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马瑛

摘 要：棉农是农业新技术采用的主体，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且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关键又在于棉农对新技术采用的意愿。基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276份棉花种植户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棉花种植户新技术采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及描述性数据特征，实证结果显示，棉农采用新技术意愿高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棉农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种植棉花的年数、是否参加农药使用技术培训、是否有技术推广人员、是否举办技术培训、是否参加合作社、灌溉方式，这9个变量对棉农采用新技术意愿有显著影响，增产、节约成本、节肥、节药等新技术成为棉花生产的主要需求与推广方向。

关键词：新技术采用意愿；影响因素；棉农

中图分类号：S562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8.025

新疆棉花产业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并连续21年占据全国棉花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国内销售量、出口量首位，总产量占全国1/3以上。2014年，新疆棉花以197.8万hm2的播种面积、309万t的总产，再创历史新高，新疆棉花产区分为东疆、南疆、北疆，在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方面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疆棉花价格与美国相比较，新疆棉花2006年生产成本比美国低27%，但到2012年生产成本比美国高22%。2013年新疆棉花临时收储价格为2.04万元·t-1，拍卖价格为1.8万元·t-1，而美国棉花价格仅为9 000元·t-1，即使按40%税进口，每吨价格也比国内棉花价格低6 000元左右。因此，要研发新技术，提高棉花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研究棉花种植户新技术采用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和影响因素设定

1.1 数据来源

对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进行调查，通过问卷的设计以及对调研点的选取，按照随机性、代表性、便捷性的原则，选取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县大西渠乡垄河一片村、包家店镇保林七队、包家店镇前哨村、兰州湾乡夹河子村等共14个单位进行了调研，随机抽取乡镇，每村抽20～30户，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300份，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无效和缺少信息的问卷，有效问卷为276份，有效率为92%。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业技术环境、农业政策环境等几个方面，访谈的内容主要是棉农采用新技术后的感想以及遇到的困难。

1.2 影响因素的设定

棉花种植新技术是指测土配方肥、平衡施肥技术、轮作技术、秸秆还田技术、新型的缓释化肥、生物农药、绿色农业生产、棉麦连作技术、棉瓜套种技术等。问卷调研选取棉农基本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棉花种植基本情况（种植面积、种植棉花的年数、采用的灌溉方式）、农业技术服务及意愿（是否参加农药使用技术培训、科学施肥的重要性、有无技术推广人员、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生产活动的影响、是否希望举办技术培训、是否愿意采用绿色环保的耕作方式、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社、希望的技术培训人员类型、参加技术培训所关注的重点、种植棉花收入增加了还是降低了、是否愿意为保护环境采用新技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新技术的）等18个可能影响棉农采用新技术的因素作为原始变量，接下来具体通过相关性分析进行确定。

1.3 棉农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表格冗长，选取性别、年龄两项影响因素为例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加以说明，其余16项分析方式相同。

表1显示，棉农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与性别呈正显著相关5%，Pearson相关性值为0.351，与年龄呈负显著相关5%，Pearson相关性值为-0.335。

其余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分别是：棉农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与文化程度、棉花种植面积呈显著相关5%，相关性为0.262、0.242；与采用的灌溉方式、是否参加农药使用技术培训、科学施肥的重要性、有无技术推广人员、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生产活动的影响、是否希望举办技术培训、是否愿意采用绿色环保的耕作方式、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社呈正显著相关5%，Pearson相关性值为0.345，0.365，0.269，0.369，0.171，0.286，0.261，0.193；与棉花种植年数、希望的技术培训人员类型、参加技术培训所关注的重点呈负相关，Pearson相关性值为-0.160，-0.053，-0.001；与种植棉花收入增加还是降低、是否愿意为保护环境采用新技术、了解新技术的途径没有显著相关性，通过相关性分析最终确定了15个自变量。

2 棉农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的logit二元回归分析

2.1 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原始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确定了15个自变量，为了进一步说明哪些是影响棉农采用新技术的因素，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logit二元回归分析，模型的因变量为二值变量，将棉农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作为因变量，定义棉农愿意采用新技术Y=1，否则Y=0。设以上X1，X2，……X15是与Y相关的自变量。回归模型为：E（yi）=Pi=β0+β1Xi1+β2Xi2+……+βjXi15。

根据问卷整理的数据，并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论，变量的选择及各个变量的取值。因变量为Y，其中是=1、否=0，自变量有性别（X1）、年龄（X2）、文化程度（X3）、种植面积（X4）、种植棉花的年数（X5）、是否参加农药使用技术培训（X6）、对科学施肥重要性的认识（X7）、有无技术推广人员（X8）、技术培训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影响（X9）、是否希望举办技术培训（X10）、是否愿意采用绿色环保的耕作方式（X11）、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社（X12）、希望的技术培训人员类型（X13）、技术培训所关注重点（X14）、灌溉方式（X15）。

