浅薄猥琐总会格格不入。”当然，伯克理解的政治已不仅仅涉及宪政的形式和政治技艺，更是关乎道德选择，政治不只是法治，更体现了“法的精神”。伯克从不忽视政治家所需的灵活和妥协的能力，在他看来，摈弃任何妥协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往往会把主动权转让给特定时期的压倒性力量。然而伯克认为对政治家而言，公共德性是最重要的，他追求的“宽宏大度”（magnanimity） ，自古希腊到十八世纪，通常和贵族风范紧密相连，这也是伯克所认同的贵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但是从伯克一七八二年为罗金汉勋爵撰写的悼词中，布罗姆维奇敏锐地捕捉到，伯克已经将贵族精神的传承渠道从血脉关系改写为道德认同感。

也许这种道德认同感不只发生在这本传记的核心人物和他跟随的辉格党领袖之间，还体现在传记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上。在布罗姆维奇笔下，伯克既不是脸谱化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美国保守势力宣称的忠于地域或民族国家利益的社群主义者， 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思想家。他的国家必须服务于全人类的福祉才能赢得他的爱戴，用伯克自己的话说，“我信奉的唯一宗教，是普遍相通的人性和至善”，可谓“为善与众行之，此善之善者”。布罗姆维奇的思想传记和剑桥学派思想史的研究路径类似，都特别关注思想家与历史命题以及观念发展的紧密关系，而布罗姆维奇作为一流文学批评家的深厚底蕴，让他对话语和修辞的微妙有更细腻的解读，对人物和人格的内涵也有更深刻的判断。最终，洞察人心成了传记作者和传主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