2.2 模型结果估计与分析

使用SPSS17.0软件中的logit二元回归的方法，对276份样本棉农采用新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是将15个变量全部导入回归方程，运用向后Walds的方法，将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逐步剔除，重新拟合方程，经过7步回归后，最终得到最优回归估计模型，因此得到6个回归模型，模型一是引入全部变量的回归方程估计结果，模型二是迭代第六步得到的最优回归方程估计结果。

在每一步中做了Hosmer和Lemeshow检验，模型系数的卡方检验值的显著性P<0.05，因此接受预测数据和观测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的零假设，说明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同时能够对因变量进行很好的说明（表2）。

根据表2计量分析结果，对棉农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棉农基本情况方面。棉农的性别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男性更愿意采用新技术；棉农的年龄通过5%显著水平的检验并且符号为负，说明棉农年纪越大，采用新技术的意愿越低；棉农的文化程度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棉农，更容易采纳新技术，对新技术持有积极的态度。

棉农植棉状况。棉农种植棉花的年数通过5%显著水平的检验符号为负，说明种植年数越短的棉农越容易采纳新技术，棉农采用灌溉方式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负，说明采用漫灌的棉农对新技术的需求更强烈。

棉花种植技术服务方面。棉农是否参加过农药技术培训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参加过技术培训的棉农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强烈；棉农希望的技术推广人员类型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技术好的农户推广的技术，棉农更愿意接受；是否希望举办技术培训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棉农希望举办有关棉花种植的技术培训；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社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参加了专业合作社的棉农更愿意采用新技术。

3 结论与建议

笔者根据调查的276份棉农的数据，分析了棉花种植户采用新技术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影响棉农是否采用新技术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15个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棉农采用新技术意愿高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棉农的性别、文化程度、参加农药使用技术培训、有技术推广人员、希望举办技术培训、参加技术培训，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与年龄、种植棉花年数、灌溉方式显著性负相关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说，这9个因素对棉农采用新技术有显著的影响。问卷统计中棉花种植户对新技术愿意采用的棉农为221人，占被调查总体的80%，说明棉农对技术的需求强烈。

调查数据和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棉花种植户新技术采用意愿，可为昌吉回族自治州棉花种植业的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参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应该提高棉农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经常组织棉农参加技术培训，在农村设立农业图书馆，给棉农提供学习的场所，配备技术指导人员及时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对棉农的技术培训。其次，树立典型棉花种植户，起示范带头作用并给予荣誉表彰，调查中发现棉农更愿意接受技术好的农户的指导，从而调动周围棉农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使棉农愿意采用新技术。最后，政府要起到保障作用，对采用新技术的棉农给予政策支持，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加大对新技术的培训力度，增强棉农专业知识水平。同时政府需要加大补贴力度，尤其是对采用绿色环保耕作方式、使用有机肥、接受科学配方的棉农给予补贴，从调动棉农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笔者尚没有对采用新技术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行价值评估，此次调研中就对科学施肥的重要性和是否采用绿色环保的耕作方式进行了因素分析，棉农对于环境的认识程度不高，更多的是关注产量和增收的问题，用农业新技术来解决农村环境污染，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欢欢，马力，林群，等.广东省江门地区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水稻“三控”施肥技术采用为例[J].南方农业学报，2014（1）：153-159.

[2] 李楠楠，李同昇，于正松，等.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农户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种植技术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4（4）：542-551.

[3] 顾俊，陈波，徐春春，等.农户家庭因素对水稻生产新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对江苏省3个水稻生产大县（市）290个农户的调研[J].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7（2）：57-60.

[4] 韦志扬.我国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概述[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0）：9 714-9 716.

[5] 郭晶，郑亚莉.浙江省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浙江学刊，2007（6）：188-191.

[6] 满明俊，周民良，李同昇.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行为的差异分析——基于陕西、甘肃、宁夏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2）：68-78.

[7] 韦志扬，程二平，甘立，等.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广西农业科学，2010（11）：1 244-1 247.

[8] 陈波.农户采用水稻生产新技术和参与稻米产业化经营行为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5.

[9] 满明俊.西北传统农区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0.

[10] 李孟华，余国新.番茄种植户新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巴州226份番茄种植户的调查为例[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2（3）：49-54.

[11] 孙联辉.中国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

[12] 苏荟.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13.

[13] 张宏伟.农户兼业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以河北省冀州市魏家屯镇为例[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1（3）：31-34.

[14] 王丽娟，信丽媛，贾宝红，等.天津市蔬菜种植户科技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97个农户的调研[J].天津农业科学，2010（6）：105-108.

[15] 周未，刘涵，王景旭，等.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综述[J].天津农业科学，2010（4）：128-132.